黄剑华：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

四、天府文化绚丽多彩的内涵构成解析

前述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关系，主要是从源流与根脉的角度，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概略地分析了二者的地域特色和发展历程，以及与周边区域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关系。现在继续深入探讨天府文化的构成特点，着重分析天府文化的丰富内涵，对天府文化的传承基础、组成因素、人文特色、发展动力、城市魅力等方面做些论述。关于天府文化绚丽多彩的内涵，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

（一）悠久的历史传承是天府文化的基础

站在宏观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天府文化最重要的特色，是由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走向了兴旺灿烂的城市文明。如果说古蜀文明展现了古蜀国农耕文化的兴旺繁荣，那么天府文化则显示了由内陆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演化和发展，这个过程也是源远流长，而又绚丽多彩的。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1、古蜀时期的缘起。

成都平原很早就出现了城市文明的曙光，宝墩古城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就充分揭示了古代蜀人筑城而居的历史。这些早期古城，有利于防御洪灾，也促进了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兴旺。之后到了商周时期，大约兴起于鱼凫与杜宇时代的三星堆古城，已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明王朝迁都成都的时候，建筑了规模更为庞大的都城，更加促使了工商业的兴盛。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显示了成都在城市聚合模式上的独具特色，不同于中原与北方的城市，也与其他区域的城市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宝墩、鱼凫等早期古城遗址所处的时期尚是古蜀文明的孕育时期的话，那么在宝墩、鱼凫文化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来的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则显示出古蜀国在这个时期已完全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以及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媲美的文明形态。而成都这座大规模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则使古蜀文明进入了更加繁荣兴旺的时期，也为天府文化的继承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秦并巴蜀之后的作为。

秦人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了新的成都城与临邛城、郫城等，并往蜀地大量移民。扬雄《蜀王本纪》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与长安同制”。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记述了秦人修筑成都城的经过，“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后“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实际上秦人修筑的成都城分为大城与少城，“张仪既筑大城，为军事政治中心，继筑少城，为经济中心”。城市功能的完善，使成都成为了蜀地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并由此而形成了主流社会的聚合模式，有效地促使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也为天府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3、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积极意义。

《史记》记载，汉武帝在武力经营西南夷的过程中，不仅派遣了军队，还调动了民众，使“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道路的开通为巴蜀地区带来了很多便利，“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汉武帝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对西南地区的行政管理，加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团结和统辖，也促使了蜀地城市的兴旺发展。成都的城市规模在汉代有了明显的扩展，已成为日益繁荣的西南名城。西汉末年公孙述在蜀地拥兵自重，曾利用成都的富庶与繁华，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后来光武帝刘秀派兵征伐，将成都与蜀地重新纳入了东汉统一的版图。《后汉书》卷十三说个公孙述“窃帝蜀汉”，败亡而终；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汉末战乱之际，能够“于一隅之地，存礼乐于残缺”，“储文物以待光武”，还是有贡献的。这也反映了成都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天府文化每逢战乱之后，对恢复经济与文化繁荣发挥了重要的滋润作用。

4、诸葛亮治蜀的影响。

诸葛亮是三国时代智谋超群的杰出人才，后人常常将他比作智慧的化身。诸葛亮辅佐刘备创建了蜀汉政权，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在治国安邦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措施，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展示了他过人的才能。据陈寿《三国志·蜀书》与常璩《华阳国志》等记述，诸葛亮治理蜀汉有很多亮点，首先使人赞叹的是诸葛亮的忠诚与廉洁，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说：他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此外别无贏财，这等于向群臣与百姓都公开了自己的家产，毫无隐晦与遮掩，史书说“及卒，如其所言”，这种廉洁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其次是团结人才和举贤任能，“亲贤臣、远小人”，对蜀汉政权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者是平定南中，恩威并用，对孟获七擒七纵，正是这个“攻心为上”的用兵之道，终于使孟获心服口服，南中地区大小诸夷从此不复叛乱。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将南中的俊杰人才任以官职，加以重用，不仅团结了南中地区的大姓富豪，也笼络了西南各夷的民众人心，有效地加强了对南中各郡的管辖和治理。并“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充分利用南中的人力物力，补充和加强了蜀汉的力量。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对加强汉夷文化交流也做了很多事情，将汉文化传播到了诸夷各地，将织锦技艺也带到了南中。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赵藩撰写的楹联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便对诸葛亮治蜀的贡献与经验教训作了言简意赅的评述，常使观赏者驻足赞叹，带来有益的思考。如何治理蜀汉，“攻心”和“审势”确实是两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既给人以警示，又令人深省，至今仍非常有借鉴意义，需要我们去仔细品味其中的精髓。诸葛亮在历史上的杰出作为与深远影响，也丰富了天府文化的内涵，对天府文化的发展与弘扬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后来的社会变化与商贸发展。

蜀地自古盛产丝绸，促使了商业与贸易的兴旺，也为天府文化带来了繁荣。汉代蜀地已是“女工之业，覆衣天下”。据《隋书》卷二十九记载，南北朝之后蜀地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形成了很多城市，成都更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异常繁荣的一个时代，无论是社会经济或是思想文化，都达到了鼎盛。这是古老的中国进入中世纪，迎来的一段空前辉煌的时期，开放的格局，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加上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成都的蚕桑丝绸业发展迅猛，这时已成为著名的蜀锦生产织造中心，并带动了蜀地很多州县成为绢帛产地。据《大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记载，四川的绢产地有28个州，约占当时全国87个产绢州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四川是唐代最重要的绢产地。精美的蜀锦，代表着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不仅是唐宋时期四川的骄傲，亦为中世纪的成都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农业的富饶与织造业的兴旺，使成都在唐代已发展成为一座全国最繁华的商业都会，当时能和成都相比的只有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了。扬州由于隋朝大运河的开凿，成了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迅速发展成了商贸繁华之地。《元和郡县图志》说，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唐朝诗人武元衡诗序中也评述说：“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扬州在隋大业初称为江都，曾是隋炀帝的行都；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安史之乱离京入蜀，对成都的繁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都曾号称为南都；这便是成都和扬州被唐人称为重藩与左右皇都的典故由来了。唐宣宗时有个叫卢求的文人，在《成都记序》中分析比较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卢求的看法显然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分析也很有道理。成都代表的是源远流长的繁华，新兴的扬州在这方面是过于稚嫩了。之后扬州遭遇了唐末五代时的连年战乱，“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只有成都依然保持着安定和繁荣，为战乱后的中国继续提供着大量的蜀锦和各种丝织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再一次显示了天府之国的鲜明特色。宋代四川依然是全国最重要的蚕桑丝绸基地，南宋时期蜀锦是同少数民族交换战马的重要战略物资。明末四川遭受了兵燹之灾，成都锦坊尽毁；清代前期从湖广等地大量移民到四川，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大兴农桑，百废俱兴，四川的丝绸织锦业又重新恢复了兴旺，成都也再次发展成为一座生机勃勃的都市。总之，蚕桑丝绸和商贸业的兴旺，给成都带来的富庶与繁华，称得上是天府文化发展史上一篇最灿烂的华章。

（二）治水精神是天府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

蜀地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治水传统，传说大禹治水，就是首先从治理岷江水患开始的。《禹贡》说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就是明证。大禹治理岷江水患，采取了筑堤防洪与疏导河流相结合的办法，导山治水获得了成功，然后才推广到了全国。扬雄《蜀都赋》中说“蜀都之地，禹治其江”，这才“郁乎青葱，沃野千里”。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禹汤时期，是自然灾害多发期，旱灾与洪水曾交替出现。王充《论衡·感虚篇》就说：“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洪水之时，流滥中国，为民大害”，成都平原上古蜀国早期城址群的营建，就与防备水患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宝墩、鱼凫等古城遗址的分布地点以及独特的围堤形式的城垣，都显示出了这一鲜明特点。古蜀国杜宇时期，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扬雄《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说杜宇时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由于洪水成灾和治水的结果，而导致了古蜀两个王朝政权的更替，这也可以说是古代蜀人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秦并巴蜀之后，在李冰担任蜀守期间，对蜀地的水患进行了更彻底的治理。史籍称李冰“能知天文地理”，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奇才。李冰治蜀事迹甚多，涉及经济建设诸如水利、交通、盐业等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特别是在水利建设方面，建造了都江堰，更是功绩卓著。都江堰不仅是古代科技与聪明才智的结晶，更是意志与人格力量的体现。古代传说，李冰修建都江堰时曾与江神进行了大无畏的搏斗。《水经注》卷三十三引《风俗通》对此有一段精采的记述：“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厉声以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牛斗于江岸傍，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当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李冰率领军民凿平溷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李冰大兴水利，为民除害，斗智斗勇，豪气冲天，终于大获全胜，所以人们夸张他的神勇，将他描绘成了一位智勇超群斩除江神的千古不朽的世纪英雄。“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平原从此成了风调雨顺、物产富庶、安居乐业之地。用历史的眼光看，水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并不单纯是一项工程，包括传统文化以及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诸多因素，都凝聚在里面。都江堰不仅是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结晶，更是天府文化的一个骄傲。都江堰两千多年来始终如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这是一项天人合一的科学的综合水利工程，它顺应了自然规律并将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从此旱涝无虞，开创天府，造福天下。

概而言之，从大禹治理岷江水患，到李冰建造都江堰，都显示了一种伟大的治水精神。这种治水精神，应该包括三个内核：一是战胜自然灾害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二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科学精神，三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三个精神内核是互为表里，相互交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种伟大的治水精神，才使成都平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治水精神也堪称是天府文化的精髓所在。都江堰作为治水精神的象征，流淌的不仅是奔腾的清冽江水，更流淌着一种壮丽的驯顺、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传统、一种造福千年的奉献、一种至圣至善的智慧、一个光辉而又独特的精神世界。

（三）人文的绚丽与厚重是天府文化的主要内涵

人文通常是指各种文化现象，而观念与习惯则是文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天府文化的绚丽特色与厚重内涵，在人文观念方面也有着非常突出的展现，包括神话传说、精神崇尚、信仰观念、文化习惯、民俗传统等等，自古以来就富有特色。譬如太阳崇拜的神话传说，就肇始于古蜀时代，先在巴蜀与南方地区广为流传，后来才传播到了北方与其他地区，在整个世界东方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古代蜀人撰写的《山海经》篇章中，就对十日神话作了精彩的阐述，说十个太阳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都是会飞翔的神鸟化身，每天轮流从东方的神树扶桑飞往西方的神树若木，表现了独特的思维与丰富的想象。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曾指出：“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它所流传的代表它的传统文化的典籍……巴、蜀之地当也有它自己的作品，《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中，就有许多与太阳神话有着密切关系的珍贵文物，最为典型的就是青铜神树，堪称是十日神话最为生动而又形象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出现的射日神话，也肇始于古蜀时代。《楚辞·天问》有“帝降夷羿，革孼夏民”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二者的说法如出一辙，可见“帝”就是南方神话系统中的太阳之父帝俊。唐代成玄英注疏《庄子·秋水篇》时曾引用古本“《山海经》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可知射日神话的由来，最早也是从《山海经》中的记述开始流传的。过去学界有人将“夷羿”说成是东夷之天神，显然是误解。其实关于“夷”，商周时代已形成“四夷”观念，东夷只是上古以来“四夷”之一，更多的则是指西南夷。譬如《史记》与《汉书》皆称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为西南夷，而称沿海地区为吴、越，对于南方则称南蛮与滇越或骆越，可知“夷”主要是指长江流域上游地区。上古夷人就以制造弓矢出名，有学者认为“夷”字的写法，就表示一个背着弓箭的人。任乃强先生认为，“‘夷’字，本取负弓引矢，狩猎民族之义。《西南夷》之夷字，用此义；非同《尔雅》‘东方曰夷’之义”。可见西南夷擅长狩猎，很早就以制作弓箭闻名于世了。三星堆出土金杖与金沙遗址出土金冠带上都刻画有长杆羽箭，便清楚地表明古蜀先民是善于制作和使用弓箭之人。毫无疑问，羿是南方神话系统中的射日英雄，他上射九日，救世除害，充分显示了豪迈无敌的英雄气概，这与前面所述的治水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太阳崇拜与射日神话曾盛行于蜀地，现在南方有些民族地区迄今仍津津乐道，已成为我国地域民俗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一项重要内容。

又譬如天门观念，也是古蜀时代的一个悠久传统，显示了古代蜀人独特的崇尚与习俗。扬雄《蜀王本纪》记述，秦朝李冰为蜀守的时候，“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并记述了专门的祭祀，“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古蜀族是兴起于岷江上游的一个古老部族，后来在成都平原开创了古蜀国，在古代蜀人的心目中，蜀山（即岷山）是祖先起源的圣地，也就成了崇拜和祭祀的神山，同时也视为灵魂的归宿。三星堆出土玉璋的图案中，在两座神山之间就刻画有天门符号，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上也刻画了天门图案，便反映了古蜀早期比较原始和质朴的魂归天门观念。之后在四川简阳鬼头山崖墓出土汉代3号石棺上有“天门”画像，在重庆巫山东汉墓葬中出土的7件鎏金铜牌饰有隶书“天门”榜题文字，说明了这个观念的传播。《三国志·乌丸传》注引《魏书》有对东胡乌丸人死后送葬的记述：葬则歌舞相送，取亡者所乘马与衣物及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蒙文通先生指出：“古时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巴蜀说魂魄归天彭门，东北方面又说魂魄归赤山，这都是原始宗教巫师的说法，显然各为系统。从这一点来看，巴蜀神仙宗教说不妨是独立的，别自为系”。天门观念并不单纯是一种丧葬习俗，也显示了古代蜀人独特的崇尚心理。而这种崇尚与习俗的独特性，也正是天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又譬如昆仑仙话的起源，也与岷山之域有着密切关系。古蜀时代已有“神化不死”与“得仙”的传说，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又说杜宇升西山隐焉。古代蜀人撰写的《山海经》篇章中，也有很多关于鬼神与仙话的记述。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神话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系统，战国与秦汉时期则主要有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这时出现的西王母仙话、黄帝仙话、蓬莱仙话，就是由此演化而成的。仙话竭力宣扬长生不死与得道升仙观念，获得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信奉，因而大为盛行。早期的仙话主要以入山成仙为主题，与昆仑仙话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传说中的昆仑仙境究竟在西北什么地方，历来说法不一，当时并无一个准确的位置。昆仑仙话中的西王母掌管着长生不死灵丹妙药，或说“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或说住在昆仑之丘。有学者认为，关于传说中的昆仑山，“其实并非一个现实的自然地理现象，而是一个幻想的人文（神话）地理概念”。而“玉山”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玉垒山与蜀山或岷山的，王充《论衡·异虚篇》说“河源出于昆仑，其流播于九河”，而岷江曾在较为漫长的时期内被古人视为长江的源头，后来才为地理学家们更正。扬雄《蜀都赋》中说到湔山与彭门，“北属昆仑泰极”。后来的《玄中记》中说“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为三孔，西北通昆仑”。这也透露了古人心目中蜀山与昆仑山的密切关系。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中有等多篇为蜀人撰写，当然要写最熟悉的蜀山了。《山海经》中关于西王母的记载，所居之处的昆仑与玉山，便都有蜀山的影子。从时间上看，古蜀时代很早就有了仙化的传说，鱼凫的仙去应在春秋战国之前，由此可知蜀山是仙话的发源地。后来的昆仑仙话，很可能就是肇始于蜀山，从古蜀的仙化传说演化出来的。昆仑仙话中有开明兽，与鳖灵建立的开明王朝称号非常巧合，任乃强先生认为：“疑鳖令氏族以开明兽为图腾，自丛帝开始。是用昆仑神兽之义，以示威灵也”。至于昆仑的说法后来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秦汉时期的方士们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兴趣和幻想，而编造了许多新的传说，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成分，昆仑的地理位置也因此呈现出了越说越远越说越玄的情形。从考古发现看，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有大量关于西王母的描绘，从体裁内容到构图风格都别有特色，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便和蜀地自古以来的崇尚有关，也充分反映了昆仑仙话在蜀地的传播与流行。

道教的发源地，也在岷山之域。东汉末张道陵（初名张陵）为了创建道教，曾考察了很多地方，从沿海之滨到了洛阳等地，在北邙山修炼三年，并到过长江中下游许多名胜之地，后来西行来到四川，终于选定了大邑鹤鸣山作为隐居修道之处，由此而创立了本土宗教道教。道教兴起于岷山之域，并非偶然现象。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为道教的发祥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张道陵创建的道教（当时俗称“五斗米道”，后来又称为“正一盟威道”或“天师道”），是一种具有主神崇拜特征的多神教，以追求长生不死和成仙为最高目标，这与古代蜀人的崇拜观念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极易为蜀人所接受和信奉。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如出一辙的情形，也可能是张道陵接受了古蜀信仰观念习俗的影响，而加以了巧妙的改建，亦可看作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在新的宗教形式中的一种张扬。张道陵创建的道教，还有运用道法驱鬼去邪、使用符咒为人治病的方式和内容，这与古蜀时代昌盛的巫术，也是一脉相承的。道教中关于龙、虎的观念，也与古代蜀人的原始崇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仙人骑鹿也是秦汉时期蜀地广为流传的神仙话题，四川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仙人骑鹿和龙虎都是描绘得较多的画面。这些显然都对创立和传播于西蜀地区的道教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为道教所利用，给予了新的诠释和发挥，融入了新的宗教形式之中。概而言之，道教这一汉民族最大的本土宗教，兴起于岷山之域，最先传播于西蜀地区，吸取凝聚了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中的许多东西，所以我们也可称它是中国内陆农业文明的产物。鹤鸣山和青城山作为道教起源的祖庭和洞天福地，不仅是蜀中地域文化的自豪，也是为中国和世界共享的一笔自然文化珍贵遗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蜀中始终是道教的重要活动基地，在道教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道教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通过西南丝路传播到了南亚地区，对印度的宗教文化产生过影响。道教还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等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从古蜀秦汉以来，古代蜀人在艺术创作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表现。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对人物形态的刻画，有的极具夸张，有的生动逼真，其造型与工艺都堪称精妙。又譬如成都境内和四川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也独具特色，洋溢着浓郁的艺术魅力。出土的汉代陶俑如说唱俑之类，也妙趣横生，令人赞叹称绝。还有四川各地的汉阙与石雕，也雄浑大气，显示了雕塑与建筑方面的独特风格，在构思与技艺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古代蜀人特别擅长形象思维，对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都非常熟悉并能运用自如，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这种艺术方面的精彩纷呈，独具一格的浪漫瑰丽，表现风格的神采飞扬，也充分显示了天府文化绚丽多彩的特色。四川考古发现的巴蜀图语，也是古代蜀人擅长形象思维的产物，有着非常奥妙的含义，虽然使人费解，却洋溢着匪夷所思的艺术魅力，展现了天府文化的独特与奇妙。

此外，天府文化在人文特色方面，从衣食住行到生活习俗，从传统观念到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交通文化、手工技能、节日庆典、语言交谈、崇尚习惯、文学与音乐、学术传承等方面，从物质文明到精神内涵，都有很多精妙而又独到的特点。

（四）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是天府文化的重要动力

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也是天府文化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不断促使与推进天府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文献记载看，西汉初，四川的教育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文翁在成都创办了石室讲堂，促使了蜀地教育事业的兴旺，同时也开创了全国各郡办学之风，对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在汉景帝时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于是大力兴办学校，“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述：“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值得提到的是，大文豪司马相如在赴京师游宦之前，曾执教于成都的石室讲堂。《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寰宇记》就记载说：“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又据秦宓引《地里志》说“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认为“汉家得士，盛于其世矣”。《汉书·地理志》对此也有记载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而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代蜀郡教育的兴旺，为蜀地带来了文化的灿烂，也促使了人才的大量涌现。正如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说，“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得意之徒恂恂焉”。从汉代开始，蜀地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风气，对后世的传承与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通过《华阳国志》与《汉书》的记述，可知文翁是继李冰之后在蜀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位杰出郡守。天府之国由于拥有了李冰和文翁这两位客籍的杰出人物，而是多么的荣幸。用历史的眼光看，李冰和文翁治蜀期间的非凡作为，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冰为天府之国修筑了一条造福于历史的伟大工程都江堰，文翁则大力兴办教育获得了极大成功，不仅功在当世，而且影响深远，由此而开创了一代新风，使蜀地成了一个文化勃兴和文运昌盛的地区。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府文化孕育了众多杰出的人物，不仅与人文积淀的熏陶与影响大有关系，同时也与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常说文宗在蜀，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源，便与天府文化的孕育有关。除了蜀地诞生的许多杰出人物，还有很多外来的英杰之士，入蜀之后便都接受了天府文化的滋润。包容和谐的成都平原犹如巨大的聚宝盆，汇聚了来自于各处的英才，很容易找到自己的落脚点。成都经常被人们称为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这也是天府文化巨大的魅力所致，与天府文化给人的浸润作用和非同寻常的吸引力是分不开的。

（五）成都的城市生活充分展现了天府文化的浓郁魅力

成都是天府文化最重要的汇聚之处，也是最能彰显天府文化亮点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一直是天府之国核心区域的行政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从古蜀国开明王朝于此建都以来，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饱经沧桑却并未衰落，依然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光彩耀眼，如今已成为西南地区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会。成都的昌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奥秘，就是得益于天府文化的滋养，使之历久弥新，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城市个性特色，同时也始终张扬着一种特殊的城市文化魅力。城市的个性，其实就是地域文化的特色；而城市的魅力，说得透彻一些，也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兼容并蓄、保持个性、知快守慢、与时俱进、面向未来，这是成都城市生活的主要特色，就充分展现了天府文化的浓郁魅力。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以成都为代表的城市生活，城市的休闲特色，城市的舒适感觉、汇聚与包容的城市风气，知快守慢的生活节奏，兼容并蓄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这既是成都的个性特色，也是成都的魅力所在。成都富有特色的城市生活，与其独特的人文环境，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成都是一座宜居之城，也是一座创新之城，在成都不仅可以共享舒适的生活，也可以在事业上奋发努力大有作为。

众所周知，来自海内外的人们，只要到了成都，就能体会到天府文化的魅力。从名胜古迹到市井茶馆，从考古发现到川西古镇，从温润的气候到繁华的都市气息，从方言乡音到美食小吃，都闪耀着天府文化的个性光彩，给人以独特的感受。然后就会喜欢上成都，到了成都就不想离开，或者走了之后还想再来。天府文化的特色和吸引力，在成都可谓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彰显。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蜀文明、秦汉美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