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妆不得进地铁，广州地铁做错了吗？丨凤凰网评论

文丨特约评论员 刘远举

近日，广州一女生化了一个哥特式风格的妆，在进地铁时被拦下，女安检员叫来班长，班长告知乘客“妆有问题，太恐怖，请原地卸妆”。后来，经过沟通，地铁安检最终放行。此事引发了当事女生的不满，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明确“奇装异服”界限。引发热议后，广州地铁致歉，当班班长停岗，重新接受培训。

所谓哥特式妆，是将死亡、苦痛看做生命的一部分，通常会搭配较为浓烈的深色妆容，如黑色的指甲、眼影和唇色等，有时候的确令人感到恐怖。不过，当天被拦女生的哥特装就是涂了黑色嘴唇、紫色眼影，并不算太过于夸张，也并不恐怖。安检员有些过于严格，损害到乘客权利，所以，招来批评，地铁方面道歉，都不算太冤。

不过，奇装异服到底能不能进地铁？则不能由此简单的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那么，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事情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也是最简单、最明了的，即参差多态，装扮自由是民众自主的选择。关于这个层次的论述，已有很多了，不过，那位女生所要求的“希望有关部门明确奇装异服的界限”，是一个具有很高公共意识的要求，应该被重视，所以，重要的是对界限的讨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宣讲。

应该看到的是，地铁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狭小的公共空间，这和敞开的公共空间不一样，其自身的很多特点，导致很多时候，一点小事，就会引发集体恐慌，甚至引发踩踏事故。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公共利益，人的确有必要让渡一部分自由与权利。

这就是事情的第二个层面，即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界限，即所谓的群己界限。

1919年，美国首席大法官霍姆斯（Justice Holmes）在判词中首次提出“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虽然性质不同，但事情的确有相似之处。地铁上发生踩踏，并不需要真实的危险。一个人突然回头，看到一个恐怖的妆容，惊叫一声，逃离这个人，在较为拥挤的情况下，周围的人不明就里，就可能引发接连的惊恐、呼喊，连锁反应不断扩散，就可能最终引发踩踏等恶性事故。

一件事物，是不是恐怖，会不会有危险，在不同的民情和氛围的各个国家中，后果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有万圣节传统的国家，这一天中大家看见各种奇装异服，甚至恐怖服装都不会恐惧。但在中国，毕竟没有这个传统。正是基于这个逻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地铁管理方，都对乘客穿着有要求。广州地铁就曾提醒过，对于穿着各类奇装异服，尤其是假扮惊悚形象的乘客，广州地铁工作人员一旦发现会及时进行劝阻。

中国的“拜规矩派”，始终对老百姓的基层民生日常充满苛刻。但是，规矩是人定的，在定规矩的时候，方法论的逻辑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比舆论中的声音更加重要，更加客观。

比如，在此类事情中，cospaly、二次元这样的小团体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加之人年轻、文化更高，更熟练的使用网络，社交媒体，这就使得他们获得了更的关注，有更强的话语能力。这就会造成公共决策的失衡。所以，思想上的方法论，抛开了群体与阶层的偏见，也撇开了不同群体在话语权上的差异，比主观的乘客感受更加客观，也比网上的舆论更加客观，这就是所谓有理有据。

不过，生活是复杂的，仅仅是以上逻辑上的、方法论的定性判断，还远远不够，很多时候，需要有具体的、量化的、甚至折中的标准，才能执行。这就是事情的第三个层面，标准应该是怎么样的？该如何执行？

在这类事件中，这是最模糊也最困难的部分。比如，同样是哥特装，有些很吓人，但有些也能上大雅之堂，杨幂、高圆圆等都有过哥特装，并不吓人，而是高贵典雅的观感。曾有媒体报道，地铁安检员不准穿着萝莉装、女仆裙的乘客进地铁，显然，这就过于严格了。

实际上，正因为模糊而困难，所以，现在并无法律法规、地铁条例对“奇装异服”进行明确禁止。也正因如此，才让涉事地铁工作人员显得有些“师出无名”，而被劝阻的乘客也心有不甘，所以发帖质问。

什么装束放行，什么装束不放行，的确很难有条款化的、详细的规定，如果有确切的标准，这个成本太高——总不可能把装束都列举出来。这就必然需要赋予安检员自由量裁的空间。那么，回答这个女生的问题，答案仍然是：标准由安检员来确定。

这不是没有标准，即便最明确的法律，也有法官的自由量裁空间。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时候，方法论逻辑，就变为了现实的，折中的、具体的，需要执行的问题，进而变为了执行人的问题，所以，归根到底，这是人的问题——更好的人，就有更好的标准与执行。自由量裁的权力空间，需要具体的执行人有更高的认识、约束来匹配。安检员必须认识到自己工作带有公共性质，需要自己为此负责，太松了不行，太紧了也不行。

所以，这就需要地铁运营部门在职业培训的时候，做好工作。不仅做好技术的培训，也需要安检员认识到自己工作的公共性质，有这个意识之后，安检员就会以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来达成对权力负责，并进而更好的，起码在其自身认识水平之下，权衡好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

所以，界限最终仍然没有条文化的规定，仍是模糊的，但提高执行人的认知与素质，却能平息大多数争议，避免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陷入舆论的批评。

其实，对于中国大多数公共议题，方法论逻辑与具体执行者的认识水平，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