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日本史学界,存在一股暗流,有些日本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历史研究,篡改历史曲解历史,否认中国对日本的历史影响,强调日本从古到今是一个大国,和中国是平起平坐、对等的国家。”韩昇对这股暗流做出了回应。
韩昇曾经发表《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在文章里指出,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的任务就是保持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为样本的改革,建设“律令制”国家。
最明显的例子是,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简直就是中国长安城的袖珍版。通过对井真成和遣唐使的官职品级与唐朝的“赠官”的对应研究,韩昇确定日本不仅沿袭了唐朝的官职、律令,从内容到格式几乎都是唐朝的翻版,甚至连日本的官服级别颜色也受到中国影响,和唐朝官服颜色很相近。
近代以前,自汉代直至晚清,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的东亚秩序,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它的前提是朝贡国接受中国皇帝(天子)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每个国家在统治者交替之际或者遭受侵略等重大事情发生时,都会派外交官员和使团到中国朝见皇帝,递交本国王室的国书。
在《隋书-倭国传》里,保留了一封日本到隋朝使节所携国书,这封圣德太子发出的国书,为607年(隋大业三年)的国书开头和落款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对于这件国书,今天日本史学界有多种解释。有学者赞同对等说:从方位上解释文中的日出处与日没处,亦即对应于东方和西方,日本企图与隋朝对等；也有些学者认为日本优势说,以日出与日落对应,认为倭王以旭日东升自况,而以日薄西山暗喻贬损隋朝。
当时,隋炀帝见到第一通国书后,当场大怒,斥骂倭国国书“蛮夷无礼”。韩昇通过对《隋书》的研究发现:当时,突厥沙钵略可汗势力强盛时,曾致书隋文帝,用了“天子”对“天子”的格式,企图政治地位对等,但隋文帝在给沙钵略回书时用的是“天子”对“可汗”的格式。而当沙钵略势力衰落后,他致隋文帝的国书也发生了变化,不敢用“天子”,对隋文帝则仍称“大隋皇帝”。“因此,隋炀帝认为日本倭王的无礼之处不在于“日出处”与“日没处”的用法,也不在于东西对称而在于倭王使用了和隋朝皇帝并称“天子”,毫无上下尊卑之别。”韩昇对我说。
倭国自称“天子”是隋朝不能接受的,故隋炀帝派遣裴世清赴日本时所携国书称“皇帝问倭王”,在《隋书》的《倭国传》里,也同样将倭王称呼“倭国君主”,言下之意是,隋朝皇帝为普天之下的皇帝,而四邻则为藩属于隋的王国。
当时倭王亲自接见裴世清,对他说道:“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倭王语气谦恭,即日本抱着向中国学习的态度,力图重开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绝无故意用藐视中国的国书进行挑衅的道理,所谓今天日本学者以“日没处”来表明日本比中国优越云云,是他们对日本外交的臆解和溢美。
韩昇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副会长。长期从事东亚国际关系史和魏隋唐史的研究。出版《唐太宗治国风云录》、《隋文帝转》、《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海东集》、《盛唐的背影》、《苍茫隋唐路》等著作十余部。
“我和日本东京学派、京都学派的许多学者是朋友，在学问面前，我们还是要求真，不能套交情。”
1982年韩昇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留学，后曾任教于东京大学、明治大学、关西大学，在央视“百家讲坛”先后开讲《盛唐的背影》《寻找曹操》《风云唐太宗》《中华家训》等系列节目；
1990年起在《历史研究》及国际学术杂志发表系列论文，运用考古新发现材料，论证日本佛教是在四世纪前后首先由中国传入，推翻日本学术界认为佛教于六世纪中后叶由朝鲜传入的传统见解。
1995年出版《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专著，在国内首次全面研究古代中国前往日本的移民这一重大课题，论证魏晋时代中国人经由朝鲜移民日本的过程，研究其迁徙过程、在日本的存在形态及对中国制度文化移植上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7年第5期发表专文，评价此研究为“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该研究还入选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
本文为我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的独家专访之三，首次发表，禁止转载。
为政治服务的东洋史研究
张英：日本的汉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韩昇：从日本有文字以来他们就开始研究中国了。在日本中国历史的地位很特殊，日本的历史很多时期就是中国历史，因为不可分剥，他们把它叫做东洋史，可以剥离开的称作世界史。因为离开了中国，就没有办法研究日本，因此，中国史在日本几乎就是准国史的地位。
张英：日本的东洋学（汉学）居然是从日本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到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南条文雄利用军队抢夺中国的藏语佛经为发端开始的，一部分作为日本驻北京军队的礼物献呈给天皇（后转东京大学收藏）；另外一部分送给了当时的大谷大学。日本的东洋史自此开始。
韩昇：还有当时的日本帝国大学，它和东京大学等几所学校一起构建了日本的东洋学，这些大学前期用的还是那些受西学影响的旧学者，比如 ，后来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受德国兰科史学的影响， 在那边任教，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的学者是白鸟库吉，他们研究的是中国塞外民族史，和当时日本的国家政策紧密呼应的，正好日本往朝鲜、中国扩张，进入这些地方后，怎么统治这些地方，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包括中国周边的民族，中国和这些民族的关系，这些关系里面有什么是可以利用的，都是他们研究的重点。
张英：因此，东洋学兴起的时候，就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的，就是为他的扩张侵略服务的。
韩昇：可以这么理解。他的这种研究有这样的目的，但这种研究很认真很客观，并没有去扭曲学术。日本的东洋学有一个做法比较好，他是在学术的基础上比较客观地去分析你的成败，而不是人为地去制造一个成败。因此，这种学术研究成果沉淀下来还是可以用。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还比较客观公正，包括满铁在中国进行的华北农村调查、内蒙古调查，因为这一部分是将来要并入日本版图的，是容不得假的，所以这一部分调查研究做的蛮结实。美国的华人学者黄宗志，他做的华北研究大量用了满铁的调查资料，他认为那个做的很好。
张英：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本的汉学学者起了什么作用？
韩昇：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汉学界应该说是一边倒地成为他们的思想库，日本当时政府发起了一个研究计划：中国异民族政府史，这是当时一个很庞大的研究，日本主要大学的教授都参加了，所谓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就是吸取非汉人怎么统治汉人，为日本统治中国作准备。
对这些研究，我们要一分为二来看，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从学术上来考量，日本学者的研究做得非常严谨、认真，他们不是为了统治去歪曲历史，也没有搞影射史学，做是非常认真。
所以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看他们的这些学术成果，翻开那些书，你会觉得做的非常好。但你一定要清楚，他们所有的东洋史研究都是出于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控制亚洲。
张英：日本的汉学研究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二战失败后日本有一个反思，这个反思之后有什么变化吗？
韩昇：我对日本汉学没有总体性的了解。就我所看到的，日本最强的是中古时段，因为中古时段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国最强的领域，现在应该说是一片凋零。我想别的历史段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一直想写一篇日本汉学的回顾，为什么呢？他的传统被打断了。日本的汉学前期强在江户以来的汉学根基，他汉文读得懂、读得好，完全按照清人的小学训诂来做。这个传统维持下来，一直到我们的长两辈，迎来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来自于社会的异变和对二战的彻底反思，刺激了日本学者研究很多问题。那个时候的学者中文很好，又有反思的驱动力，所以达到了史学的高峰。
比如我批评的那个日本唐史学会的会长，井上真墓志的160个字里面他只翻译80个字，其它的字他不认识，翻译的80个字还错掉一半，而且挑的还是他哪一年生哪年死来翻译，里面的韵文全部都跳过，为什么？他读不懂。完全是对中国想象着理解、来编织他的东西。
前两天有个九州大学的人来复旦作报告，我请很多人来听，听了以后都很失望，就是随便的数量化统计，没有一点深入性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日本汉学相当低潮的时候。
张英：日本的汉学研究对西方影响很大，甚至影响了费正清这一代美国和西方的汉学研究，为什么？
韩昇：近代的日本史学对西方的影响要超过中国，特别是中国有一段把历史当做注释工具的时期，基本上西方人不看中国的历史。很多西方学者就是希望借助日本来研究中国。首先是因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我们前两代学者，他们学术水平非常强，做了非常好的研究，《剑桥中国史》的基础研究都是用日本学者的。
那时候，中国也有很多好的学者，日本汉学界憧憬的不得了，但那个时候中国非常不幸，处于一个以史注经的时代，这个以史注经是人家不要的。西方人就用日本的基础研究加上他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我们中国人读起来蛮新鲜的。
美国人读不懂汉字，日本学者把很多东西翻成了英文，所以他们是借助日本翻译的英文来阅读中国。比如在佛教里很典型像铃木大佐，他太太是美国人，大量的佛教的东西都被他们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宣讲，所以今天你看英文里面的佛教名字全部是日文，中国人今天再翻译已经不行了，因为整个词汇都已经变异了，都是从日文过去的，而且西方人也习惯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多，战后建立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完整、方便，全部开放。中国的图书馆都不好用，还有许多限制和禁区。所以西方的学者基本上是都在日本做汉学研究，资料很容易调、很容易读，也没有什么禁区，然后读完以后到中国来看看。
张英：目前的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韩昇：今天，中国文化应该说还处于一个正在确立的过程，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也不能太自大。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有很多方面还是没有很好的确立。特别是这几年学生的浮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我们的传统和现在怎么变化，怎么确立，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还在上升期的摸索当中，国家是处于一个上升期，国家在发展文化也会进步，这个前景还是好的。
日本去中国化从江户末期就开始了
张英：艾尔曼认为，18世纪的中国很成功，19世纪是失败的。但是日本人为了政治需要把中国18世纪描述成都是失败的。
韩昇：我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朋友，他也认为中国的18世纪非常成功。而且认为中国的民族团结政策上我们应该回归清朝，清朝在处理同周边民族的关系处理上有很多成功的做法，比如说处理与维族、藏族的关系要比今天成功的多。
像西藏那个金瓶掣签是清朝定的，真正完全意义的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而且对方也承认心悦诚服，所以我们有必要好好去总结清朝的经验。我这个朋友搞了一辈子汉学研究，他一直再对我说，我是真的喜欢你们中国，如果我不喜欢就不会讲这些，最好你们就像很多日本人期望的那样，搞的乱七八糟四分五裂，搞到最后这些地方都独立了。
张英：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上，日本学术界一直存在矮化中国和去中国化？
韩昇：今天日本认为他们是亚洲的领袖、比你中国强，那么它在历史上也不能比中国弱。所以他们是有意识在改动古代的历史。否定中国，确立自我。这就是他的历史出发点，他们在这些地方做了很多手脚。
以前他自己的历史记载都不承认。你跟他摆事实讲道理，他就狡辩说这是中国史官的大中华主义者的捏造，全部否认。
现在你到日本随时能感受到这一点，日本一定要通过压低中国来确立他的自我存在。我能理解他们的动机，因为他不贬低中国就没有自我。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现实背景。
张英：这种贬低有具体的例子吗？
韩晟：这种地方我觉得还蛮多的，有意识地去贬低中国。有一些做法是学术性的有一些不是学术性的。比如说佛教的研究，日本学者也在建立一个佛教系统，说日本佛教不受中国影响，是从印度来的。这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从奈良以来的南都六钟都是从中国来的。
日本国内研究中国的东洋史学者也一直在嘲笑日本史学者，比如讲到所谓的中日对等国书，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不可能的，那时候日本都处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力之下，根本就没有对等国书这个东西存在。但如果他们不承认对等国书，日本的近代史就立不起来，所以一部分日本学者，一边否认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一边要抬高自己，不承认历史事实。
张英：去年，《新京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日本国号是大唐天子所赐，这个结论有史料依据吗？
韩昇：这个是不对的。《两唐书》记载说日本国名是武则天赐的，但根据我的考究，我认为根本就不是武则天赐的。因为这个在外交上也是失礼的。中国哪怕再强大再雄厚也没有做过这种失礼的事情。而且《两唐书》不是官方正式的记载，它只是在里面传是据传说来的，可见两唐书的作者也没把它当真去考究。
这次井真成734年的墓志里用了“日本国”，所以日本把它当做国宝来大肆宣传研究。我在日本做演讲的时候就对日本学者说，“你们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墓志。台北发现的杜世贤墓志要比井真成墓志早20年，也已经用到了“日本国”名。
从目前的实物证据来看，日本国名大致出现在唐高宗时期，和日本自己的文献记载时间差不多。《日本书纪》712年成书，全书对日本的称呼还是“倭”，到720年《日本书纪》形成时就一律改叫“日本”了。井真成墓志跟日本文献记载的大致吻合。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日本自主性的改名，它当时在向唐朝学习，汉字水平提高了，在唐朝文化影响下，总是追求更好更美的名字，日本这个国名就出现了。
张英：随着国力的强大，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从俯首称臣到求彻底对等，王晓普教授说从日本递交的国书上的称呼就可以看出，先是“日出处天子” 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的国书又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韩昇：王晓普是研究西藏的学者，却经常对韩国日本的历史经常乱说话。这些国书是近代日本人篡改、制造出来的，为的是否定真正的历史，从而与中国进行对等外交。但是在隋唐时代，中国比今天的美国还风光，就是世界中心，你凭什么搞对等外交，没这回事。
正史记载《隋书》讲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一封国书。隋文帝看了大怒，“蛮夷国书无礼”，立马就记在《隋书》里面了。“天子”这是个中国的称呼，日本的称呼是“天王”、“大王”，没有“天子”。这里面的典据在《大智度论》里，讲到了日出处和日没处，就是东和西。
再往前找，在《汉书》里面，西南夷向汉朝递交的国书里面就用日出处和日没处。所以，有很多民族是以太阳计日，没有贬义和褒义，没有对等的问题。这个国书因为隋炀帝大怒，不是日出处对日没处，而是天子对天子，这个就没有上下尊卑之别了，所以他大怒让日本官员改。
第二次送过来的国书来自《日本书纪》，这本书不可靠，前半段都是传说，后半段把国名“倭”统统改成“日本”，可以看出它这种民族主义倾向。这本书里捏造一份国书说“东天皇敬拜西皇帝”，日本严谨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假的，是《日本书纪》改的。
因为这时“天皇”称号还没出现，它是和国名同步改的，知道唐高宗时期才出现，而且这个“天皇”是学唐高宗。因为武则天为了称帝，在高宗活着的时候把皇帝改为天皇，自己改为天后。日本模仿中国把这个称号移过去用，才有日本天皇。
在隋朝的国书里，中国也没有天皇，日本也没有天皇。日本一个专门记录外交的文书的《翰林国宝记》里，这本书是日本明朝时期编的，上面是“东天王敬拜西皇帝”，王和皇是很明显的差别，不存在对等，所谓对等都是后来日本否认中国那些学者制造出来的。
张英：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篡改历史的？
韩昇：主要的还是从江户末期开始、鸦片战争以后，日本开始要摆脱中国的影响，在西方进入中国以后，这个趋势明显加快了。当时，日本民族主义非常高涨，开始贬斥中国，各种奇谈怪论都出来了。
日本人千方百计把自己和中国要切割开来，从近代一直往前追，什么从唐朝起日本就开始不向中国称臣，开始和中国建立对等、平等的关系，这些地方你是没有办法和日本人说道理的，哪怕你真相在手他也不听。好在日本比较保守，一张纸都能保存得很好，我们要揭穿他们那些篡改，证据是很容易找到的。
直到今天，这种篡改和歪曲的风气在日本有留存，为了确立自我日本对篡改的这部分历史寸步不让，即使日本学者明明知道这是没道理的，但是他还是要坚持那是真实的。
所以因他们一直讲，从唐朝的时候，日本就是和中国对抗的，是对等外交。即使我们有元世幕府向明朝称臣的记载，他们也不否认，但给你一个匪夷所思的解释，说这个国书是将军干的事，天皇不知道。
后来说这也不是将军干的事，是九州那一个地方官自己写的文书，跑到中国去的，就这样一步步把它推掉，说这些国书跟日本毫无关系。
像《日本书纪》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真的，720年的材料，他就不承认说日本保留的原始文书是“东天王”，就不承认了。然后中国的皇帝给他的回书，是“皇帝敬问倭王”，这个是隋朝的文书，“倭王”，《日本书纪》把它改成“倭皇”，好了，他对等了。
我们的《全唐文》保留了唐玄宗给日本的国书，是张九龄写的，那里面就是很清楚的说“敬问倭王”，“皇帝赐日本国王书”，完全是上对下的口气。那个时候日本外交家比今天篡改历史的学者要高明的多，他知道拿一个倭皇、天皇来的国书，唐朝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两个国家实力差的太远。
于是他们就用欺骗性的手段，全部用日本注音。《隋书》里有记载，“倭王名‘阿倍基弥’，其实这就是天王的日本发音。隋朝给他回复的文书里肯定会把倭王名字写下来的嘛，比如说“赐日本国王阿倍基弥书”，好了，日本外交官达到了他目的，回过一念，中国天子赐日本倭王阿倍基弥，好像是证明中国承认日本天皇了。
还有《唐书》中张九龄写的“赐明德”，那是天皇号，念做“mikodo”，日本外交官就把它进行音译，我们以为是人名就把它写在回复的文书上。这文书到日本一念，哦，这是中国的皇帝写的，白纸黑字，承认他是天皇了。日本外交官就用这种方法，完全暗着来的，比今天强改的那些学者要聪明多了。
日本还伪造了一个新罗文武王给唐高宗的文书，说文武王写一个文书给当时打高丽的中国名将薛仁贵，说我上一代的王和唐太宗有一个约定，说我们共同灭百济，领土归我，子女玉帛归你们唐朝。王晓普也认为是真的。
我后来发现这个文书是仿唐高祖当时太原起兵和突厥的约定文书，让突厥不要袭击他的后方，所以唐高祖向突厥称臣，给他一封信，说我要进关，以后领土归我，子女玉帛归你。这样的伪造是死无对证，因为文武王爸爸跟唐高宗的爸爸都是死人，说有这样一个密约，我列了十条理由把它全否定了。
我们对这种文书一定要很小心，因为日本在这上面做的手脚做很多，非常很荒诞离奇，但他们就是乐此不疲。
韩国既否定日本，也反对中国
张英：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故意歪曲、篡改韩国历史的？
韩昇：日本人占领朝鲜半岛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就编造说朝鲜民族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独立民族。因为在唐朝时期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这个从属关系是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放弃的。日本在朝鲜推广这种的教育是因为他吞并了朝鲜，它的动机是清楚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所以在这些地方，日本人一开始就伪造历史。
日本只有矮化中国，或者说摆脱中国才能有他的自我。韩国就更麻烦了，韩国既要矮化日本又要矮化中国才能有他的自我，研究是处于一种更尴尬的局面。
相对来说，日本明治维新后他在亚洲作为头号强国有100年的历史，包括他在二战后工业革命的成功，日本人会比较有自信，所以他在学术的交往、辩论中，可以一定程度接受中国影响日本的事实，多少有一点自信，对不同的意见他也能听得进去，至少不会当场拍桌子破口大骂。韩国现在这一点还是做不到。不信你去看看韩国的学术研究，他们就更连边都没了------
张英：你说的 “韩国更麻烦”，为什么？
韩昇：韩国以前是中国的臣属国，后来又直接被日本吞并掉了，所以它在确立自我，必须对双方进行否定，比起日本人篡改历史，韩国人改的东西就更加多了，包括明朝唐朝支援朝鲜，包括民国时期袁世凯去帮助朝鲜，他们现在把中国也视作为侵略者。为了需要，韩国学术界把日本人制造的韩国近代史，什么“大韩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独一无二的民族”当作一个定论。
凡是能够建立他自我的东西，不管虚假他都要吸收。所以，韩国在古代史领域要否定中国，在近代史领域要否定日本。所以你去看韩国的电视台，他的新闻一天播放三分之二骂日本，三分之一骂中国。中国的网民不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偶尔看到就不高兴，其实他们天天都在骂。
韩国学者很多东西不敢说，比如说我问他们姓郑的从哪里来，他私下告诉我很可能是中国来的，但在公开场合他肯定不能这么讲，他会说这个郑是韩国姓，弄不好中国姓郑的都是发源自他那里。
我们现在搞东亚史很难，三个国家很难去描述一个历史，连中学课本都弄的很难。因为韩国的自我主张太强烈了。他否认一切历史。比如中国对韩国的虚封，封什么平州刺史、瀛洲刺史，你们今天向中国要领土，这本身就是一个颠倒。
比如说我任命你为上海市长，不是上海给你，而是你成了我的官员，是这种关系，不代表平州瀛洲是你的。你却把它混淆了，如果我们打这种嘴仗没法打，在这之前，汉武帝统治朝鲜300年400年，那不都是中国领土吗，你谈都不要跟我谈了。
这和日本有一点不一样，比如我们说徐福领着童男童女到日本去，这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传说，出海以后就没下落了，而日本人把它接上去，接出一个完美的徐福故事。有趣的是日本首相羽田之，他是徐福研究会的顾问，他接见中国的学者就说，我就是徐福的后代。在这些方面，日本要更自信的多，自信了你才有办法跟他进行学术交流。
张英：韩国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他把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说成是自个儿的，从申报端午祭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到连孔子都说成是韩国人，还甚至把河北、山东说成是他们的领土。
韩晟：我前几天在京都做演讲，一共三个人讲，一个是京都大学的上田正昭，八十几岁的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我和一个韩国学者。我把秦氏的移民从韩国到日本连在一起考虑。韩国人的思维很简单，日本移民都是朝鲜半岛去的，他的证据也很简单，秦在日语里面的发音是hada，意思是丝绸，韩国的丝绸也叫hada,海也发hada,音是对的，所以他们是朝鲜人。
后来讨论的时候我跟他提了几个问题，我说第一个是人口问题，三到九世纪，通过中国迁徙到日本的人口在一百万以上，朝鲜半岛当时的人口一百万都不到，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把整个朝鲜人口搬过去还不够，你怎么解释？
第二个是朝鲜究竟是文明发源地还是通过地？因为朝鲜移民把最先进的技术都传给了日本，你技术从哪里来？是韩国发源的吗？韩国的考古证明：它的所有技术都是来自中国。
第三个我说你否定历史，一提到中国历史你就说这是中国史官伪造的，你说是伪造的也可以，但是要记住历史的原则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否则我怎么相信你又过了3000年的人的话。他没法回答我。所以当时全场的日本听众一边倒地支持我。上田正昭教授也当场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我给他们再举个例子，西藏语的丝绸也叫做hada，因此日本是不是可以和西藏联系在一起。你们可能觉得很荒唐，但是我们DNA的研究证明是可以的，一点都不荒唐。日本人的Y染色体和西藏人是一样的，是第一类Y染色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证明：人类从南部往北部进入亚洲的时候，第一染色体的人分为了两支，一拨从海岛到日本，一支往西迁到西藏去。
我再给他举个例子，日本的万叶集，韩国人用韩国音去读，都读通了，因为日本的音很少，韩国人都能去应对，读出来结果是什么？《万叶集》是古代一部很美的诗歌，被韩国人读成一部完完全全的有情节的黄色小说，这读了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这就是韩国，中国历史他都要去篡改，包括日本的东西他也要去篡改。
张英：对这种歪曲和妖魔化，我们有专门的机构和行动来回应他们吗？
韩昇：目前完全是靠少数学者在做，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整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只有一项一项研究成果拿出来，逐步去驳斥他们的歪理胡说。
应该说这几年已经变化不小了，像北大、复旦的国际交往程度超过了日本很多大学，我们有不少人在西方学术界学习、任教，成为研究者和访问学者，在国外的影响也在加强。比如说我关于井真成这个研究成果在东京大学发表时，美国学者就过来听了，听了他们就觉得对啊，是这么回事。
我们现在对日本的研究功利性太强，中国的大学有很多日本研究所、韩国研究所，但是它们的整个研究是当代社会研究，没有和历史打通结合起来，没有一个完整系统性的研究。
比如，我们说日本和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不在于明治维新，而在日本的武士时代已经开始分岔了，这样的研究一定离不开历史。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一定要有历史研究支撑，国际关系也一定要有个历史支撑。我们近代不了解日本吃了很多亏，今天仍然是不了解日本。人家在对我们进行什么研究我们也不清楚，这样下去我们还会吃亏，暗箭难防。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看今后中国自己的发展，中国是不是还能够比较顺利发展，文化上越来越开放。另外对这些国家的的情绪和心情我们也应该理解，考虑他们的感受。如果以后中国发展的好，这么一个大市场，他们还是会回来的。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本国史是以我为主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人作为本国历史的主流，只有中国是例外。中国的学生在读洋人写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写的都不读。当然，中国史学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把洋人都捧为上宾了。
中国近代被打倒以后，现在经济上好了，国家独立也好了，但是文化上边的心态还是没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