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荀子到底算儒家还是法家？谭嗣同竟骂他是乡愿

在很多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者那里，荀子是儒家还是法家一直存在争论。按照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中的介绍，荀子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38年，比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晚出。在历史上，多数人将荀子归为儒家，但也有人将其归为法家。《荀子》（方勇、李波译注，中华书局版）一书显示，在不同时代，荀子的地位一直有所不同。

西汉时期，荀子影响不及孟子，但地位和孟子不相上下。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荀子和孟子并为《孟子荀卿列传》，认为二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刘向在《孙卿新书叙录》中说董仲舒曾“作书美荀卿”，还认为与二人同时代的诸子中，只有荀、孟是尊孔的。司马迁和刘向对荀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东汉，荀子的地位就不及孟子了。扬雄尤尊孟子，对荀子只以“同门异户”(《法言君子》)作一轻描淡写，虽未作贬斥，然而对待荀子和孟子的态度已经有了不同。到王充作《论衡》时，荀子的地位就低于孟子了。

唐代以降，荀学受到重视。韩愈在《读荀子》中认为荀子“大醇而小疵”，“与孔子异者鲜矣”，虽然不及“醇乎醇者也”的孟子，但基本上对荀子进行了肯定。杨倞则第一次为《荀子》作注，认为“羽翼六经，增光孔氏”，给予很高评论。同时期的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人对荀学的弘扬都作出了贡献。宋明时期，由于荀子的思想与理学家们的理论格格不入，理学家们便对之大加排斥，认为他“大本已失”(程颐语)、“全是申韩”(朱熹语)，荀子遂被打入了冷宫。《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 （王中江撰，208页）显示，朱熹将荀子归入了法家。

明代中叶后期，随着思想的解放，才有人把荀子从冷宫中解禁出来，为之翻案。比如归有光就对荀子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当战国时，诸子纷纷著书，惑乱天下，荀卿独能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驰。顾其为书者之体，务富于文辞，引物联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能过也。”(《荀子叙录》)思想大师、哲学家李贽也对荀子大加褒扬：“荀与孟同时，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迁。”(《荀卿传赞》)二人都认为荀子的成就不在孟子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孟子，评价甚高。在他们的努力下，荀子渐渐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进入清代，理学式微，荀子的关注度逐渐回归，特别是乾嘉时期，对荀子的校注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荀学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清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有人对荀子大加非议, 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乡愿，指貌似忠厚谨慎，实际上欺名盗世的人)，但荀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

而近现代学者对荀子的看法差异很大。据王中江的梳理，李凤鼎认为荀子不是儒家，杨筠如认为《荀子》一书是杂凑。郭沫若认为孔孟思想有人民本位的色彩，而荀子则脱离了这种思想。蒙文通认为荀学出于道、法两家，以法家乱孔孟之道。傅斯年认为荀子是孔子的正传，孟子别走新路，荀子又返其本源。冯友兰先说荀子堪称“现实主义派”，后来又以“唯物主义”肯定荀学在儒家中的独特地位。李泽厚认为荀子是儒家，而不属法家，或儒、法过渡人物。

从方勇、李波、王中江等人总结荀子在不同朝代受到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出，荀子充满了争论。刘泽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集》（273页）中认为，荀子的主题思想属于儒家，同时又批判性地吸收了诸子百家思想。就实而论，荀子思想中法家气味相当浓厚。在中国思想史上，他是最早把儒法结合起来的思想家之一。荀子的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主张礼制。他的礼融合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荀子的礼法一体论为两千年来的统治者所实际采纳。

刘泽华先生对荀子思想进行了分析（295页）：

人性恶和人性改造是荀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外来的改造与自我修身是进行改造的两条途径，缺一不可，不过外来的改造占主要地位。外来改造的武器是礼，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政治制度。礼这个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由圣人、君子制造出来的，并肩负在圣人、君子身上。于是圣人、君子构成了治之源、治之本。在思想逻辑上，荀子与孔孟不同之处在于，孔孟强调由己及人，荀子则强调由圣人君子进行改造。圣人君子即统治者，从而论证了统治和压迫秩序是不可侵犯的。荀子虽讲了许多为民、富民的美言，但最终目的都是为统治者着想。

在刘泽华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213页）中，他进一步指出：“荀子将圣人与王彻底合一，《荀子·解蔽》：‘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圣人、圣王理论无疑是一个美妙的理想，但同样把理想交给君王来实现，从而同样把君王置于最神圣的地位。荀子的圣人、圣王理论进一步证明，它导向的只能是君主专制主义！”

葛兆光教授在《中国思想史》第一卷（263页）认为，比孟子和商鞅都要晚一些的荀子兼采了两面意见又拒绝了两面的极端主义，过分强调人性发掘的孟子一路必然走向理想的文化主义，显然不切实用；而过分依赖法律制约的商鞅一路则必然趋向于现世的功利主义，容易漠视人的情感。作为儒者，荀子一方面坚持礼乐的象征意味对社会的垂戒示警意义，和理性的自我调节对人类行为的控制能力，但另一方面也重视了现世治理中的实用功利，他并不赞成子思、孟子的想法，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很接近有子，也同意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而且个人必须在社会中生存，因为“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只能合起来组成一个“群”即社会，但是,人怎样才能更好地“群”？荀子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说要使“群”有秩序，不混乱，恰恰在于如何“分”。“分”一面作“区分”解，一面作“定分”解，有了等级的区分，各守自己的本分，社就可以有秩序，《王制》中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分“的原则就是“礼”，礼仪一方面是为了使人际关系和谐，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各种人加以区别。《礼记》中说，“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各有所称也”，就是说的这个由“分”而维持的“群”的秩序。

葛兆光强调（267页）：现在无从考证荀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的思想的影响，不过我们并不认为儒法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可以认为从“礼”到“法”是当时关于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路的自然延伸，自觉的“礼”不足以惩戒人心，整顿社会，就自然要用强制性的“法”。表面上看来，儒者多属礼制主义，而实际进入社会治理的所谓”法家多属法制主义，其实他们的思路往往是一致的，都是关注社会秩序，都基于对“人性”的基本估计，只不过前者多从人性善的角度，后者多取人性恶的立场；前者多从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视角，后者多从实用主义的政治家眼光。只要秩序混乱到了无法依靠人心自觉来整顿，道德崩溃到了无法凭借礼仪象征来维持的地步，只要坐而论道的前者真正进入了实际管理的后者的行列，他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所以从荀子到韩非、李斯的传续，不仅仅是任务的师承关系，也是思想史上的理路延续与伸展。随着军事力量在战国后期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国土与疆域的扩大及管理的需要，这种“法”的思想就越发凸显了其声音与力量。

就荀子本人的政治思想来说，在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力治之间，他主要倾向于德治。但是，注重儒家的王道之时，他也强调霸道。荀子如是区分“王”、“霸”：“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荀子·强国》“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霸。”

另外，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都主张法先王，即效仿之前的唐、虞等等，推崇前代的周公。而荀子主张“法后王”，北大教授辛德勇《生死秦始皇》（162页）认为，“法后王”的实质，是直接面对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为当世的帝王提出施政和制度建设的理念。这与孔子、孟子的理想主义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

此外，在人性预设上，荀子最著名的观点是“性恶论”，即人性恶，认为善是后天修习而来。这与孔、孟预设的性善论大相径庭，而这也在逻辑上决定了荀子对于统治者与民众关系的不同看法。荀子认为“礼乐”教化能把人导向善。这正如刘泽华先生分析的那样，礼乐皆由圣人君子即统治者制定，那它必然蕴含着思想上的柔性控制和规训。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来予以强制。礼乐教化为软，严刑峻法为硬，一软一硬互相结合，都是统治者控制民众、维护统治和自身利益的手段。因此，《荀子·臣道》提出“从道不从君”，与他最主要主张“法后王”和“性恶论”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冲突。事实上，在君主大权独揽，可以轻易决定臣民生死的情况下，“从道不从君”是强人所难，而且并不多见。

与荀子等人不同的是，美国国父们在设计政治制度时，也将“每个人都有可能作恶”作为人性预设。但是，这一预设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是以分权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等制度来制约个人可能的作恶。这样的防范，与荀子等人“法后王”、任由君主以权力和权术来驾驭所有臣民，无疑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将荀子说成儒家，将其主张看成是大势所趋下对儒家学说做出的调整，以满足君主所需。那么，儒学在追求德治和仁政之外，就有了严刑峻法的严酷和残暴；如果将荀子说成法家，那也不能忽视荀子倾向于儒家追求德治、礼制的一面。但是，无论荀子是儒家也好，是法家也好，或者是法儒也好，他都是从统治者角度出发来设计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实现对民众的控制。显然，这与启蒙运动之后强调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以及新的国家观念有着天壤之别。

*作者：张弘，凤凰网主笔。本文系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