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他以实地采集的信息和材料，通过社会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拥有诸多社会模式方面的成功范例，对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是一面可鉴之镜。《日本第一》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本学中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甚至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版
日前，傅高义《日本还是第一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哈佛大学著名日本和东亚研究领域权威傅高义教授，继社会学研究代表作《日本第一》1979年风靡日本并在美国、新加坡等地引起关注后，用了近二十年的持续观察、研究及更广范围的交流，重新审视“日本第一”的合理内核，回应日本经济和社会“哪里出了问题”，并结合美日中关系提出解决的思路。
《日本还是第一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3月版
傅高义可能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日本通”+“中国通”。该书是其二十年磨一剑，对极具争议的畅销代表作《日本第一》的精彩回应之作。
傅高义
傅高义（Ezra F.Vogel），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专家，在哈佛享有“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傅高义教授有多部关于日本、中国和亚洲研究的社会学著作，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基石。1979年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西方和日本畅销多年，对学界和政商界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回应《日本第一》来自美国、日本及东亚社会和学界的反响，包括致敬和质疑。此后陆续出版《中日美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邓小平时代》(2011)、《朴正熙时代》（2011）和《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2013年，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傅高义获福冈亚洲文化奖。
在这本八九万字的书里，傅高义以回应其名作《日本第一》在学界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为线索，书写了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回顾其日本社会研究的学术生涯，尤其着力早期到日本学习并做田野调查的经历、与各阶层交往的观察和收获，一个是回应《日本第一》1979年出版成名后，来自美国、日本及东亚社会和学界的反响，包括致敬和质疑，在日本经历从经济腾飞到“失去的二十年”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再度审视他的研究结果，重申他提出“日本第一”的合理内核，结合世界形势的变化，提出日本需要第三次改革浪潮及美日中三国必须学会共事的重要性。
可以说，经由此书，作者比二十年前著述时，更精准地概括出日本模式的优长与有待更新之处，他个人从青年学子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的学术经历及经验教训，也在行将退休之际，传递给学界的同行。这些构成了本书的必读价值。
《日本还是第一吗》
序言选读：
自《日本第一》的出版在工业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领袖中引起一阵轰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美国，这本书在一些国会议员和经济领导者群体中起到了号召作用，促使他们必须一步步地去改善美国国内不断受到抨击的经济状况。另外，他们还担忧美国会在与日本等国家的竞争中败北。
日本的经济巨擘看上去都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造船工业在世界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他们的电子工业几乎每周都在推陈出新。比如，索尼随身听让人们在慢跑或走在街头时享受音乐，使之成为一种高度个性化和个人化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群结队涌向日本车企的代理商，把丰田或日产汽车开回家。日本人不会错，至少看起来如此。
《日本第一》横扫书市十一年后，日本的经济泡沫却破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巨兽猛地一头撞在了岸边的巨石上，接着又看似无助地搁浅在沙滩上。日本随后面对的就是扑面而来的漫长的衰退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不把日本作为一个可靠的经济体放在眼中。
这次，似乎日本什么都做得不对。银行和金融界的重大丑闻动摇了公众对企业界和政府本身的信任基础。到那时为止，一向信誉良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破产震动了整个日本。
日本的经济持续衰退，且又似乎无力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其在全球市场重获竞争力。这让我在日本举行演讲的任务变得更具挑战。无可避免的是，听众席上总会有人站起来提问道：“傅高义教授，您现在后悔写下《日本第一》吗？您哪里出错了吗？”
其他人也问过类似问题。我却很感激有这个机会能做出全面的回答。
我从未后悔写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相反，当我翻阅我在书中所写到的内容时，我相信这是对当时的日本正确的描述，也是对这本书出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趋势的预测。一些人误解了我想传达的信息，因为他们只读取了书名。我从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所写的是日本人在很多领域都做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很多成就也确实是世界第一。例如，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们是全世界范围内收集资料的能手，他们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的官僚机构广纳贤才。同时，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企业拥有高水平的忠诚度。我相信二十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确的，而且时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旧正确。
如果你问接着发生了什么，最基本的答案是：当日本人在追赶的时候，他们所创造的优点和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便利。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追赶上了，就必须适应一个崭新的全球化阶段。在起初的十年至十五年内，日本国内的这些组织需要进行修正，但日本人迟迟未做。
日本人对开放金融领域、处理银行贷款，以及在培养足够多的、有胸怀和勇气领导全局的政治家等诸多方面，都显得动作过于缓慢。上述这些和其他很多因素都亟待关注。
不过日本人并没有陷入危机。虽然很多身处海外的外国人错误地认为日本正面临灾难，处于大萧条中。我从一名被公司派往巴基斯坦的日本商人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他谈完生意在去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问他：“你回日本后，粮食够吃吗？”
如果周日去逛日本百货公司，根本不会感觉到日本正深陷于黑暗持久的萧条之中。很多外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依旧能如此活力高效。他们也不会意识到，日本仍有优势和能力使其回到经济强国之列，并且确信将修正自己的经济以满足全球需要。在一些机构中，日本的士气比过去二十年前低落了很多。但以全世界标准来看，日本的犯罪率仍然十分低，且拥有乐于奉献、认真尽责的工人，他们坚信社区的重要性。
其二，我在《日本第一》中所写的内容都基于扎实的研究。在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对日本、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有更多的了解。我尝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结构和问题进行系统性考察，并与这些让我产生共鸣和激发深层感情的人事建立了情谊。我的目的之一是向人们展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与民众是如何面对由内部和全球政治、社会、经济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基于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我有时候会为政府和国家的管理提供规划建议。我会问自己一些基本的问题：“今天发生了什么？”“哪些人或哪些事物是促使其发生的系统性因素？”“会带来什么结果？”
在所有的研究中，我试图针对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民众和结构作出一个详细的描述。我非常幸运能在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前到访过，并有幸见证他们经济起飞时以及其后的状况。我的著作就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一张照片，《日本新中产阶级》是聚焦一九六○年日本的一张照片，《日本第一》则是一九七九年日本的照片。当然也有不同阶段的中国（广东）和“亚洲四小龙”的照片。现在，我想更新这些照片。因为当《日本第一》在日本和美国引起轰动后，我愿意在今后几年内回答有关它的问题。不过我相信，当日本着手处理问题时，机会将再次到来，所有国内外的民众都会再次认识到日本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