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食穿山甲蝙蝠100万只，10余种药用动物灭绝，国家拟百亿买断野生动物养殖业？

文/ 虞梦奇 特约撰稿员

核心提要

1. 6月5日，国家将穿山甲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数据显示，中国人这两年大概食用了100万只穿山甲，它也成为世界上走私最多的哺乳动物

2. 2020 年“两会”关于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提案，被认为与以前真的不一样，它是中国政府首次承诺从民间全面收购野生动物育种能力，从源头上控制野生动物养殖

3. 野生动物交易之所以无法禁绝，就是因为有合法的商业运营许可证存在，从而衍生出倒卖非法野生动物的利益链条。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实为“利用法”而非“保护法”

4. 不论物种管理还是来源管理，终究还会有例外情况，行业内人士认为，中药动物使用最终可能会被豁免，有担忧认为它会成为导致禁食令全面瓦解的后门

中国人食用最多的野生动物是什么？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数据显示，中国人这两年大概食用了100万只穿山甲。它也成为世界上走私最多的哺乳动物。穿山甲鳞片被制成中药材来催奶或壮阳，世界上全部8个品种的穿山甲如今都面临灭绝威胁。排名第二的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中“臭名昭著”可能携带传染源的蝙蝠。它在国内的年消费量大约有50多万只。

6月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布将穿山甲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这标志着曾被任意买卖的穿山甲，终被国人吃成了与大熊猫、雪豹、朱鹮等一个级别。这意味着如果猎捕、杀害穿山甲，将可处五年或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两种被用于壮阳或者催奶的野生动物，将可能彻度被端下国人餐桌。

路透社的消息称，新冠病毒的爆发，让中国开始对这种延绵千年的“糟粕”传统，开始反思。食用野生动物与药用动物被视为某种落后的传统。

新冠疫情后的2020年中国“两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最受海外媒体关注的一批代表提案，便是修订1989年起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彻底禁止商业养殖野生动物。事实上，今年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出台了全面禁止食用和买卖野生动物的决定，5月一些地方已下发政策具体执行办法，尽管有些人依旧怀疑这次中国对野生动物的“禁食令”能否持续，会不会像2003年SARS疫情过后那样，只是一阵风，暂时性措施，但业内人士普遍感觉，这次不一样。

地方政府彻底买断野生动物养殖业

黑熊老虎 等10多种药用动物将由此改为专营？

美国CNBC电视台6月初报道了武汉出台禁食野味的法令。报道说：“中国政府面临巨大压力，必须杜绝可能引发传染病疫情的野生动物贸易，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新冠疫情震中武汉出台了两项措施，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同时向养殖野生动物的农民提供现金补偿，要求其退出相关行业。”

报道说，武汉不仅正式禁止食用所有野生动物，宣布武汉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禁止在其管辖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狩猎活动，而且还对所有野生动物养殖实施了极端严格的管控措施，明确规定不能将任何动物作为食物来饲养。为此，地方政府将参与更广泛的国家计划，收购现有养殖场内的野生动物种群。

国际动物保护活动家说，这项国家计划与以前真的不一样，它是中国政府首次承诺从民间全面收购野生动物育种能力，从源头上控制野生动物养殖。

报道援引动物保护组织国际善待动物协会（Humane Society International，HSI)中国政策专家的话说，尽管北京在非典疫情后采取了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的类似措施，但这些措施未能奏效，“现在，中国当局正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在过去的20年中，很多人一直在告诉政府，必须买断野生动物养殖业，例如养熊业，东南省份濒临灭绝的黑熊，被关在很小的笼子里，每天通过植入管抽取胆汁两次。每次提取都会产生10到20毫升胆汁的影片，一直是国际动物保护学家们攻击的证据，“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真正决定这样做，这开创了先河……明确何时这个产业必须淘汰”。

不仅在新冠疫情严重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两个野生动物养殖业大省，5月中都已制定了替代补偿计划，要求野生动物养殖户转去饲养其他牲畜或生产茶叶和草药。湖南政府将评估养殖农场现有存货，一次性支付买断资金，每公斤鼠蛇、大王蛇和眼镜蛇为120元人民币，每公斤竹鼠75元人民币，一只果子狸600元人民币。江西省发布数据统计，全省共有2300多有许可证的野生动物养殖户，其中多数饲养野生动物作为食物，他们手中野生动物的总市值约16亿元人民币，2018年产值收入100亿元人民币。

上述关于湖南和江西禁止养殖野生动物的新闻，在谷歌上用英语搜索，有上千条之多，美国针对素食主义者的新闻网站Vegnews登出了更细致的赎买价目单，共包括14种野生动物。文章评论说：“通过资助野生动物养殖者转到其他产业，这些省份正展现出在这一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其他省份和其它国家现在应该效仿它们树立的榜样。中国农民，此后不仅有机会离开对人类健康构成直接威胁的野生动物贸易，而且还可以转移到更人性化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例如种植中国餐桌上受欢迎的植物。”

6月1日，北京也开始执行《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条例》

这是一项禁止狩猎、交易、运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新法规，它禁止私人养殖野生动物，并扩大了1989年3月开始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清单，加大惩罚力度，非法养殖的罚款将高达野生动物或其副产品价值的20倍，提供食用野生动物将面临更高额度的罚款。

中国最畅销野味榜：蝙蝠、果子狸、穿山甲

野生动物交易无法禁绝原因竟在于此？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提交全国人大的一项建议中说，考虑到新冠病毒疫情，应该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禁止所有野生动物的商业养殖。

根据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要保护的动物分两类，一类是“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另一类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共涵盖500多种陆生和水生物种。第二类动物，行内简称“三有”保护动物，属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往往与养殖产业密切相关。

根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相关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审批文件。这套文件包括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生产经营许可证、卫生检疫许可证等等。事实上，野生动物交易之所以无法禁绝，就是因为有这些合法的商业运营许可证存在。

2003年SARS疫情，广东扑杀了上万只果子狸和獾，然而当地的野味市场只是短暂沉寂。当年5月，SARS疫情宣告结束，8月，国家林业局发布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54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果子狸又名列其中。广东省林业局随后向媒体表示，这54种陆生野生动物已获准在广东养殖和商业性经营利用，广东林业部门已开始接受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的申请。

2004年，SARS过后一年，中国拥有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1.6万多家，年产值达人民币200亿元。 有学者统计发现，2013年7月至2019年12月，比较受追捧的五类野味分别为蝙蝠、果子狸、竹鼠、穿山甲和麂子，对它们热情最高的十个省份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北京、河南、河北、四川、上海和福建。

在这些许可证的保护下，国内衍生出一条倒卖非法野生动物的利益链条：盗猎者将动物卖给中间收购商，中间商又卖给更大的收购商，大的收购商往往拥有林业部门颁发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将非法捕捉和收购的野生动物洗白为合法产品，再堂而皇之地运送到各个市场。

所以，要禁绝野生动物交易，就必须取消此类经营许可。 这次修法，确实是抓住了问题核心。而这种决心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观念的改变，导致对相关立法的法理基础有了不同理解。

中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后经多次修改，2004年、2009年两次修正属于微调，2013年启动的修法动作最大、改动最多，直到2016年7月才定稿。但201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草案公布时，还是在法学界和动物保护圈引起强烈争议，反对者特别指出涉及的三类行为：野外猎捕、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在具体法条上，无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还是地方重点保护动物、“三有”保护动物，在满足规定条件下，均可被捕猎、驯养或经营。此外，不在上述名单上的动物，则没有任何明文限制。

不少人质疑的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继续视野生动物为一种经济资源，并承认了“利用”的合理性，实为“利用法”而非“保护法”，根本难以有效打击非法盗猎与贸易行为。中国疾控中心刘晓宇博士就曾发出警告：“野生动物源性疫病一旦发生，不仅不易控制，而且后果严重。《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应该严格禁止猎杀猎食野生动物，防范野生动物源性疫病。”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人类从未放弃对野生动物的利用，但“利用”的内涵已经改变，“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工业化时代对野生动物消耗性的、肉体上的利用，而应该强调生态功能、生态效益上的利用。”

1月23日，吕植发起，19名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呼吁全国人大紧急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的内容纳入到野生动物利用的条款中。他说：“法律和管理措施的改变，将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底线。而真正的改变，来自人心”，从SARS到此次的新冠肺炎.白然在不断提醒人类重建敬畏，不打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野生动物及其病原体之间的平衡，否则健康风险不可估量。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在谈到全国人大新规和修订《野生动物保护》的诉求时也强调，要把环境健康、生物安全保护作为立法目的体现出来，“环境保护法是国家资源保护的基础性法律，已将环境健康等纳入其中。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应体现环境健康，这方面应该补足。”

中药用动物将被被豁免？

这可能会成为禁食令全面瓦解的后门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陈瑞爱提出：“《野生动物保护法》在2018年就修订过了，但此次疫情暴发，暴露了我们对于养殖野生动物、野生动物走私的管理漏洞。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的管理必须转变观念，如今国内猎杀野生动物用于食用的情况已经不是主流，市场上的野味更多是来源于养殖和走私。我国日后对于野生动物供应问题，应当将重点放在养殖和走私的管控上。”

另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根据现有的野生动物管理规定，要执行野生动物禁食令确有难度，因为这些法律对野生动物是按物种管理而不是按来源管理，法律规定允许某些“野生”动物可以养殖，这就给野生动物管理带来了困难。

他们的观点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不修法，无法实现全面禁食野味，但怎么修还有争论。 其实，不论物种管理还是来源管理，终究还会有例外情况，比如医学需求，包括现代医学研究需要的多种野生动物参与试验，也包括传统中医药需要多种野生动物入药，而后者是海外媒体最关注的，普遍担心，它会成为导致禁食令全面瓦解的后门。

这种忧虑并非没有道理。以《中华药典》中记载的珍贵药材穿山甲为例，虽然许多科学家证实，穿山甲鳞片成分就跟人类的指甲、头发组成相似，但中医认为，它有消肿溃痈、通经下乳的奇效。这种很可能是新冠病毒中间宿主的动物，在非洲主要用来食用，每公斤只有2美元，但在中国每公斤售价可以达到760美元，在中间数百倍暴利的趋势下，如今穿山甲是世界上走私最多的哺乳动物，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2016年估算，10年大概100万只。

随着大批走私的穿山甲鳞片被制成中药材来催奶或壮阳，世界上全部8个品种的穿山甲如今都面临灭绝威胁 ，亚洲的4种穿山甲，中华穿山甲和马来穿山甲在2014年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名单。在《野生动物保护法》里，中华穿山甲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可就是在药用的市场推动下，过去20年来数量减少了90%，属于功能性灭绝，即自身已经不能满足其生态系统中承担的功能，种群数量难以恢复，甚至难以在自然状态下维持繁衍。

至于所谓人工养殖穿山甲，更是此前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中挂羊头卖狗肉的典型。人工繁殖穿山甲的成本非常高，可能比养熊猫还要麻烦而且更昂贵，穿山甲每年4、5月为交配期，每年只生一胎，通常每胎只产一只，人工繁殖技术根本不过关，所谓养的穿山甲，其实就是从国外走私来的野生动物，放到有执照的饲养场里住一段时间洗白身份。

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尚且如此，“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就更容易以入药为名入口了，更何况中国还有一个“食药同源”的古老观念，几乎没有哪一种野生动物不能入药，包括在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无数次被提到的蝙蝠。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同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黄唇鱼，它在中国东南沿海本来很多，但2006年已入列IUCN极危物种红色名录。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其实就是中国饮食中滋补品花胶的主要来源，统上黄唇鱼的鱼鳔是最正宗的花胶，药典上说可补肾益精、滋养筋膜、止血散瘀消肿，用于肾虚滑精，崩漏。其价比黄金，号称金钱胶。在吃光黄唇鱼之后，花胶商人将原料来源转向常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加湾石首鱼，然后把它也弄成了IUCN极危物种，同时小头鼠海豚，因与石首鱼个头相近，共享栖息地，常成为石首鱼捕捞的附带牺牲品，也成了极危物种。

中国从2018年开始与美国和墨西哥共同打击花胶走私，目前已有公开报道的五起中国海关查获石首鱼鱼鳔走私案件中，共有32人被捕，走私货物总价值超过3亿元人民币。

所以，与禁食令密切相关的是，中国还需要全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清单和中医药药典，来重新定义哪些是必须供中医使用、可以交易的野生动物。 难点恰恰在于，整个野生动物管理涉及林业草原、农业、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多个部门，部门职责存在交叉、重叠甚至冲突，有些主管部门监督与管理职能合一，左手创收，右手监管，必然漏洞百出。

而备受争议的中国宠大的活熊养殖至今似乎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活熊取胆是目前在国际上影响最大最广泛的动物虐待事件。活熊养殖，目前据称还有近9000多头，大约250个熊场。虽然替代性研究已在进行，但活熊取胆据称还在隐蔽进行。而这次禁令所及，受影响的还包括片仔癀、东阿阿胶、云南白药、同仁堂等上市公司，需要用到犀牛角、虎骨、羚羊角、麝香、牛黄等取自珍稀动物活体的原材料。

行业内人士认为，中药动物使用最终可能会被豁免。

（犀牛有五种，亚洲有三种，非洲有两种，都被猎杀到濒临灭绝，它们的角可以磨成粉末，据称可治疗关节炎到抑郁症的疾病。1930年，非洲有8万头黑犀牛。现在据称只有2500多头，它们最大的市场在中国。）

今年2月，新冠疫情于中国横行之时，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于文轩教授就禁食野生动物问题接受过采访。他表示，野生动物同时具有资源属性和生态属性。20世纪80年代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时，更多地强调野生动物的资源属性，侧重对作为资源的野生动物的利用。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凸显，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目的中删除了野生动物利用方面的内容，确立了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管理的原则，但修改后的法律从实施情况看，还存在不少问题。

于文轩认为，建立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动态调整机制是一条可行的出路，也是在目前野生动物管理框架下效率较高的解决方案。在这一方案中，科学合理的调整机制尤为关键。于文轩建议，将目前国家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分别制定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并对名录适时调整。他特别强调，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过程中，必须增加关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入药的规定，严格限制将列入禁止食用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药材使用，并鼓励尽量使用替代原料。

这样的调整，肯定会引发中医药产业的争议，但很多事务就是在观念争论中前行的。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新冠疫情在中国重新掀起了一场关于食用和药用野生动物的争论，这个问题在2003年SARS疫情期间也曾引起热议。

中国的许多学者、环保人士和居民加入了国际环保组织的行列，呼吁永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关闭出售野生动物的市场。中国国内的网上讨论，强烈支持永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

报道援引一位中国网民的评论说：“我们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都敢吃，我们必须停止食用野生动物，这样做的人应该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