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让人们学会享受财富，教会再让人禁欲安贫，还可能吗？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我们常将14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视为中世纪欧洲向近代转型的两大动力，导致大家认为基督教好像是从16世纪才开始产生变化，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就正面回应了社会现实的剧烈冲击，主动做出了变革。

一、黑死病带来的反思

中世纪的欧洲发生过一次影响深远的灾难：黑死病瘟疫。意大利全境几乎都受到了这场瘟疫的影响。这场灾难在导致人们死亡的同时，也将意大利社会的诸多黑暗现实推到世人的面前。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薄伽丘，曾在《十日谈》中尖锐地指出意大利天主教会的腐朽一面，并成功唤醒了时人对宗教的重新思考。

《十日谈》经典场面：贵族男女在乡下躲避瘟疫

14世纪，整个欧洲刚刚从灾难的折磨中恢复过来。由于人口锐减而导致的村庄衰败、城市损毁、农田荒芜，使得传统的封建秩序产生了动摇。人们在反省自己的同时，也怀疑起从前看待世界的方法。霎时间，一切现存的“宗教体系、经济秩序和社会组织手段”，都被人们当作是值得推敲的客体来看待了。

这样一来，主张“现实欲求”胜过一切的诗人、散文家、商人和画家们各施所长，在挖掘古典文化和倡导“恢复传统”的过程中，塑造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新文化。古典时代的雕塑、秩序和宗教行为都被人们付之以“神圣”的光环加以膜拜，文艺复兴运动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文艺复兴名作《最后的晚餐》

二、文艺复兴时期教会面临的现实挑战

文艺复兴时期，面对社会性的剧烈变动，基督信仰已经产生了“某种微调”。我们都知道，罗马是中世纪西欧教皇的驻跸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教会在其中的影响相当广泛。教士、修士、教区互相联系，最终又归向教皇的统辖。

在15世纪，整个意大利的教区一共保持在250个以上，比法国、英伦三岛的教区加起来还要多。虽然教会组织看起来仍旧强大且活跃，但其内部的变动早已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受到商品经济冲击的意大利在城乡间均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届时，一些主要的农产区手工业发展相当兴盛。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亦成为工商业与金融活动的中心。受到“世俗生活”剧烈冲击的教会，或将考虑改变传统的以“禁欲、安贫”为主的价值观。

刺客信条2游戏截图：佛罗伦萨

以伯尔纳迪诺为代表的圣徒，首唱“有节制的享受财富是人类合理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众教会在实际行动中可能走得更远。

比如，佩西亚的泰亚廷修院就针对教会日渐缩水的财富而设了一个“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以接受布施为主，并没有采取更多的“放贷和投资行为”。但在负责管理事务的委员中，大多数都是家庭富裕的教徒而非道德高尚的教友。这就表明，教会内部也受到了商业社会注重经济能力价值观的某种影响。

教区医院的办理同样受到了来自教友们财富的支持。其中，位于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医院就在15世纪获得了相当多的捐赠地产。

教会一直以来都在源源不断地接受信徒们的“什一奉献”，这样的奉献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开始便造就了教会财富的极度增长。

中世纪教会组建的“骑士团”

在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中世纪，人们把获取物质财富作为精神生活之外的“附属品”。而在15世纪的意大利，财富和物质生活在时人的鼓吹下逐渐变成了人们的主要追求。

这样一来，教会在各方面的纪律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就变得越发松弛。这表现在教士们在主持宗教节日和神圣仪式时的漫不经心，也表现在教区管理和修道院维护方面的自由散漫。大主教安东尼奥曾在巡视了比斯托亚的教区后，愤怒地发现了“教堂倾颓和圣器生锈”的尴尬现状。

甚至如同但丁和薄伽丘等人所描绘的那般，有些通过“欺骗和谎言”上位的“怀揣阴谋”的教士们家室充盈，有些道德败坏者更私养了情妇。

但丁《神曲》插图

当时，俗人因“实利动机”而加入修会的不可计数。比如在意大利的佩西亚，不少适婚姑娘因家里负担不起嫁妆而被迫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当时女孩出嫁的嫁妆要比进入修会缴纳的费用多好几倍，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好多并不虔诚的教徒就将女儿“奉献给他们的主耶稣”。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改革”

面对十分危险的社会冲击和教会内部纪律涣散的现实，一些信仰虔诚、正义感较强的教士就提出要改革修会制度，增强监督手段等，以重振教会。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教会改革”。

教会首先通过对世俗文化中存在的不端现象进行整治，以此来规范信徒所处的社会环境。教会在精英文化中打压了“个人主义”和“唯利主义”的说教，并否定了影响教会解释《圣经》的一些关于“宇宙”和“物理规律”的设想。

佛罗伦萨主教堂

其次，教会更多地关注教徒的私人生活。范围更大的济贫法、解决信徒生活问题的“福利补助”都成为了挽救教徒脱离“世俗诱惑”的重要手段。

此外，针对信仰神圣性和专业性不足与教士素质变差等问题，教会同样给出了“眼近”与“长远”的双重补救措施。以佛罗伦萨为例，该城为提升信徒们对教会神圣历史的了解，专门设置了自己城市的保护使徒“施洗约翰”。城市长官也会帮助教会在重大节日举行庆典，有时甚至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壮观场面。这样的努力使低层信徒更多地接触到了真实的《圣经》文化，有助于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各修会也提高了对修士们基本文法、《圣经》知识和道德水平的考察。

多明我会的修士在学习经典文献

文史君说

基督教作为“塑形一代又一代欧洲人”的精神基础，在遇到挑战时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崩溃的。即便教会组织面对的现实冲击已十分剧烈，但信众们却并未大范围地感受到改革的必要。因此，同16世纪宗教改革相比，此次“教会改革”体现出教会主体的主动性和明智性，在某种程度上为下个世纪的宗教改革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王挺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宗教生活》，《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施德军：《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世俗民众宗教生活的特征》，《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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