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高考往事: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考得那么好?

作家高考往事: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考得那么好?

2020年07月07日 10:58:06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家高考往事: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考得那么好?

又是一年高考日,今年考期受疫情影响推迟了一个月,使高考这件事本身更成为2020届高三生特有的经历。高考,作为“硬仗”“独木桥”“分水岭”,催生并承载着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亲人的奉献、年少的爱恋、对梦想的追逐、对城市的向往,个体缤纷多姿的碎片从此刻开始碰撞交织,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今天,我们整理了参加过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高考的名作家经历。那些年他们的梦想和现实、心情与状态、得或失,无不代言着我们每一个人——麦家高考发烧,但能”超常”发挥;格非模拟考拿全市第二,考前却也想过退缩;王小波直言爱做数学题,但背东西就困;阎连科把作文认真写满五页纸;阿乙吃猪心、喝补脑汁……

70年代的高考:路遥、余华、王小波

路遥: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

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学的暑假期间,延川县的招生考点设在延川中学——路遥的母校。参加考试的近1000名报考者中,北京插队的知青占了很大比例。(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对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并着重增加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相当于有限地恢复了高考。但是随后却由于张铁生白卷事件而被否定,考试成绩只作为参考,仍采取推荐制招生。编者注)

考试两天,一共考了三门——语文、政治一张卷子,写一篇批判文章;数学一门;理化一门。在理化试卷的卷面上,路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本人由于职业和工作的关系,7年未能复习化学,只在考试前翻了一下书,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如果复习时间放长一点的话,还可以做出的……”

延川县招生办不久公布了考试成绩,王路遥的语政分数是83分,数学分数是22分,理化分数是30分,平均分数:45分。

(摘选自张艳茜《平凡的世界里的路遥》之《艰难上大学》)

余华:不管能否考上,先填了志愿再说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的,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我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

1977年恢复高考老照片

1977年恢复高考老照片

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我记得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分不清上课铃声和下课的铃声,我经常是在下课铃声响起来时,夹着课本去上课,结果看到下课的同学从教室里涌了出来。

四年的中学,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仍然认真不起来,虽然都想考上大学,可是坏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我们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的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写着”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的准考证

写着”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的准考证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

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摘选自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之《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王小波: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

1978年我去考大学。在此之前,我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或者全忘光。家里人劝我说: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听,去考了理科,结果考上了。

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比较感兴趣: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样一种情形;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前因如何,后果则会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记住。因此,数理化对我来说,还是相对好懂的。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一件事,它有什么样的名分,应该怎样把它纳入名义的体系——或者说,对它该用什么样的提法。众所周知,提法总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这个。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说,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觉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顺了,事也成了,最后成的是什么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

王小波

王小波

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我当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有位仁兄准备功课时是这样的:十冬腊月,他穿着件小棉袄,笼着手在外面溜达,弓着个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个跳大神的老太婆。你从旁边经过时,叫住他说:来,考你一考。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他把这东西递给你。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在句尾断下来,告诉你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当然,他背的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会错。这位仁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对这种背功,我是真心羡慕的。

至于我自己,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不雅。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

(摘选自王小波《思维的乐趣》之《高考经历》)

80年代的高考:麦家、格非、迟子建、阎连科

阎连科: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

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老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地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浩大的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四百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走过来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画,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让所有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上百考生,连考上中专的也难求一个。

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志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志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写成了北京大学。我也一样。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决然地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我在家写我的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

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作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地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摘选自阎连科《我的父辈》之《高考》)

麦家: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考得那么好?

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

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麦家

麦家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 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钱,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我了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

回想这一些,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摘选自麦家《非虚构的我》之《八大时间》)

格非: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碰到了教导处的罗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

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

80年代的镇江

80年代的镇江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摘选自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之《当木匠,还是上大学?》)

迟子建: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 跑题了

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我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开始尝试写小说,是1983年。我运气不错,只投过几篇稿子,《北方文学》的编辑就开始与我联系,从而走上文坛。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师范毕业前夕创作的,那是1984年。

(摘选自《江南》杂志访谈迟子建《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

迟子建

迟子建

90年代的高考:阿乙、袁凌、文珍

阿乙: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

我高考分数只到省专档。只有三所学校。另外两所在省外,涉及金融行业,预估招生分数比本科线高,我只能去读本省的公安专科学校。我从来没有做过读警校的准备。我也不觉得自己适合做警察。但是,我已经厌烦学习了,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还得了神经衰弱,我已经彻底厌倦学习了。出于对复读的恐惧,我去读了警校,并且在毕业以后做了五年警察。我现在倒不后悔这一段经历,因为写作的大部分资源就是这一段时间积累的。

从考上大学的18岁开始,我一直不怎么学习,直到26岁,有一个朋友批评了我,或者直接说他讥讽了我,我才手不释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时候生活得很激烈。读书的时候读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马,就是在平地上走,头也是点来点去的。

(摘选自《中华读书报》访谈阿乙《一个作家的权力在于他的作品》)

袁凌:我可以辜负自己,我辜负不起父母

我的噩梦都重现当年的高考情景。在那些依稀的梦里,我为象牙塔的一纸通行证折磨得体无完肤,老是顾此失彼,原本应该考好的考不好,甚至连自己最为擅长的作文都走题。那是一段多么不堪回首的时光,夹杂了太多的伤疼,被七月灼伤的疼痛。

1997年,我第二次走进高考场。内寒外热,我感觉自己的肩上千钧压来。我怎么能轻装上阵?来自乡村的孩子,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父母的期待。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可以辜负自己,我辜负不起父母。在这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我注定只能成为高歌的胜利者,而不能成为哀嚎的失败者。

袁凌在家乡

袁凌在家乡

在等待分发试卷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恍惚里是一会是父母那在丘陵皱褶深处的黄土地上躬耕的劳作身影,一会是梦寐以求的大学象牙塔,二者交相叠现。 试卷在手,我抛弃一切的私心杂念,沉入第一场语文考试。 语文,历来是我的长项,洋洋洒洒,一路刺杀下来,顺畅得如同一次小小模拟考 。尤其是写作文题,我一气呵成,论辩清晰,文采飞扬,字迹俊秀。那一刻,通体舒泰,有些飘飘然,很多的担忧一瞬即逝。扫视周边的考生,发现他们个个神色慌张,汗水细密,有些甚至连头发都湿透了。我心想,今年的语文没这么难吧。不敢大意,我抓紧最后的十五分钟,又全部检查了一遍,感觉还是那么的美妙。没十足把握的,检查的时候要肯定第一感觉。这是我历次模拟考的经验,因此我几乎没动,等到时间一到,就离开了教室。

(摘选自袁凌博客文章《十年一觉高考梦》)

文珍: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我读书蛮早,17岁上的大学。觉得一定会考上,因为考过年级第一嘛,但高考偏偏考得不好,其次志愿填得也不好。99年那年正好复旦是“3+1”,北大清华都是“3+2”——那几年广东曾经采用这种特殊考制。

像我这样的懒人,觉得少考一门总归是好事,觉得复旦“3+1”是天意,太适合我了。而且对我影响很大的高中物理老师,是文革前的复旦物理系高材生,身上有一种智慧之光……有幸上他的课,是让我从中不溜变成年级第一的主要原因。他女儿也在我前一年考上复旦大学物理系,是那年深圳的状元。

种种命运的暗示之下,我就选了复旦中文。但那一年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所有人心往一处想结果必然糟糕,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了“3+1”,“3+2”的学校竞争反而没有那么惨烈。

那年复旦平均录取线比北大要高,我总分差4分没过线。而且那年复旦理科生的成绩据说比文科好,广东省总计招60个,比例应该20个文科生,40个理科生,但那年只招了8个文科生——名额都匀给理科生了。后来还在报纸上看到,8个文科生中的一个还出国了……

那个暑假我等了很久,也没有想到会考不上,但学校里有人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了,自己一直没收到,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痛感,就是一直玩,看电影,每天去市图书馆。到八月中下旬,都快开学了,终于收到中大的了,还是意想不到的金融系——我的第二志愿第一栏根本不是金融,是法学,完全抄我同桌的。

没想到中大金融比法律系厉害,先调档,当时系里的招生老师大概急于找一个编院刊的人,看到我的档案就很高兴。就这样阴差阳错读了四年金融。那几年里,我几乎是极为缓慢地接受这个现实,也在BBS写了很多东西。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摘选自2017年11月3日在上海万象城言几又书店,文珍、张新颖、颜维琦、吴越对谈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