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背后的政治暗流
13年前，有一部被低估的国产大片《投名状》，它以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血腥的内战为背景，讲述王朝末世最为极端的人伦乱局。而故事的原型，就是妇孺皆知的晚清第一大奇案——刺马案。
同年七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一职则由原闽浙总督马新贻调补。
马新贻到任后，处理盐政、漕运、河工等弊端，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取得一定的政治声誉。而就在两年后的七月二十六日，他在江宁府校场阅射完毕、经箭道步行回府的过程中，有人高呼伸冤，拦住了马新贻的去路。
而不料，他在查看状纸之时遇刺，次日正午身亡。
凶手自报姓名“刺客就是我张汶祥”，当场束手就擒。
一、钦差大臣张之万的报告
朝廷在接到江宁将军魁玉的上奏后，当即派出张之万作为钦差大臣，往赴江宁审理此案。
两江总督、朝廷的封疆大吏当街遇刺，这事传出去有伤国体，朝廷方面若不严加查办，不足以消除官员们之间的猜忌。
按常理而言，刺客当场被捕，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应该很快就能结案。而张之万一审就是五个月，直到慈禧连下三道谕旨后，才递交了一份结案报告。
报告中以这么一句话结尾——尚属可信。
“尚属可信”，到底可不可信？
张之万在这份报告中反复强调，张汶祥刺杀马新贻完全是个人行为，动机有三：
一是张汶祥在宁波的妻子罗氏和钱财被人霸占，找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马新贻拒绝受理此案，气急之下，张汶祥逼着妻子吞烟自尽了；
二是张汶祥的一些海盗朋友遭到马新贻的捉捕杀害；
三是马新贻拿掉了张汶祥在海盗朋友帮助下经营的非法典当行，断了他的财路。
这三条动机，乍看合理，却都禁不起揣摩。
首先，张汶祥妻子钱财被人霸占，张汶祥不杀霸占之人，由着他逍遥在外，却反迁怒马新贻，这不合常理；其次，张汶祥与海盗有关，自身底子不干净，未必有胆量找马新贻告状；最后这点，“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看起来确能解释张汶祥对马新贻恨之入骨，但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马新贻做过这事。
给出的三点动机中，唯一能确定的是，张汶祥的妻子罗氏的的确背着丈夫和别的男人跑了，那又和张汶祥所陈述的逼着妻子吞烟自尽了相矛盾。
慈禧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也是个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这份结案漏洞百出。于是，她又派同样与江宁当地官员素无瓜葛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赶赴江宁再审，后者抵达江宁后，立即会见了参与审案的所有人员。
二、刑部尚书郑敦谨的调查
“背后主谋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而不可为”——布政使孙衣言作为马新贻一手提拔的亲信，在当初所有参与审案的人员选择避重就轻后，忍无可忍直言不讳。
“背后主谋”四字，分量是很重的。能在马新贻前后至少有四名贴身护卫保护的情况下，做到一击毙命，一般的人绝对做不到。
那就只有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专业杀手。
同治十年正月，郑敦谨第一次提审了张汶祥。张汶祥与卷宗所载相去甚远，冷静，内向，从不轻易开口，只一味宣称刺马案是他气愤之下一人所为，而对郑敦谨其他的问题避而不答。
这就是死士。
在马新贻遇刺身亡后，朝廷就又将曾国藩送回了两江总督之位。这时的曾国藩与郑敦谨一起作为主审管，审理马新贻遇刺一案。
但第一次提审期间，曾国藩始终不问一句，郑敦谨也始终问不出其他结果，参与会审的马新贻亲信孙衣言、袁保庆就提出对张汶祥用刑，未果。
郑敦谨有他的考量。从张汶祥被捕，到五个多月的审讯，前前后后参与审理刺马案的大小官员无数，却依旧下不了定论，其中一定有隐情。
如果对张汶祥用刑，难免有人从中做手脚，张汶祥一死，就死无对证，这个案件就必定要沦为无头公案。
选择用刑，无异于冒险，无异于将大势直接推向幕后主使，这对郑敦谨来说，是不好向朝廷交代的，于是他只好选择将张汶祥押回牢里等候再审，自己则在第二日亲自前往案发地，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郑敦谨是在马新贻的贴身护卫方秉仁的陪同下来到案发现场的，从方秉仁口中，郑敦谨得知马新贻被刺时大喊了一声“找着了”，而且张汶祥是精准刺中马新贻要害，被捕时没有丝毫的抗拒，并且不停地喊“刺客就是我张汶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之类的话。
“找着了”，马新贻找着了什么？
还在同一年的正月，茶楼酒肆里传唱马新贻在同治四年与张汶祥、曹二虎两人结义，马新贻凭借结义兄弟立下汗马功劳、一路升迁，却见色起意，霸占结义兄弟曹二虎的妻子，并先下手杀了曹二虎。
这就是电影《投名状》的改编源头。
由此，张汶祥是为义寻上马新贻复仇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开来。马新贻小人，张汶祥义士的说法不胫而走，“找着了”正被当作证据，用来证明马新贻和张汶祥两人本就认识。更有人言，马新贻死后，在江宁府上吊自杀的小妾正是曹妻。
而坊间传唱的这些，在郑敦谨会见了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后被一一推翻。
首先，所称马新贻与曹二虎、张汶祥在安徽结拜，然而在同治四年，马新贻已经上任浙江巡抚，根本不在安徽。
其次，马毓桢指出马新贻只有两房侍妾，均已年过四旬，陪同了马新贻二十多年，不存在年轻貌美的曹妻。
至于那句“找着了”，马新贻是山东人，当时说的未必就是“找着了”，而是带了山东口音的“扎着了”。
马毓桢还告诉郑敦谨，马新贻接受慈禧召见时，自己正在养心殿外等候。马新贻出殿，分明升迁，却失魂落魄，更在上任前，请求休假回山东菏泽扫墓祭祖，并在那时就留下了遗嘱。遇刺后，更是一再交代家人不可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赴江宁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似乎早就预料到凶多吉少。
三、曾国藩与神秘的天国圣库
如果不是触及到了利益集团，单凭两江总督的名头，绝不会有人冒这么大的风险当街行刺。
何况马新贻到任后，确实做下不少实事、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不过慈禧调任马新贻为两江总督，并不是真的要马新贻减轻百姓的负担，而是另有所图。
马毓桢告诉郑敦谨，慈禧要马新贻一面翦除湘军势力，一面秘密寻找天国圣库。
什么是天国圣库？
传言太平天国把所有太平军的私人财产聚集起来，化私有为公有，随着疆域不断扩展，最多时达一千八百万两白银。
而清廷国库当时只有二十万两白银，穷的叮当响。
但在湘军攻克天京城，曾国藩上奏朝廷时却称“无所谓贼库者”“除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那意思就是除了两方假的玉玺和一方金印，什么都没有了。
慈禧自然不信，大概谁都不会信。
太平天国当年席卷大半中国，是不可能不依托一定的经济实力的。而眼下，谁掌握了这笔财产，谁就有撼动清廷根基的资本，慈禧不能不惧。
在曾国藩主动解散湘军之后，朝廷碍于情面不好在明面上再对天国圣库深究，这个责任终于在四年后落在了被慈禧视作清清白白的马新贻身上。
说马新贻清清白白，是因为马新贻既不是湘军的人，也不是曾国藩的人，没有任何的派系背景，这就方便慈禧来掌控，保证两江总督这一职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
至于两江总督这个职位，要知道，两江地域，为全国富甲之地，所以曾国藩虽主动散去了一手创建起来的湘军，慈禧也绝不可能让他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
这就有了开头的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临近背景，是放置在天子脚下以供时时监视，曾国藩必然不能有所作为，实为明升暗降。
而马新贻被刺后，朝廷连发四道谕旨，其中三道公开，另一道则是发给安徽巡抚英翰的密旨。
密旨要求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
英翰作为满人，朝廷完全可以信任。这一道密旨的用意在于防范两江的兵变。由此可见，清廷在第一时间就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湘军。
那么，为稳定两江地区，将曾国藩重新调回两江总督任上也就在情理之中。
郑敦谨未尝没有怀疑过曾国藩，不过刺马案发生时曾国藩正身陷天津教案。英美法俄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虎视眈眈，清廷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去，一来给列强一个交代，二来安抚民心。
曾国藩因卖国贼的身份备受各方唾弃，其家乡的人们甚至要削去他湖南籍的身份，不认他了。况且那时，曾国藩又年过六旬，病情严重，心境不可谓不凄凉，实在不至于还有精力去布置那样一场缜密的行动。
曾国藩为幕后主使之人这一猜测，最终被郑敦谨排除了。
四、政治博弈，以无疾而终
袁保庆面见郑敦谨时，也提到了天津教案。
关于天津教案，当时内阁大学士宋晋奏称“以长江水师紧要，请饬整顿”。说的是朝廷要尽快调兵，在京畿和海口布防、以防万一。
这正合慈禧心意。
且不提长江上往来船只税收及走私利益有多大，单单将长江水师的指挥权由湘军手中转到朝廷手中，就既削弱了湘军残余的力量，又加强了中央的领导，何乐不为？
所以马新贻受命，要夺长江水师指挥权，这就动了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奶酪。
也正是在马新贻费尽心思准备夺权时，发生了刺马案。
黄翼升何许人？
黄翼升和马新贻孤身入虎穴的境况截然不同，他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在整个湘军体系中有着一定的威信。
而如果刺马案真的和黄翼升有关，那么，曾国藩作为一手栽培他的上司，也免不了身受牵连，届时，整个湘军系统、无论是已遣散的、还是仍旧在编的，难保不会兵变，无疑将直接威胁到清廷的存亡。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作为钦差大臣的郑敦谨不能不考量。
无论马新贻是因身负太后秘令追查天国圣库而亡，亦或是因触及湘军系统内的利益，公布哪个结果，郑敦谨都无法承担其严重后果。
郑敦谨越追查到最后，越深感这是一场政治博弈，当权者要的并不是真相，而是整个朝纲的稳固。
同治十年正月，郑敦谨终于交上了结案报告，报告沿用前一任钦差大臣张之万的说辞，刺马案纯粹是张汶祥的个人行为，称“该犯供词，尚属可信”。
对此，清廷也完全不再有追查到底的意思，发谕旨肯定了郑敦谨的结案报告。
同年二月十五日，江宁刑场，曾国藩奉旨监斩罪魁祸首张汶祥，马新贻则被运往山东菏泽老家安葬，朝廷对他的身后事极尽隆重之能事，同治帝亲赐祭文、碑文，升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袭，谥“端敏”，入祀贤良祠。
而郑敦谨未等圣旨下达，便自行离开江宁，只打发了两个下人代为入京辞官。这在当时，是冒着大不敬的罪名的。
郑敦谨对辞官原因，只提八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结语
事实真相众说纷纭，如今已不可知。而刺马案作为晚清第一大奇案载入史册，绝非如《投名状》中的单纯私人恩怨报复所致，其背后各方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才是这件案子扑朔迷离的真正原因。
要毁掉一个人，那就从他的私生活下手，这点时至今日都是常见。所以刺马案发生后，说书的、唱戏的，雨后春笋般冒出，大肆编造马新贻“渔色忘友”故事，以强大的舆论意图抹黑他，幕后之人，其心可诛，可见一斑。
而舆论群众最爱听的却也莫过如此，高位者的艳色新闻，总会令人寻得一些可悲的内心平衡，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