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相府，大清军机处的权势有多大？最终却毁于君主立宪

作者：毅品文团队文山樵人，无授权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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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结束之前，宰相，一直作为第一权臣而存在，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也。王爷有王府，侯爷有侯府，相爷自然也有相府。不过相府指的不仅仅是宰相的住宅。更是宰相的专属办公机构。自唐代中叶起，皇帝开始赋予宰相一项特权——“开府”，即开设自己的办公机构。这既是特权亦是殊荣。北宋名臣寇准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宰相王旦奉旨开府，寇准羡慕不已，甚至不顾及身份地对女婿说：“吾必如之!”

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力削弱相权，不再设立宰相职位。但朝廷政务繁忙，岂是天子一人可以尽善？纵然宵衣旰食也无法完成。于是到了明成祖朱棣时，选择了七人组成文渊阁，帮助处理朝政。起初文渊阁不是正式机构，仅算是秘书处，但后来日益显要，成员均由重臣担任，逐渐形成内阁，内阁首辅则握有“票拟权”－奏报皇帝的奏章均须先呈交首辅在纸条（即为“票”）上拟旨，贴在奏章上递交皇上朱笔御批（“批朱”）。久之内阁首辅等同事实上的宰相，内阁也就成为相府，只不过成员不由宰相任命而已，其他方面的权力丝毫不逊于前朝的相府，在内政事务方面甚至尤胜之，更出了张居正、严嵩这样的权臣。俗话说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首辅权力大责任也大，干不好就容易被皇帝当作替罪羊。崇祯十三年，内外交困，大明一片败亡之像，首辅薛国观被崇祯斥为“尸位浪餐，误朕误国” (甩的好大一锅)撤职抄家，在狱中上吊自尽。

后来皇太极入关，建立清朝。其实之前清室本有一个议政机构，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又叫“议政处”，权力极大，“会议国家机要事宜”。当时在地方仍有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等抵抗势力，为适应战争需要，议政王大臣被皇太极定为武职。后来天下靖平，“文治”得到重视，文官渐渐增加。后来清朝仿照明代也设立内阁，但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于内阁之上，形成一定重叠，矛盾日增。

时至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康熙设立南书房，选博学之才充任，作为辅助自己理政的机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之间的扯皮和摩擦。起初南书房承担起了拟旨参谋顾问的职能，得到康熙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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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即位后，经过内阁南北党争，日渐式微。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决心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平叛，雍正因此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于是影响中华国运，持掌大清朝政一百八十十多年的传奇机构自此问世。

而南书房就不再承办密写谕旨之事。成了“以诗文书画供御 ”的文馆。雍正当时创设军机处，主因还是降服准葛尔部。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任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办理军机。他们三人也成为最早的军机大臣。后来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但早期都是兼职。

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没有专门的官员。权力也仅限于战时，对制定国家政策起的作用不大。这距离宋明的相府差距不小。雍正此时创设军机处，主因还是降服准葛尔部。

不过雍正处理政事时常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或授以机宜。上谕形成后，军机大臣根据旨意草拟文书。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这就使得内阁逐渐丧失了参政权利，被事实上架空。而议政王大臣更成为了虚衔，没有应办之事，有名无实，到乾隆年间终被裁撤。

后来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继位，十月，乾隆遽罢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但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又将军机处重新恢复，并增加了权重。

首先是配备了专门衙署，这就意味着军机处成为了正式常设机构，定位不再模糊；

其次是定员，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六人之中仅张廷玉一汉人，余者皆是满蒙贵族），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诸员不再兼职，与原衙府脱钩；

乾隆还明确了军机处的职权“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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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军机处的职能范围扩大到朝堂上下、皇宫内外，实际权力远超前朝历代相府。

而数军机大臣之中，皇帝会适选一人出任“首席军机大臣”，或称“领班军机大臣”、“揆席”，但没有正式的职衔。

这样一来领班军机大臣的权力直逾宰相，以往宰相执掌国钺，尚不能染指兵权，更不能插足大内，但军机处已将触角深入了这两个领域。

而且在具体的工作流程上，军机处推行“廷寄”制度：凡臣子奏报一般事务，用疏，由通政司呈递，内阁拟旨后皇帝御批；而重要事项，用折，由奏事处呈递，这样奏折就成为正式文书和其他文书区别开来。

这里面的玄机在于，奏事处分为內奏事处和外奏事处，内外各衙门奏折除军机处奏折径交内奏事处呈进，余交外奏事处转内奏事处呈送皇帝。

外奏事处有奏事官，遴选六部及内务府司员能书写者充任，奏事处的职掌：

也就是说，所有奏折除了军机处的由內奏事处递呈，余者皆交由外奏事处递呈。而外奏事处的官员出自六部或内务府。而乾隆也已有明谕，六部和内务府都归军机处管辖。这样，军机处实际可以任意决定皇帝能够看到哪些奏折，或看不到哪些奏折。

到这一阶段，军机处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机构，演变为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统治中心，其地位远高于名义上的国家行政中枢的内阁。军机大臣的职务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

此时的内阁大臣，如果不能兼任军机大臣或者奉旨“在军机处行走”，那么也仅仅是听起来很厉害，闻者心中无不呵呵。

这样皇帝就不怕尾大不掉吗？不过首席军机大臣，历来由皇帝心腹重臣担任，除嘉庆朝初期的和珅外，几无放心不下之人。嘉庆四年，嘉庆做足准备之后，动手扳倒和珅，造成军机处暂时缺人，这并非因为和珅是什么奇才，军机处离开他就玩不转，而是没有了首席，剩下的五名军机大臣遇事都不愿出头，踢皮球现象严重。眼看军机处就要变成五人制足球队，嘉庆忍无可忍，抓过成亲王永瑆填了和珅的缺。还颁旨将军机处拔升至“平章军国重事”的宰辅地位。

亲王辅政，位高权重，尽管庆亲王是个书法家，看起来没啥野心，可嘉庆还是觉得不保险，，就把永瑆又拿了下来，并规定此后王公不得在军机处任职，以防专擅。

正所谓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慈禧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就长期主持军机处。后来垂帘听政之后，礼亲王、端郡王、庆亲王、庆亲王、醇亲王，先后入主军机处，整个光绪一朝，军机处基本由亲王控制。慈禧的解释是“处理时局，不得不用亲藩。”这当然只是个借口。慈禧垂帘听政本来就违反祖制，为了减少阻力，干脆拉上亲王们一起来再多违反一条。于是亲王们也轮流过了一把宰相的瘾。

这真是典型的政治分赃。

不光这首席出工不出力，乾隆晚期的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因为畏于和珅受宠于乾隆，事事都让和珅拿主意。逢乾隆召见，阿桂干脆一言不发，闭目养神。只让和珅畅所欲言。后来乾隆也憋不住了，就搬开这尊泥塑首席，干脆扶正了和珅。

和中堂的手段，又岂是那些亲王们可比，一时之间，权倾朝野，气焰熏天，管他严嵩蔡京李林甫，统统不足道也。千古一相，唯我和珅。

虽然和珅是首席军机大臣，但仍不满足，还时刻幻想着比肩前朝真正的宰相，获得“开府”的殊荣。由于时机一直不成熟，和珅竟然私下运作起来，自行拟定其他军机大臣人选，并命军机处公务一律到他府中向他汇报，俨然全盘模仿了唐宋宰相开府的做法。也就是自和珅开始，军机大臣可以推荐重要职位的人选，这其实就是标准的相权。而和首席则更绝，不仅六部尚书各省督抚，乃至地方官员，都由军机大臣开列名单报皇帝定夺。更离谱得是，每逢会试，主考官、阅卷官人选同样如此。

如此一手遮天，即便九千岁魏忠贤看了也得咂舌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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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正常现象直到咸丰朝才渐被扭转。

军机大臣大权在握，自然是权贵拉拢对象，所以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之中。咸丰十一年，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咸丰死后，慈禧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水火不容，军机大臣们怎能置身事外。长期在热河值守的军机章京有七人，其中有曹毓瑛、许庚身、方鼎锐三人依附于恭亲王奕，三人用密扎向京城的奕报告肃顺等人的情报（俞炳坤）。使得慈禧奕一派尽得政治先机。嗣后辛酉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一网打尽。热河另四名依附于肃顺的军机章京均被充军。

之后奕主持军机处，扫除和珅许多积弊。但其他几位亲王坐庄，又搞起老一套，无不将相权用到极致。后来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奕訢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訢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史称“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太后的权势进极限扩大，军机处大为削弱，变为慈禧个人统治的工具。

一边无能亲王轮流当家，一边居功至伟，众望所归的曾国藩、李鸿章却一生都没任过首席军机大臣，甚至连军机处这座相府都没走进过。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自此运行了180余年的军机处被撤销。

从此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再也没有“相府”的名头了。这个象征权力地位的所在彻底消亡，让位于历史的全新选择。

本文参考的资料有：

《宋史·列传四十》；

《明史 》卷二百五十三，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南书房记注》；

《康熙起居注》；

《热河密札考》；

《军机处题名记》王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