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这名外国记者为何会安葬在八宝山公墓？

文/徐永超

“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一位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的女子如是说。这是一位大胆率真、个性鲜明的传奇女性。她是第一名进入陕北的外国女记者，通过手中的笔，世界更加了解中国革命。

这个人，就是史沫特莱。

01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是一个倔强、独立、同情穷人的女性，这和她的出身有关系。她成长在一个极度贫穷的工人家庭，时不时需要好心的的姨妈资助才能维持生活。16岁那年，她离开家走向社会，先后做过报童、侍女、书刊推销员等职业。虽然连小学都没有完整读完，但她刻苦自学，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

1916年，24岁的史沫特莱来到纽约，投身政治活动。因为出身底层，又经历了生活的种种苦难，她非常认同社会主义思想，反对一切压迫。在为左派刊物撰稿的同时，又积极参加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

因为这个原因，史沫特莱被英国政府指控为德国间谍，而有了一场牢狱之灾。出狱后，她前往柏林，为争取男女平等而奋斗。

1929年5月，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住在上海吕班路185号吕班公寓二楼（今重庆南路和复兴中路东南角）。

从此，她的名字和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2

1930年夏季的一天，好友董秋斯找上门来，请她出面租一个小型西餐室，名义是为鲁迅先生过生日。史沫特莱久仰鲁迅大名，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件事，几天后安排了吕班路50号的“斯拉巴雅”西餐馆。

当天下午，鲁迅夫妇先到了。没过多久，陆陆续续来了大约一百名客人，其中就有茅盾、柔石、冯雪峰等进步作家。为了防范特务盯梢，整个下午，史沫特莱一直在外面“放哨”，直到晚宴开始，替换了她，才走进餐馆。

那天的晚宴上，鲁迅谈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鼓励青年们多去了解工人及农民的希望与痛苦。事后，史沫特莱说：“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在鲁迅精神的影响下，1934年，史沫特莱根据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资料，完成了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这是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的著作。

除了鲁迅，史沫特莱还结识了宋庆龄。牛兰夫妇被捕后，共产国际为了营救他们，委托史沫特莱与宋庆龄联系。1931年8月24日，她们见了面。

第二年，成立了一个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也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成员包括鲁迅、蔡元培、埃德加•斯诺。在他们的策划与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宣布赦免牛兰夫妇。

她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史沫特莱行事过于张扬，常常给地下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这当然会引起宋庆龄的不满。1936年春，她公开发布声明，史沫特莱从来都不是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去陕北采访，而没有推荐名气更大的史沫特莱。

与宋庆龄绝交后，史沫特莱伤心了很久，她感到在上海难有作为，决心离开这里。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这是1936年2月，当鲁迅和茅盾从史沫特莱那里得知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发出的一份贺电。在设法发出这份电报后，史沫特莱离开了上海，打算自行进入苏区采访。

03

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进入陕北苏区。在好友丁玲的陪同下，来到延安，见了朱老总和主席。

在延安的7个多月里，史沫特莱与一批高级领导人结下了友谊，主席专门向她学习英语，她还打算为朱老总写一部传记。除此之外，史沫特莱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了外文部、向外国记者发出邀请函，劝他们访问延安，还与主席联名给罗斯福写信，呼吁派遣医疗人员到，由此促成白求恩的中国之行。人人都夸赞，她工作起来简直像一团火。

不过，她特立独行的个性也没少引发非议。当时的延安，满眼都是灰衣服，干部们也不例外。她却经常穿着鲜艳的羊毛衫和红裙子招摇过市，毫不在乎旁人的议论，慢慢地人们见怪不怪了，她又惹出了一阵风波。

主席拜访史沫特莱，见她还是穿着那身“奇装异服”，笑道 “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不简单啊！”

史沫特莱趁机提议，主席应该带头改变清教徒式的生活，不但要学外语，还要学跳交谊舞。

“学外语我愿意，但学跳交谊舞，我不喜欢。”主席的回答很干脆。

“主席交谊舞都不喜欢，将来出国访问怎么办？”好说歹说，才说服他跳舞。旗开得胜的史沫特莱，又去教其他领导人跳舞，她开心地说，交际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不过，她并没有开心多久。延安的妇女们知道了此事，纷纷抵制史沫特莱，尤其是贺子珍，更是感到气愤，扬言要枪毙她。

就这样，惹了麻烦的史沫特莱在一片非议声中，离开了延安。

04

1937年9月初，她来到山西抗日前线。除了写作战地消息，她还亲自护理伤员，每天忙个不停，八路军战士都夸她是好样的。

当时，彭德怀彭老总是许多女性仰慕的对象，史沫特莱是其中一位。在山西洪洞，热情洋溢的史沫特莱直接向彭总表白了。彭德怀直接回答道，谢谢你爱我，但我不爱你。

1938年1月，史沫特莱来到汉口。在这里，她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在1943年出版。

除此之外，她还到处募捐。一次，她见到了宋子文，她说起前线士兵的情况。宋子文只得答应捐出一万法币作为士兵们的医疗费。这还不算，她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林可胜医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救助队，做了一名战地救护员。

繁重的工作，损害了她的健康。1940年9月，她前往香港休养。珍珠港事件后，回到美国继续治疗。在此期间，她一边为中国抗战募集善款，一边继续写朱老总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她本来想着重返中国，因为内战爆发，没有成行。

05

1948年，在纽约举办了一场“中国如何统一，美国应支持国共哪一方”的大辩论。收听现场直播的听众至少有500万人。支持国民党的一方以林语堂为代表，支持的共产党的则以史沫特莱为代表。

刚开始，林语堂还巧舌如簧，说国民党代表中央政府，共产党是叛党。

史沫特莱当场发问：“你们听说过共产党人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们见到过有一个共产党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

这一问，先前还唇枪舌剑的林语堂，顿时无言以对。

不过，这没有改变美国扶持国民党的政策，反而让她受到了政府的迫害。

1949年，史沫特莱流亡英国。此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欣喜万分的史沫特莱，决定访问新中国。还说：“假如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但她的健康却在日益恶化，每天靠牛奶维持生命。1950年5月6日，她因胃癌去世。她留下遗嘱：将遗物全部赠送给朱老总，骨灰安葬在中国。第二年，北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她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公墓。大地的女儿就这样回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