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基层官员都在忙什么？

文/洞玄子

一般来说，县一级的官员叫做基层官员。这部分官员在正史里记录得并不多。关于他们如何上班，如何判案，一天都在忙些什么，正史里语焉不详。但是，在很多公案小说里，对这些官员的描写却比较多。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种题材分类，从话本故事演变而来，主要描写作案和断案。

案，本来指代的是几案。公案，就是官府衙门里的桌案。官府里的桌案上堆满了各种文牍，所以官方文件也叫做公案。

在宋代大量笔记中提到说公案。罗烨《醉翁谈录》中把小说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等八类，首次将公案列举为小说的门类之一。在宋代之前未有相关记载，所以将宋代看作是公案小说的重要转折期，将宋代话本包括元代的公案杂剧视为公案小说的萌芽，将先秦时期执法断案记载和魏晋时期志怪、志人小说视为公案小说的源头。

所以说，公案故事源远流长，甚至于比"公案"这个名词的历史还要长。先秦诸子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韩非子》里有记载，一天郑国的相国子产早上出门，远远停到一个女人在哭，他听了一会就命人把这个女人抓起来，一经审问，果然是个谋杀亲夫的罪犯。原来子产大人听出了这个女人哭声中的是恐惧而不是悲哀，所以断定这当中一定有奸情。这就算是一个公案故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有些莫名其妙。

公案小说在宋元流行，而在明代火爆，但是大多都为短篇故事。现代人流行说的"四大公案"才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却出现的很晚，其中最早的《施公案》出版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以至于其他《三侠五义》《狄公案》《海公大小红袍》之类的都是光绪年间才井喷式出现的。说起来还是古代小说，但是作者立足视野格局稍微大了一点，要知道这些公案小说和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已经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了。

在这些公案小说里，基层的官员们往往都被小说家们写得残暴而无能，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所接触的第一线官员就是这样的：身为一个第一线官员，同时也是一个好侦探，本来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如果在汉朝，一个人得以举察举为官，理由很可能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那么他对司法刑侦工作可能还要熟悉一些。但既然到了隋唐之后，科举成为了入仕的最主要途径，那些靠和四书五经八股文死磕对线而取得做官资格的人物，对怎么破案，你能指望他会多少？

然后身为一个地方官，其职责极其庞杂。所谓："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滑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断案只是他众多工作中的一项而已。实际上影响一个知县升迁的最关键因素，是他的税收才能。比如在清代，一个浙江的官员，如果在浅色到盐政的问题上受到弹劾和处罚，他就直接失去了评为"卓异"的资格。显然，财政问题才是官员们最牵肠挂肚的。

案件的审理当然也并非不重要。但官员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却颇为可疑。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名言就是说能使人民不打官司，才是好的地方官。在这个基调下，许多制度设计，都以甩锅为第一要务。康熙年间定下制度，每年夏季，除非重大刑事案件，政治案件。官员一概不受理诉讼。理由是农忙时节无暇顾及婚丧嫁娶，田土诉讼等琐事。州县官员如有接案子的，反而要被参劾。其余三个季度约定俗成也有三六九放告的规矩：就是说每个月只有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几天受理民间诉讼。

即使接受了诉状，官员也未必会花多少心思过问。状纸拿进来，自然有刑名师爷处理，官员可能只是在处理意见后面签字盖章而已。

当然如果是命案，要案，那就大不相同。不论远近风雨无阻，州县官都要亲到现场勘验，如有拖延就要被降级乃至撤职。

这是一次浩浩荡荡的集体行动。官员出门，要带着属吏，轿夫，车夫各色人等；为了保护现场还要动员人手搭设简易木棚；官员并不具备验尸的专业技能，还需要仵作等技术人员。如果一不走运你被怀疑成凶手，那么所有这些人的接待费用，都由你来支付，以至于其他各种陋规，更不必说。所以做一回嫌疑人，即使最终被证明清白，因此破产的也不在少数。

这么来说，倒是很容易理解公案小说读者为何那么爱听微服私访的故事了。官员如果都有这个爱好，那么民间该省下多少接待费用。

事实上，大量案件的审理结果，都是具有很强的随机性的。因为只要不因此引发群体事件，对官员来说这不算什么大弊。

案情审理完毕，官员要写判决书，即所谓判词。这大概是整个断案过程中，唯一需要官员亲自完成的工作了。不要忘了，县太爷也是读书人出身，这是他展示自己文学才能的好机会，他一定不会放过。故而半数以上的判词并不援引相关法律条文，但一定会写的骈四俪六，文采斐然。

如冯梦龙这样文化水准较高的作家，创作公案故事的时候，会表现一下官员们这种爱好。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讲的是女装大佬引起的一系列误会风波和情缘的故事，最后老爷是这样判决的：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炫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之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这是所谓的"花判"，和真正的判词，格式一样，但对仗巧丽，辞藻华美，议论油滑，是那些半吊子文人最喜欢的文字游戏。

当然，晚清的公案小说家们可没有拟判词的本事，他们的读者也没有读这些的兴趣，所以自然可以省略了。

实际上，传统的公案故事，自有它的好处，不过这些好处本来就应该在戏台上，在书场里，不在小说。

戏园子里，台上一分钟，要有台下十年功打底；茶馆里，说书先生东拉西扯，一回故事完全不靠谱的康熙私访月明楼，能说上一个月，但琐琐碎碎的细节里，无穷的物态诗情，风土人物，隐然就是三教九流真实的人生。

所以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也是世代累积的故事。口头传播，才是浩瀚的大河；小说文本就好似凝结的冰块。那些"大名著"，由于有比较优秀的文人参与创作，算是河流表面的基本封冻，但是冰面之下仍然是激流汹涌。公案故事就不同了，大河波涛汹涌泥沙俱下，仓促炮制出来的文本，不过是河水里的几块浮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