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庆:人口忧思—中国家庭1-2-4-8结构下的经济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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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人口忧思—中国家庭1-2-4-8结构下的经济掣肘

2020年08月02日 15:33:45
来源:财经杂志

文/毛大庆 编辑/朱弢

严重老龄化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一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养老负担后,国民储蓄率必将下滑,而企业投资、科技创新融资的资金来源也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怎样,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好坏必然取决于两种情况:一是国民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

——亚当·斯密 《国富论》

三次生育高峰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变迁

回顾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年的人口变迁即可发现,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保持着极高的影响力。

建国之初,中国人口约5.4亿,时值战后恢复期,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倾向于鼓励生育,随即出现了一波婴儿潮,人口增速较快,增长率保持在2%以上。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第二波生育高峰出现,至1971年,中国总人口增至8.52亿,短短22年间,中国人口增长超75%。彼时,中国GDP尚不足千亿美元,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对比美国为1.16万亿美元。

同年,国务院批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人口增长率才有所下降。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但由于第二波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育龄,中国的第三次生育高峰遂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来。由于育龄人口基数大,尽管有计生政策的管制,第三次生育高峰期的新生人口总量依然有1.24亿。

进入新世纪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威力”开始显现,人口增速迅速下滑,2000年的人口增长率仅0.76%,随后的十余年间,中国人口增速缓慢,直到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施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余年后,中国人口结构发生质变。

在第二次生育高峰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6.35,而2017年这一数据仅为1.63。这一趋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老年人口比重走高。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仅4.56%,2015年达到了10%,2018年接近12%。

与此对应,0至14岁的婴幼儿及青少年人口比例逐年下降。1990年占比22.69%,2018年下降至16.86%,

这种老幼结构此消彼长的直接后果显而易见:人口抚养比在1990年为49.8%,2010年降至34.2%,从这时开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再未下降,持续上升,至2019年达到41.5%。

根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人左右的峰值,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5%左右,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不断增加。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到2030年降至17%左右。

另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波动将下降,劳动力老化程度将加重。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老化,到2030年,45-59岁大龄劳动力占比将达到36%左右。

老年抚养比走高,养老机构缺口严重

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严重。

与总抚养比相对应的是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一路上升。

2000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9%,到了2019年,这一数据已经升到了17.8%。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到了2030年,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25%以上,这就意味着,每位老人的养老支出将由4个劳动力人口供给,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养老金、老人就医、临终关怀、空巢陪护……老年抚养比走高带来了一系列深层问题。

首先是护理型、医养结合型养老床位严重不足,以目前的供给量测算,截至2019年一季度,全国养老服务机构2.93万个,养老服务床位732.4万张,其中养老机构床位数388.5万张,社区养老床位数343.9万张。

与此对应的另一个数据是,2018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2.4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7.9%,2019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亿,占总人口的12.6%。

700多万张床位,对应的是1.76亿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中国的基础养老产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端对于民办养老机构的优惠扶持政策不配套、门槛高、落地难等问题突显,养老产业投资周期长、利润薄、回收慢,国内民办养老机构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尚未成熟,缺乏持续规模化发展的动力。

特别需要指出,平民医疗在当下已经捉襟见肘,更不必说平民养老了。我们经常讨论养老产业,但是,如果靠“产业”解决中国的平民养老问题,将把中国老龄化社会解决方案引入比“房地产全面市场化后遗症”更为严重的后遗症境地。

6亿人千元月收入的状态如果没办法迅速改善,十年内扑面而来的老龄大潮中的大量人,会把公共服务当成唯一的选项,社会化医疗、社会化养老对这些人是遥不可及的。当下的“医患矛盾”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如果不能预料未来的严重性而在公共资源均等化上下洪荒之力的话,未来的社会矛盾将不堪设想。

我们一个臆想的房地产全面市场化政策,导致后面几十年各种巨大浪费、五花八门的保障房补救政策也无法让人满意。老龄化政策如果处理不好,未来靠打补丁的“保障性养老”政策,社会治理难度将不堪设想。

与养老机构相比,在家庭观念浓重的中国,居家养老是中国老年人养老的最主要的方式。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总量约为1.5亿,预计2050年将达到3.1亿。老年人居家养老对于独生子女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个标准的完整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结构是1-2-4-8模式,即一对中年夫妇在抚养一个独生子女的同时,抚养4个60岁以上老人(双方父母),在未来医疗条件持续进步的情况下,甚至还有可能抚养8个80岁以上的老人(四方祖父母)。

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模式设想,但即便只是1-2-4的抚养模式,也会让一个家庭疲于奔命、疲惫不堪。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从事高风险、不稳定性行业的意愿将大大降低。创新动力将受到严重威胁。

创新投资受阻,房地产陷入低迷

严重老龄化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一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养老负担后,国民储蓄率必将下滑,而企业投资、科技创新融资的资金来源也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从总抚养比持续下降的角度看,本世纪第一个10年堪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基本达到50%以上,说明经济增长方式以投资型驱动为主,并形成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走高,中国经济增长将因此面临减速和转型升级的压力。

老龄化还将对房地产市场带来深远的影响。

2016年-2018年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査数据显示,中国购房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0岁至39岁之间,约占购房者总数的75%。

2004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黄金十年,回溯购房消费主力人群,恰恰是在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婚育年龄,从而产生了大量购房需求。

中国在建国后前两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在2010年、2020年已经逐渐来到老年阶段,而第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将在2040年后步入老年阶段,房地产市场将因此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推算一下,2040年的中国标准家庭结构是4-2-1,其中的“1”正在进入壮年期,在组建新家庭时需要购买住房,但彼时其个人住房拥有量将因其家中的老年人口的离世而高度饱和,“1”是购房主力,但“1”的名下已经拥有超过四套住房,这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经过房地产业彻底市场化的二十余年积累,中国存量住房货值普遍估计在470万亿元人民币,65万亿美元。加上在途资源转化价值及正带涨价因素,约在600-700万亿左右。

近年来社会普遍存在几点共识:

1、中国平民财富绝大多数体现为房产;

2、这样的房产价值明显与国家真实的经济实力不符;

3、当全球的财富创造都没法匹配这样的市值时,泡沫化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当后续需求被提前预支、后续需求明显下降,这几百万亿的存量资产变现将存在严重问题。

当老龄化来临,如果个人不动产出现“挤兑”变现期,对国家经济稳定性的冲击是十分严峻也是历史上未有先例的。可以理解,这也是当下坚决执行“房住不炒”的政策来源。

老龄化的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我们必须要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并迅速落实,才能尽量避免人口问题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隐忧。

作者为区域经济学博士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首席顾问、优客工场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