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危机高悬，面对上交所问询，益佰制药难圆其说

中访网财经（朱婷婷）近日， 益佰制药发布2019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司实现营收33.61亿元，净利润1.41亿元，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同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3.62亿元，同比增长69.26%。

对比历年财报发现，除2018年受计提商誉减值影响外，益佰制药营收净利在2019年均出现下滑，远不及2017年。

2017年-2019年，益佰制药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8.08亿元、38.83亿元、33.61亿元；分别实现归属净利润3.88亿元、-7.25亿元、1.42亿元，增速分别为0.69%、-287.21%、119.45%。

但是，根据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截至6月30日，益佰制药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8.99亿元，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376亿元。这意味着，益佰制药上半年的净利润全部被分完。

据了解，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型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创建于1995年6月12日，2000年11月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于2004年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贵州省取得上市资格的非公有制企业。

事实上，当年益佰制药之所以被贵州省政府给予“一号种子”的定位，与其当时难以撼动的贵州医药业“一哥”位置有直接关联。根据三家上市公司发布的财报，2013年，益佰制药、贵州百灵、信邦制药的营收分别为27.84亿元、14.05亿元和5.6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4.29亿元、2.69亿元和4023.73万元。可以看到，不论是营收规模还是盈利情况，益佰制药均拔得头筹。

可五年后，不只是总资产排位生变，三家药企的营收排位也有了变化。2018年，益佰制药、贵州百灵、信邦制药的营收分别为38.82亿元、31.36亿元、65.80亿元。

益佰制药百亿计划未能如期完成，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之前公司为了做大做强规模，也有非常多的尝试，但最后不尽人意。

费用高企弊病犹存

2020年5月7日，上交所就益佰制药变更部分募资用途并永久补流动资金下发问询函。益佰制药早前公告称， 2014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10.68亿元，其中民族药业GMP异地改扩建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63亿元，累计投入0.15亿元，现公司拟终止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1.51亿元用于永久补流。

问询函还显示，2014年至今，公司多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流，2020年1月，公司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1.5亿元临时补流，后于4月30日归还。

此后益佰制药回复称，终止民族药业项目处于对市场判断失误，行业出现变化，导致公司发展重心转变。

自新一轮医改针对医药供应端的两票制、一致性评价、集采等政策落地实施以来，传统型制药企业都面临如何调整销售模式和削减中间费用率等问题，以适应行业新规则、应对新的挑战。不过，对益佰制药来说，这似乎成为一道很难跨越的坎。该公司长期维持不合理的高期间费用率和高销售费用率，而管理费用率更是逆行业趋势不断攀升。

2011年至今，益佰制药总体的期间费用率常年超过60%，在60%—74%之间来回波动；销售费率常年在50%左右，在46%—63%区间来回波动；管理费率更是从2011年的6.7%，一路上扬至2019年的14.43%。

2020年中报显示，该公司2020年上半年期间费用率为66.51%，其中，销售费率为51.27%，管理费用率为14.31%。根据iFind统计数据，制药型企业期间费用率中位数在45%、销售费用率中位数在30%、管理费率中位数在12%左右，相较而言，益佰制药整体费用率偏高，尤其是销售费用率。

不过，益佰制药居高不下的销售费用率，并没有带来销售收入的增长，持续萎缩的销售规模叠加持续高位的期间费用率，益佰制药经营困局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