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出首张控烟“顶额罚单”，禁烟的单不能全让烟民买

不久前，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开具了上海控烟违法场所的首张“顶额罚单”。近年来，关于“禁烟”的话题一直居高不下，数量庞大的烟民往往被千夫所指。然而，禁烟的单不能全让烟民来买，更不能完全将烟民群体置于道德的对立面。

4月27日，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开展突击监督检查时发现，位于虹桥镇一花鸟市场地下一层商户公共区域均未设置统一的禁止吸烟标识和控烟监管电话；在地下一层多条过道和转角处，执法人员发现地面上散落多个烟蒂；在该市场二层办公区域发现烟具两个，且烟缸中有若干烟蒂；在副总经理办公室查见烟具一个等控烟违规问题。

“当你在吞云吐雾‘享受生活’时，请别忘记灭了烟头，并且不可乱扔烟头。你若因吸烟而闯下大祸，一贫如洗这个词也离你不远了。”这是在此次“顶额罚单”后，在虹桥花鸟市场室外吸烟点张贴的“警示”标语。

据悉，该罚单也是自2017年3月1日《条例》修正案生效实施后的首张最高“顶额”场所控烟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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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禁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我国，禁烟总是处在一种薛定谔的猫式的状态。每一个禁烟话题下，烟民和二手烟受害者站稳各自立场，但往往争执不下。

禁烟的前世今生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重点立法项目，2014年10月底形成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该条例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这是我国首次拟制定行政法规在全国范围全面控烟。

2020年8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工作的通知》对外发布。提出，要动员尚未开展的医疗卫生机构尽快启动建设，鼓励已开展的医疗卫生机构保持建设成效，推动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工作全面开展。力争到2022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全面建成的目标。

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算起已有8年。然而，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面控烟在中国仍然举步维艰。

相关条例一年严过一年，如果一个遵守规则的人，想在迈出家门后找一个自在吸烟的地方，并不容易。

但事实上，彻底落实“公共场所禁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办公楼里吸烟的上司、餐厅包间里热情散烟的宾客、火车站站前广场上夹着烟的民工…在这些场合，身处人情社会的人们，很难将烟抛之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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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场所，尤其是机场、车站等交通运输场所，向来是禁烟的“兵家必争之地”。

三年前，一位刚刚结束高考的女生从北京乘普通列车去往天津旅行，短暂的车程中一直被二手烟困扰，列车员也并未阻止吸烟者，遂将哈尔滨铁路局告上法庭，要求该趟列车取消吸烟处，这起诉讼案被称为“中国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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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2019年5月，常常往返郑州与北京的殷律师发现候车大厅的四个角落分别设有一个抽烟室，吞云吐雾的旅客进进出出，烟味弥漫。不久后，殷律师即以违反《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由，起诉郑州东站，要求拆除吸烟室。

而郑州东站一方认为设置吸烟室“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合理性”，满足吸烟旅客需求的同时，保护了更多不吸烟旅客的健康。

网友们也各执一词，有的人认为这位律师在哗众取宠，有的人认为社会需要这样站出来说话的人，他们就像是烟民与二手烟受害者一样，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将争论推到了无底洞。

过去的一年里，法院两次判决均驳回殷律师的诉讼请求，随后的疫情，也让这场针锋相对的讨论偃旗息鼓。

今年6月，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两条例修订后，当地大力推进禁烟、控烟。不久后，根据河南媒体《大河报》的报道，郑州东站内的四个吸烟室已悄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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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室可以关闭，烟味却未必就能彻底消散。对于禁烟，一味苛责烟民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其背后有着多重因素的构成。

禁烟，不仅是健康问题

说到禁烟，健康并不能够说明一切，小小一支烟卷背后的产业规模，或许确实比普通人想象的要大。

根据国家烟草总局公布的数据，全国烟草行业职工总数超过50人，在他们背后，还有全国520多万户卷烟零售户，92万多户种烟农户，整个烟草产业上下游涉及2000多万人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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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056亿元，上缴财政总额11770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相关统计，自2001年以来，每年全国6%左右的公共财政收入，来自烟草行业利税。作为烟草大省的云南，地方财政更是有四成左右来自相关行业利税。

而组成这些庞大数据的，是同样庞大的烟民群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十五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男性为50.5%，女性为2.1%，农村人口吸烟率28.9%，城市人口为25.1%。

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的2019年中国中学生烟草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初中学生尝试吸卷烟的比例为12.9%，现在吸卷烟的比例为3.9%，现在电子烟使用率为2.7%；2019年高中学生尝试吸卷烟、现在吸卷烟以及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分别为24.5%、8.6%和3.0%，均高于初中学生。

资料显示，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72.9%的初中学生在家、室内公共场所、室外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中暴露于二手烟。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136.6万，超过因艾滋病、结核、疟疾和伤害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在我国，因吸烟导致的健康问题，每年造成的损失在一千亿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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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数据背后，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冲突：烟草行业巨大的财政、利税与庞大的烟民数量及背后的严重危害性。

然而，社会问题是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利弊并不能一刀切，禁烟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禁烟的单，不能全让烟民买

从小说影视到现实生活，吸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

被建构的烟草文化，为人们创造出一种需求，烟民朱自清在1933年的散文《谈抽烟》 有过类似描述：“所以老于抽烟的人，一叼上烟，真能悠然遐想。他霎时间是个自由自在的身子，无论他是靠在沙发上的绅士，还是蹲在台阶上的瓦匠。有时候他还能够叼着烟和人说闲话；自然有些含含糊糊的，但是可喜的是那满不在乎的神气。”

去年大火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奖项：“脏烟灰缸奖”，这是由中国控烟协会颁发的一个奖项，用以警示后者使用了过多吸烟镜头。

图片源自《南方车站的聚会》

这个从2011年起设立的奖项，还曾颁发给《让子弹飞》《钢的琴》《一步之遥》等著名作品。然而网友大多不买账，批评之声起彼伏。

可见，多数人对影视文艺作品中烟草的忍耐度比现实中更高，香烟在流行文化中已有一席之地。

但对于加强禁止吸烟的宣传教育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研究院许桂华说：“加强控制吸烟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主动不吸烟、劝阻他人吸烟、拒绝吸二手烟，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健康权的意识，可以使控制吸烟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吸烟背后，牵扯着经济、道德、法规、社会习惯等种种因素，从接触烟草到消费烟草，烟民是这个长长链条上的一环。禁烟，绝对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烟民的道德自觉。而如果简单地进行道德归因，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引起群体的对立。

去年两会，有代表提出，应该仿照其他国家，完善卷烟、雪茄烟等在包装上警示标识内容，因为目前仅靠那句“吸烟有害健康”已经很难起到警示作用。

禁烟当然不是坏事，但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认知变革、相关政策调整、产业重新布局、法律法规完善等。关闭吸烟室容易，但烟民并不会因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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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需要对烟民多一点点宽容，但也请烟民保护好他人的健康，让“我尊重你吸烟的选择，你尊重我不吸二手烟的权利”蔚然成风。

部分内容源自：新周刊、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