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监也能光宗耀祖？想做元朝的宦官，高丽人挤破头都难…

“残忍侥幸之徒，转相慕效，父宫其子，兄宫其弟，又其强暴者，小有愤怨，辄自割势。”

文／班布尔汗

宦官是在古代宫廷内为君主及其家族服务的人员，一般由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性充任。且不说汉、唐、明三代宦官何等权倾天下，出现制度性宦官专权；就是讲究“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朝，也曾有“政事号令悉出阍寺”的时期，出过童贯这样可以领兵出征的宦官。清朝前期无出名的宦官，晚期有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宦官声名显赫，为坊间所热议。

相对而言，元朝的宦官可谓声名不彰，并无让人熟悉的宦官，更不用说权宦了。明人修《元史》，便认为“前世宦者之祸常烈矣”，而元朝的衰亡，却“不自阉人出”。后世研究元朝历史，也得给予“内无宫闱阉宦之蛊”的评价。

宦官能获得权柄是皇权的外延，皇帝扩张皇权遭外朝大臣抵制，就利用宦官为“白手套”。宦官虽能肆行一时，却极度依附于皇帝。而宦官比外朝大臣有优势在于其内廷的身份，是皇帝家奴，可以“密近天光”，从而成为皇帝的代言人面对外朝。加之身为阉人，没有谋朝篡位的可能，为皇帝所信任。

元朝宦官之所以不能成为权宦，在于元朝有着从草原带来的怯薛制度。怯薛是元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其来源于成吉思汗设立的怯薛军和怯薛宿卫轮值制度。怯薛都是“世家大臣及其子孙而生之贵者”，负责君主的护卫以及内廷的各项职责，“凡饮食、冠服、书记，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职典之”。

怯薛作为皇帝内侍，旦夕不离，要做到“中夜有需，不需烛索，可立至前”。有了贵族世家子弟的怯薛，宦官失去了得天独厚的“密近天光”之便，自然难以获得身为皇帝代言人行使皇权的机会了。但毕竟是贵族子弟，很多不太体面的事情还是需要出身低微的人去做。再加上皇帝妃嫔众多，为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宦官的作用不可替代。元朝宫廷仍然离不开宦官，其主要来源不是中国本土，是朝鲜半岛的高丽。

语言便利，高丽宦者来华

元朝宦官初期来源是俘虏的宋朝宦官。1276年，元军南下灭宋，在和平接收南宋首都临安后，将南宋皇族及宫人千余人一起押解北上。宫人中便有大量宦官，来到大都后被收进内廷，转而为元朝皇族服务。宋朝皇室以文明雅致著称，其宦官也都很有文化，且侍候主人细致周到。很多宦官为元朝皇帝所宠爱，最著名的是李邦宁。

李邦宁，字叔固，钱塘人，在南宋宫廷中任小黄门，为人知书达理，勤恳敏达。随宋皇室来到大都后，被元世祖忽必烈看中，成为贴身宦官，先后任御带库提点，升章佩少监，迁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很得宠信。

元世祖去世后，他继续受到元成宗铁穆耳的宠信，仍为贴身宦官，官职也升到昭文馆大学士、太医院使。待到成宗去世，武宗即位，因为李邦宁常劝谏武宗要节省用度、减少浪费，被授予大司徒、尚服院使，阶金紫光禄大夫的高位。及至仁宗即位，李邦宁仍是内廷最受宠信的宦官，官职被升到开府仪同三司、集贤院大学士。

李邦宁历侍四任皇帝，荣宠不衰，而其人始终谦逊低调，从不揽权。元武宗曾想授予他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外任，这是个别人求之不得的肥差。他推辞道：“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何敢当？宰辅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

这样的前朝宦官为元帝所喜爱，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会老去、死亡，没有新鲜血液补充。元朝坚持“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蒙古人是不能当宦官的。其他族裔虽然可以，但受困于技术难题，阉割是难度很大的技术活。元大都是在金朝中都废墟上重建的城市，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都迁入，但可能是元皇室不认为制造宦官算了不起的技艺，因此缺乏娴熟的阉人技工。没有技工，就无法大规模制造宦官。再加上无论是北方汉人还是南方汉人，要入宫做宦官，得过语言关。

元朝以蒙古语为国语，虽然朝中大臣各个族裔都有，皇帝从忽必烈开始也都能使用汉语，但内廷还是蒙古语的天下。要想入宫廷服务，先要学习蒙古语。学习语言是费时费力的，汉人士大夫为了做官，自可下苦功学习，而当宦官都是贫苦人家孩子才愿意，并无学习的环境和能力。急需宦官的元朝宫廷，将眼光看向了东邻高丽。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世祖出猎图》描绘了忽必烈狩猎场景，图中个别侍从的相貌特征显系外族人士。

建国在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在蒙古帝国时期与成吉思汗结成“兄弟之盟”，但蒙古帝国对于高丽不断索要贡赋，让高丽不堪重负，因此斩杀蒙古使者而背盟。从1231年开始，蒙、高之间爆发了连绵不断的战争。高丽虽是小国，但抵抗十分英勇，屡败屡战，蒙古“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附”。

直到1259年，已无力再战的高丽向蒙古投降，国王高宗派太子王倎入质。蒙古对久不投降的敌国，处置都十分残酷，但高丽的运气很好，就在王倎前往投降的途中，蒙古大汗蒙哥驾崩，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发生内战。王倎审时度势，选择投向忽必烈阵营，从而在忽必烈获胜后换得高丽得到很好待遇，“完尔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

1260年，高丽高宗王皞病逝，忽必烈册封王倎为高丽国王，派重兵护送他回国继位，是为高丽元宗。高丽从此成为元朝藩属，但内部仍有很强的反元势力，屡起变乱。高丽元宗为了稳定内部，也是为了获取元朝不灭其国的承诺，从1271年开始，便不停地向元朝“求婚”，请求元世祖把公主嫁给自己的世子王愖。

几经考虑，元朝终于答应元宗所请，元世祖将小女儿齐国公主下嫁高丽世子。从此，高丽王室历任国王都娶元朝公主为王后，元朝与高丽成为翁婿之国，高丽国王被称为“驸马高丽国王”，算是加入了元朝皇室。

高丽是元朝藩属国，要履行“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等义务，同时还要依据元朝皇室的要求，提供各种贡品。最受元朝青睐的贡品是，美女和宦官。

高丽以宋朝为师，不但穿汉服，写汉字，兴儒学，而且有着丰富的制造宦官的经验，提供宦官不是问题。高丽用汉字，但语言与汉语完全不同，反而与蒙古语有些亲缘。近代芬兰语言学家古斯塔夫·约翰·兰司铁，曾把蒙古语和朝鲜语、日语都列入“阿尔泰语系”。这一结论未得到学界的完全认可，但三种语言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今天的蒙古留学生到韩国或日本留学，可以很容易掌握朝鲜语和日语，反之也如此。高丽人学习起蒙古语来要比汉人有优势，高丽宦官自然成为元朝宫廷的首选。

高丽宦官来到元朝，一般由高丽主动选贡或元皇室索求。无论是《元史》还是《高丽史》，会见到大量高丽“献阉竖”或是元朝遣使“求阉人”的记载。成批成批的高丽宦官，便这样被输送到元朝宫廷，使得“盖时宦者多高丽人为之也。”

左右逢源，为奴却有两头甜

大多数高丽宦官一生为奴而没有出头之日，但总有个别幸运者获得荣华富贵，更因为其双重身份在元朝和高丽都十分显赫，打破了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俗语。

元世祖时代，以李邦宁为代表的南宋宦官还是元廷宦官主体，高丽宦官出头的机会不多。到了元成宗时代，高丽宦官强势崛起，第一个便是方臣祐。

方臣祐，小字小公，尚州中牟(今韩国庆尚北道)人，在高丽侍奉高丽忠烈王王后，也就是忽必烈女儿齐国公主的宦官。他为人谨慎，很得齐国公主的信任。当元廷到高丽索要宦官时，齐国公主本着好东西要推荐给娘家的精神，将方臣祐送往元朝，成为真金太子的宦官。

真金太子英年早逝，没能继承元世祖忽必烈的皇位。但当忽必烈去世后，皇位传到了真金太子之子铁穆耳手中，即元成宗。元成宗及其母亲裕圣太后阔阔真都十分宠信方臣祐，授予奉正大夫掌谒丞、通奉大夫泉府大卿的官职。自此，方臣祐历经成、武、仁、英、泰定、文、惠七朝，历任太子詹事、徽政院使、光禄大夫储庆司使等职，成为李邦宁后的元廷显宦。他做事“未见其少懈”，被评价为“宣力宫省，年且劳矣”，能够“参掌机密、献纳谋谟”。

方臣祐虽然在元朝宫廷显贵，但心系母国，一生中多次借助元帝对自己的信任，为高丽免除灾祸。

元武宗时，封高丽国王为一字王沈王，元朝王爵以一字王为最高。高丽国王领有沈王，其封地就不仅限于高丽一国，对今天的沈阳和辽阳也有管辖权，而这里是洪福源家族的势力范围。洪福源原本是高丽大将，窝阔台时期投降蒙古，成为蒙古进攻高丽的向导，遂成蒙古帝国新贵。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追封其为沈阳侯，其家族世代驻守沈阳。

原本的土皇帝凭空有了上司，洪氏家族十分不满。到元仁宗时，洪氏家族掌门人洪重喜为了摆脱高丽挟制，上书皇帝诬陷高丽忠宣王“不奉法恣暴等事”，要求与忠宣王廷辩，忠宣王忧虑不已。方臣祐得知此事后，面见仁宗的母亲答己太后，言道：“重喜高丽逋民也，敢肆诬妄谋覆宗国，罪已可诛，顾令与王对辨耶？”答己太后本就信任方臣祐，听其言后便“言于帝”。仁宗是个孝子，从不违拗母亲，不但不让忠宣王廷辩，反而将洪重喜杖责流放。

到泰定帝时，元朝欲将一位宗王的封地设在高丽境内，这等于割去了高丽一块领土。方臣祐对泰定帝进言道：“高丽地狭多山，无所田牧，北俗必不乐居，从令东民惊动耳。”使得泰定帝“然其言而止”。

元世祖忽必烈为东征日本，在高丽设过“征东行省”，最终未能攻下日本，但没取消行省建制，只是以高丽国王为行省左丞相,保持有相对完整的自治权。正是因为征东行省的存在，使得元朝总有将高丽彻底内属、直接管辖的议论。在元英宗、元泰定帝时，不时有大臣提出将征东行省改为“三韩省”。方臣祐总是用“衣冠典礼，不改其旧，惟世皇诏旨是赖”的元世祖祖训为理由，说服皇帝放弃。

方臣祐对高丽立有大功，高丽君臣对他评价甚高，认为他“宦于上国，甚见宠任，而能尽忠我有家”。历代高丽王对他也不吝封赏，封为“上洛府院君，階三重大匡，号推忠敦信翼亮功臣”。

在元朝官位显赫，在家乡又是社稷功臣，这样的高丽宦官有元一代还有很多。比如出身平章郡（韩国江原道）的李淑，在元朝宫廷中得宠。高丽王“每有奏请，必赖其力”，得靠他在皇帝面前疏通才能成功，因此加封他为“壁上三韩正匡平章君”。

出身苏泰县(今韩国忠清南道泰安郡)的李大顺，因为得到元帝宠信，不但被高丽王封为“泰安府院君”，弟弟李公世也在高丽“为元帅又判三司事”，另一弟弟被“封泰安君”。

家世出身史无明载的高龙普“入元有宠”，向元惠宗（元顺帝）推荐了高丽女子奇氏，让奇氏成为了大元皇后，并生下了太子。借着这个功劳更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不但在元朝“升荣禄大夫,追封三代”，在高丽也被封为“三重大匡完山君”，并享有“功臣”之号。

这些高丽宦官在元、高两国都获得高位，可谓光宗耀祖。但毕竟是刑余之身，饱受身心摧残，性格多少有些扭曲。一朝得志，都要肆行无忌一番，才能疏解曾经的委屈。方臣祐从元朝出使高丽，颐指气使，“郡县守宰皆被骂辱,至有受杖者”，甚至让高丽的宰相亲自为自己演戏取乐。李淑有一个相好的妓女，为了讨其欢心，向高丽王要求给妓女之子“内乘别监”的官职，高丽王没有应允，李淑便不参加高丽王的宴会，逼得高丽王只能答应。李大顺出使高丽时，地方守令对其稍有怠慢，即杖刑处置。高龙普更是参与了元朝废黜高丽忠惠王的行动，直接干预高丽国政，使自己获得了“亲王、丞相望风趍拜，招纳货赂，金帛山积”的风光。

看到当宦官，尤其是去元朝当宦官能够出人头地至此，效仿的人自然趋之若鹜。元朝时的高丽人尤其是家贫者，无不希望通过当宦官而“复其家，官其族”。于是，“残忍侥幸之徒，转相慕效，父宫其子，兄宫其弟；又其强暴者，小有愤怨，辄自割势。不数十年间，刀锯之辈甚多”。当然，大多数宦官最多只能入宫混个温饱。

高丽宦官虽然在元朝获宠而得志，但要为非作歹，只能回母国高丽才有可能，在元朝要夹着尾巴做人。随着元朝有了高丽出身的皇后，高丽宦官在元朝宫廷的地位也重要起来，以至于成为元朝高层党政的重要参与者。

内外夹攻，高丽宦官风光不再

与高丽宦官同时大量进入元朝的，还有高丽贡女。贡女与宦官原本之间没什么交集，各有各的职分，直到元朝末年，两者才有机会结成利益共同体。

向高丽索要贡女，从蒙古帝国时期就开始，但因为两国很快就进入战争状态，高丽贡女还远形不成规模。元朝建立后，开始制度性地要求高丽贡献女子。元朝最初要求高丽贡女，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人婚配的需要。尤其是在灭掉南宋，获得数十万的南宋降军之后，安抚降兵，给他们以生活上的优待便是当务之急。人要安心，首先要安家，娶妻生子。于是，元朝要求高丽大量贡献女子。

让本国的女子去配外国丘八哥，高丽自然不情愿，但也不敢违逆上国，遂设立专门的衙门“结婚都监”，负责向元朝献纳贡女事宜。进贡给元朝的大部分是“闾井独女，逆贼之女，僧人之女”等地位低下的女子，莫说王族、公卿之女，就是普通良家女子都很少。

随着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建立翁婿关系后，南宋降军的问题也已不再紧迫，高丽贡女的性质便出现变化了。元朝方面希望高丽贡献更多高品质贡女，不再是配给降军，而是给王公大臣乃至皇族做妻室或侍女，所谓“既与我为一家，自宜与之通婚，不然，岂为一家之义哉？”

高丽国王做了元朝的女婿，元朝皇帝的女儿已经先嫁了过来，那么贡献本国女子的屈辱感便减轻了不少。再加上需要元朝内部有更多亲高丽者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开始将良家女子甚至贵族公卿之女作为贡女。为了凑齐数量，甚至颁下“良家处女先告官，然后嫁之，违者罪之”的诏命。

高丽贡女很多成为元朝重臣妻妾，甚至有成为皇帝嫔妃的，其家族也能在高丽飞黄腾达。但要说能成为元朝皇后，本来并无可能，因为元朝有祖制，皇后必须来自蒙古弘吉剌部的王族，这是从成吉思汗便开始的，无人可以改变。可规矩总是有人要破，这个祖制在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时被破掉了。

元惠宗是元武宗的孙子，其父亲是元明宗。他年幼时，元朝爆发了“两都之战”，他的叔叔元文宗推翻了泰定帝一系登基称帝，后来又害死了惠宗的父亲明宗，史称“明文禅替”。变乱中，年幼的惠宗被叔叔先后流放到高丽和广西。直到文宗病逝，留下传位给明宗之子的遗命，惠宗才摆脱流放，成为皇帝。

早年流放高丽的经历，让惠宗对高丽有特殊情感。在高丽宦官高龙普的推荐下，他将高丽贡女奇氏纳为皇妃，并在奇氏生下皇子后封奇氏为第二皇后。

奇氏是高丽幸州(在今韩国京畿道高阳郡)人，父亲奇子敖仅仅是个五品的总部(兵曹)散郎，莫说在元朝，就是在高丽都是很孤微的家族。推荐她成为皇妃的高龙普本是很好的羽翼，但因为高龙普被弹劾擅作威福、干涉朝政而遭到打击，后来回到高丽，她身边得有新的亲信之人，于是，另一位高丽宦官朴不花填补了空缺。

朴不花与奇氏是同乡，是与奇氏同时被送到元朝的，史书记载两人在奇氏得志前“相为依倚”，可算得患难之交。奇氏成为皇后，尤其是高龙普失势后，朴不花“累迁官至荣禄大夫、资政院使”，成为奇氏心腹，“情意甚膠固”。

元惠宗早年还能励精图治，在贤相脱脱的辅佐下进行改革，力图扭转元朝逐渐衰颓的局面。但勤于政事只换来了不断的天灾人祸，乃至于“开河变钞祸根源，引红巾万千”。惠宗便躲进深宫，耽于淫乐，将朝政交给了太子即奇氏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

爱猷识理达腊很有抱负，野心也很大，不甘心只以太子的身份管理朝政，想进一步逼惠宗禅让。惠宗虽然懒于政事，却贪恋权柄，决不愿意禅位。元朝宫廷就分为帝派和太子派，展开残酷政争。奇氏是太子母亲，自然要支持儿子。朴不花是奇氏心腹，也就成为太子派的重要成员，他与外朝的搠思监结为一党，全力帮助太子逼父禅位。朝中不支持太子的众多重臣如丞相脱脱、太平等均被害死，甚至导致了元朝政府军彻底崩溃。

政府军崩溃后，有两支地方军成为元军主力。第一支是察罕帖木儿及其义子扩廓帖木儿率领的，以沈丘、罗山等地的地方民军为主干发展起来的军团。第二支是答失八都鲁及其子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以四川的政府军以及襄阳等地的豪族武装为主干组成的军团。为了制约太子派，惠宗引孛罗帖木儿为外援，而太子则引扩廓帖木儿为外援，朝廷党争又引发军阀混战。

1364年，太子逼惠宗下诏削掉孛罗帖木儿的官职、兵权。孛罗帖木儿一怒之下兵临大都，太子出逃，搠思监、朴不花被孛罗帖木儿所杀。

《元史》的《宦者传》中只记载了两人，一是李邦宁，二便是朴不花。修史之人使用春秋笔法告诉后人，李邦宁是不干政的好宦官的代表，而朴不花是干政坏宦官的代表。传记中说朴不花“根株盘固，气焰薰灼，内外百官趋附之者十九”。这其实夸张了，朴不花主要是为太子争权，内外百官所依附的是太子。但作为高丽宦官，不但得宠于内廷，还能在外朝掀起巨大风浪，在有元一代的高丽宦官中算是首屈一指。

朴不花是元朝高丽宦官的绝响，他死后不过四年，元朝灭亡。元朝灭亡二十年后，高丽王朝也寿终正寝，朝鲜半岛兴起了李氏朝鲜王朝。

如高丽王朝与元朝的关系一样，朝鲜王朝也成为继元兴起的明朝的忠实藩属。明朝皇帝从太祖朱元璋开始，也热衷于从朝鲜索要贡女和宦官。但明朝与元朝不同，自己就可制造宦官，并不依赖上贡，宦官只是贡女的附属品，用来侍奉贡女的。到第四代皇帝宣宗时，不再向朝鲜索取贡女，朝鲜宦官也就逐渐在明廷踪迹难寻。到明孝宗后，朝鲜宦官已经不再见诸史册，中国王朝使用外籍宦官的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