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史∣《八佰》前传——复盘“淞沪会战”之“十日围攻”（1）

编者按：

《八佰》到底是部怎样的作品？这或许每个观众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这部已经足以被称为“现象级”的电影，令更多的人重新开始关注抗日战争、关注“淞沪会战“，却是不争的事实。借此机会，云上国防近期推出《复盘“淞沪会战”》系列，以便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到《八佰》的背景故事，了解那场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

今天，奉上第一篇：

复盘“淞沪会战”之“十日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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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2121号，前身是被称为“虹口要塞”的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红棕相间的明亮外墙，使人很难把这里与固若金汤的军事设置联系到一起。1900年，日本政府借口义和团运动威胁本国侨民在华安全，强行派海军陆战队进入公共租界。并最终于1924年，公然兴建了这座占地6130平方米的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椭圆的外形、粗壮的门柱和流线型的整体外墙，使整个建筑宛如一艘游弋在中国领土上的巨型战舰。

▲日本驻沪特别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指挥官大河内传七

而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

恶魔之巢——“淞沪会战”前的

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

日本海军陆战进驻上海始于清光绪年间，1900年日本政府借口义和团运动威胁本国侨民在华安全，强行派兵进入公共租界。此后随着其狼心野心的逐渐扩张，日军在沪人数和设置日益增多。

1927年2月，北伐军逼近上海，日本海军随即派出轻型巡洋舰“天龙”及接受其指挥的第18驱逐队，搭载在吴镇守府编成的“特别陆战队”赶来搅局。尽管出发之时，这支“特别陆战队”仅有1个大队（300人）的兵力，但很快便急速扩张。

3月，日本海军又从佐世保镇守府及横须贺镇守府各抽调1个大队（2大队共500人，未满编）；并与防护巡洋舰“利根”舰长植松练磨大佐指挥下的所谓“舰船陆战队”5个大队（1400人）合组“联合陆战队”进入上海市区。1927最高峰时，日本陆军在上海地区的兵力达到“特别陆战队”2300人、“舰船陆战队”2000人，这些日军伙同集结于租界内的6600名英军、2800名美军、500名法军一道最终见证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方始心满意足的分批撤离。

▲1928年的上海外滩

整个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地区兵力始终维持在600人左右，但训练和装备却都是军中翘楚。日本政府向英国采购的12辆“维克斯M1925”型装甲汽车之中，7辆被配属给了上海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而这支部队在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军事行动中也常常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如1928年的“济南事变”中，驻守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便第一时间出动200人奔袭山东。

▲“维克斯M1925”型装甲汽车的照片和模型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更以日本僧人水上秀雄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化缘时被打死的“日僧事件”为借口，调集大批精锐步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杀气腾腾的从其司令部出发，向驻守闸北的中华民国第十九路军发动进攻。

14年后，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日本陆军驻沪武官田中隆吉，交代了水上秀雄之死的来龙去脉。原来，从一开始，这就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右翼政客团体“十一人俱乐部”联手策划的阴谋，田中隆吉通过与之姘居的女间谍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水上秀雄等人，继而不断煽动日侨情绪，加速事态恶化升级。

▲梅艳芳扮演的川岛芳子可谓是抗日剧中日本女特工的滥觞

1932年5月5日，经过数十天的激战，中日两国签署停战协定，日本军队象征性地撤回租界，但代价却是中国军队失去了在上海市区驻军的权力。而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的兵力已然扩充至2个大队，总编制规模约2000人。

二

唯有一战——1937年的中日僵局

1932年10月1日，日本海军颁布了《海军特别陆战队令》，将驻上海的地面部队与本土镇守府编制脱钩独立化；升格称“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尽管其仍用“大队”作为编制单位，但比一般的特别陆战队规模还大的多。特别陆战队的火力标准远比一般日军来得旺盛；除了为其配备了大量各式火炮之外，在轻武器方面向来吝啬的日本军队，竟为“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步兵配备了德造MP18/28“伯格曼式”冲锋枪。

▲ 正在进行MP-18冲锋枪射击训练的日军

此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恶化，上海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亦不断挑衅，向南京国民政府“极限施压”。如1936年9月23日夜，日本海军以装甲巡洋舰“出云”号的水兵三人，在上海北站附近租界内被人狙击，伤二死一事件为借口，出动全部海军陆战队，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洲公墓一带，布设岗哨，派队巡逻，后虽经多次交涉，形势渐趋缓和，但此后日军频繁地举行各种演习，派遣舰队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各港口，测量水位，摆出了一副大举进攻的架势。

▲在上海街头布防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客观的说，南京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态势便始终处于首鼠两端的状态之中。这其中除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个人图谋之外，某种程度上还缘于当时中日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当时的中国依旧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生丝、棉花、甘蔗、大豆等农产都需要通过日本的纺织、制糖、炼油工业才能转化成日用品。而日本轻工业过剩的产能也需要中国这块辽阔的市场才能予以消化。

也正是为了要密切这种经济上的往来，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竟还启动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展开了通车、通邮的相关谈判。1934年7月1日，从天津开出了第一列前往“伪满洲国”的班列，虽然途中在茶淀车站遭到爱国青年宁匡烈自制炸弹的袭击，还是到达了沈阳；1934年12月31日又同意从1935年1月10日开始通邮，2月10日开始汇款与邮寄包裹。 但就在这样暧昧的背景之下，双方的关系却悄然发生着变化。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在庐山签署了著名的《合步楼协议》，中国通过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即“工业产品商贸公司”的德文缩写）用钨、锑、锰等战略物资向德国换取大量的工业产品和军火。

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占其武器出口总额的28.8%，为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提供了重炮、战车、鱼雷、快艇、机枪、轰炸机、钢盔和通讯器材等一系列作战物资。 德国国防部还准备为国民政府新装备41个师，以及彻底重新装备一直以来受英国控制的中国海军。 随着装备水平的增强，中国政府的自信心也逐渐增强，在对日谈判中的立场也逐渐强硬起来。

▲佩戴德制M35钢盔的国民革命军

如果说中、德军事合作，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以对抗日本军事讹诈的底气的话，那么1935年11月4日全面展开的“法币改革”，则令中国在经济上彻底脱离过去对日本资本的依赖，甚至在轻工业领域形成与日本相互竞争的局面。所谓“法币改革”狭义上来看，只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发布“法币改革令”，全面禁止白银和银元的流通，以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大银行发行纸币为唯一法定货币。

通过法币改革，南京国民政府首次实现了国内市场和金融秩序的统一，同时由于法币与英镑、美元汇率直接挂钩，且可以在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且初期汇率稳定。因此加大了中国经济与英、美之间的联系，日本在华商贾甚至主动以日元兑换法币，再购买英镑、美元以充足自身的外汇储备。可以说经过“法币改革”，日本资本在中国市场的生存空间被弱化到了极致。

▲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图中为上海地区的日本商业街

正是缘于中、日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从严重失衡逐步走向分庭抗礼，两国经济互补性却日益减弱，双方之间的军事摩擦由此日益加剧。长期以来日本军阀之中虽然都有全面侵略和控制中国的意图，却又逐步蚕食和一口鲸吞两种不同的战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始终对华主要采取逐步蚕食的战略，但在1936年之后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鲸吞”计划逐渐占据了上风。

三

针锋相对——中、日军队

围绕上海的作战计划

事实上早在1935年度的日本陆军作战计划之中，明确提出将以第7军（以“中国驻屯军”、“关东军”的1个师团及由国内及朝鲜派来的3个师团为基干）占领北平及天津周边；第8军（以两个师团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山东半岛及海州（今连云港）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周边；第9军（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登陆，占领上海周边。必要时使用1个师团的兵力，攻占福州、厦门、汕头等中国华南要地的战略计划。

无独有偶，南京国民政府也将上海视为了决战的主战场。毕竟从地图上看长江三角洲呈现一个以长江和杭州湾为两边、上海为顶点，深入东海的不规则三角型。日本军队直接在上海登陆之后，虽然可以得到优势海空军的支援，但是战场正面毕竟相对狭窄，兵力无法展开。而即便在一点取得突破，也必须要面对中国军队辽阔的纵深防御，且由于战场地区河网纵横，日本陆军在亚洲区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机械化部队无法象华北平原那般狼奔豕突。

事实上早在1932年1月28日，面对突然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便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开始拟制国防计划的同时，不得不去考虑南京—这座民国首都的防守问题。虽然那场爆发在沪西的军事冲突最终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而最终平息，但却也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得出以下这个共识，“一旦中日战争再度在上海爆发，日军必将在优势海空力量的掩护下，以精锐部队沿京沪铁路并溯长江向南京进攻。”

因此在上海战事不断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始终在关注着日本军队在长江三角洲两翼发动迂回登陆作战的可能。日本军队是东亚地区当时最富有两栖登陆战经验的军队。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陆军均有过两栖登陆抄袭敌后的战例。因此在1936年底，参谋本部拟订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度作战计划》之中便明确提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

▲在当时的东亚，日本陆军无疑是两栖登陆作战经验最多的军队

而根据国民政府事先的判断，战事爆发后，日军“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登陆，截断我南北联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一部由扬子江口和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

针对日本方面的海上优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度作战计划》中便明确提出：“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可见国民政府方面对日本可能在战区侧背实行两栖登陆作战并非全无预期。

但是有预期是一回事，反登陆作战的具体部署却又是另一回事。长江入海口和杭州湾加在一起有数百公里的海岸线，处处设防显然并不可能。因此国民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南京—江阴一线的长江咽喉。在江海防方面，整理顺序为“先求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渐及浙、粤、闽、苏、鲁诸海岸”。为此在上海战场正面鏖战的同时，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如何防御日本方面可能展开了两栖登陆作战，此刻也已经被提到了军委会议事栏中。

作为自有明以来中国经济的心脏，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海权沦丧的近代始终是外敌入侵的首选目标，而扼守长江入海口的南京更可以说长江三角洲的咽喉所在。1934年，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就曾拟就了一份《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同时还有一份《首都上下游渡河准备方案》。两者之间作大的不同是，前者是南京防御作战的具体方案，而后者则是一份如南京陷入重围，首都卫戍作战失败后的具体渡江撤退方案。

▲南京政府长期将依托工事群的防御，视为击退日军来袭的无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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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排 版： 概略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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