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三国演义》也是一部汉末三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史

《三国演义》也是一部汉末三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史。《三国演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紧紧围绕“汉室”的存亡, 展示了各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不仅比较真实地展示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场景, 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政治人物形象, 也总结了这个时期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一、宦官与外戚之争

所谓政治斗争, 主要是指不同政权、阶级和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斗争, 《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斗争也主要表现为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其中, 最早展示的就是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之间血淋淋的斗争。

《三国演义》第一回就对东汉末年的政治形势以及致乱的原因做了比较概括的描述:“推其致乱之由, 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 崇信宦官。”汉桓帝无子, 驾崩后迎立解渎亭候之子, 是为灵帝。灵帝十二岁继承大统, 由窦太后临朝, 大将军窦武执政, 时有宦官曹节弄权, 窦武“谋诛之, 机事不密, 反为所害”。后来何皇后生刘辩, 王美人生刘协, 灵帝偏爱刘协, 欲立为太子。中平六年 (189年) , 灵帝病重, 弥留之际将刘协托付给宠信的宦官蹇硕。蹇硕预谋先杀何后之兄何进, 再立刘协为帝, 何进闻讯, 引三十余位大臣入宫, 在灵帝柩前扶立太子辩即皇帝位, 蹇硕被杀。

刘辩即位, 是为少帝。少帝年幼, 宦官张让等建议灵帝母董太后“临朝, 垂帘听政”, 封皇子刘协为陈留王, 国舅董重为骠骑将军, 张让等“共预朝政”。何太后不满董太后专权, 与兄何进谋划, 将董太后驱逐出宫并鸩杀之, 董重等也被除掉。何太后临朝, 张让、段珪等又以金珠玩好“结搆”, “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后来何进接受了袁绍尽诛阉宦的提议, 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张让、段珪等先下手为强, 在宫中诱杀何进, 挟持天子与陈留王出走, 应召进京的董卓正好前来保驾, 于是宦官尽被董卓诛杀。

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可谓是外戚、宦官交替专政, 之所以如此, 和东汉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外戚或宦官操纵政权, 是封建专制主义形式下的一种现象, 但不是任何时候都如此, 还需要其他条件。东汉十三位皇帝, 其中四个去世时无子, 明帝以后继位者年龄最大的章帝只有十九岁, 最小的殇帝登基时才刚满百天。皇帝幼小, 无决断能力, 只能由太后临朝, 这样以来权力就落入太后及其父兄等外戚手中, 外戚专政的局面由此而生。外戚掌权, 势必会削弱皇权, 皇帝长大后想收回权力就必须削弱外戚之权, 而他们能够依靠的力量就只有身边的宦官, 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助皇帝夺权, 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打倒外戚, 大权又落入宦官之手, 于是就出现了宦官专权。等到这个皇帝死后, 另一位母后及其父兄又会选择幼小的皇子做皇帝, 新一轮的外戚和宦官之争又重新开始。《三国演义》比较详细地在展示了东汉末的这一特殊的政治现象, 并对汉室衰亡的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如熊笃等先生所说:“我们于《三国演义》之中所看到的宦官, 已不是什么内廷侍从, 而是执掌政柄、干预朝政、为所欲为的政治集团, 甚至是皇权变更的导演或幕后主使者。”东汉王朝就在外戚与宦官的不断争斗中逐步走向衰亡。

二、“汉室”存亡之争

伴随宦官外戚之争, 汉室逐渐走向顷颓, 天子流离失所, 各地豪强并起, 形成了君弱臣强的局势。然而, 受传统“正统”思想的影响, 一朝一姓的一统天下仍是封建士大夫认可的政治体系, 汉帝虽无实权, 但毕竟仍是皇帝, 他们象征着国家, 代表的是整体利益, 因此, 要彻底推翻汉王朝统治也并非易事, 于是“汉室”之存亡就成为这个特殊时代政治斗争的焦点。

(一) 董卓之乱

少帝被以“勤王”为名进京的董卓保驾回宫, 这时的董卓已怀废立之意。“一废一立”是对皇权的挑战, 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手段。一方面, 董卓初入朝, 首先需要找到自己的靠山, 最大的靠山自然是皇帝, 而自己立的皇帝才能真正顺从自己, 从而达到“挟天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就是彰显自己的权力。于是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 拥立其弟陈留王刘协继位, 是为汉献帝。董卓自封为相国, 后又加封太师, 于是“赞拜不名, 入朝不趋, 剑履上殿”, 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各地方豪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于是纷纷以“勤王”之名起兵讨伐董卓, 由此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

在何进被宦官所杀而董卓未到之前的短暂时间里, 朝中最有实力的是袁绍。袁绍出生于四世三公的官僚世家, 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 袁绍本人也是灵帝时西园八校尉之一。董卓欲废少帝, 袁绍首先反对, 因而名重一时。初平元年, “绍遂以勃海起兵, 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由、充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 众各数万, 以讨卓为名。”关东州郡纷纷起兵相应, 推袁绍为盟主。然而, 袁绍等虽打着勤王的招牌起兵, 但各怀异心, 迟疑不进, 甚至互相抢夺地盘、混战不止, 最终不了了之。

轰轰烈烈的讨卓之举失败后, 朝中效忠汉室的大臣们只好起来自救。王允对卓佯装尊重, 委屈奉承, 得其信任, 进为司徒, 领尚书事。初平三年 (192年) , 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等密谋诛杀董卓, 王允着意笼络董卓的亲信部将吕布, 通过美人计离间两人关系, 成功策动吕布诛杀了董卓。但是, 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 王允却缺乏应变能力, 他低估了凉州将士的实力, 于是, 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在不能得到朝廷赦免的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 杀回长安, 诛杀王允, 掠走汉献帝。李傕、郭汜后来又自相火并, 献帝在杨奉、董承护送下回到洛阳时, 洛阳城已是一片焦土, 朝廷秩序也荡然无存。

(二) 曹操“挟天子”与汉室忠臣的抗争

董卓之乱后, 在不断的军阀混战中诞生了几个强大的军事集团, 他们割据一方, 都有夺取天下的实力, 但缺乏号令天下的权威和政治上的一个名义, 这样一来, 代表汉室的天子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曹操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准了这一点, 于是接受了荀彧“奉天子以诛暴乱”的建议, 亲自赶到洛阳朝见汉帝, 并借口洛阳残破, 迎汉献帝至许都, 完成了“奉天子”的程序。此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威势大增, 先后收降张绣, 击败吕布, 逐走刘备, 消灭袁术, 最终在官渡打败袁绍集团, 统一了北方。

如朱子彦先生所说:“曹操费尽心机把汉献帝弄到自己身边, 绝不可能仅仅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一个类似于伊尹、霍光那样的权臣, 曹操的最终目的是要夺取汉家天下, 是要代汉称帝。”这就势必会引发曹操和汉献帝以及忠于汉室的大臣们的斗争, 因此, 从曹操挟持汉献帝开始, 汉室忠臣们的抗争就一直没有停息。

献帝到许后生活上得到了的安定, 但大权为曹操所掌握, 曹操声望越来越高, 权力也越来越大, 汉帝再次成为傀儡。日渐长大的献帝不愿受制于人, 于是就试图反抗, 他首先联系了外戚董承, 任命他为车骑将军, 下秘诏授意董承联络心怀汉室的大臣一起铲除曹操。于是董承联系了马腾、王子服、种辑、吴硕、吴子兰、刘备等人, 共谋诛杀曹操, 不料被家奴出卖, 董承等五人全家被处斩, 汉献帝身怀六甲的董贵人也未能幸免。

建安十九年 (214年) , 汉献帝的伏皇后再次挑战曹操。她写信给父亲伏完, 让他联合孙权、刘备为外应, 除掉曹操。伏完的回信被曹操搜出, 事情再度败露, 曹操大怒, 将伏皇后、伏完及其族人全数杀尽。

建安二十三年 (218年) , 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再次图谋曹操, 事败被杀, 曹操还将汉官中的异己分子一网打尽。《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曰:“收纪、晃等, 将斩之, 纪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 竟为群儿所误耳!’”东汉统治已近二百年, 其正统地位已为天下所接受, 尤其是普通官僚阶层, 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坚持以汉室为正统, 以匡扶汉室为己任, 为兴复汉室不懈斗争。但此时的汉帝徒有虚名, 作为普通官僚的汉室忠臣也势单力薄, 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也显得稚嫩, 于是在强大的曹魏势力制约下无计可施, 献帝也注定只能是傀儡。

(三) 曹丕篡权与天下三分

建安十三年 (208年) , 曹操乘刘表病亡、荆州不稳之机出征荆州, 刘琮束手投降, 寄身荆州的刘备被迫退守夏口, 曹操收降余众, 进据南郡, 想以大军压境之势击败刘备, 逼降孙权, 完成统一大业。但在诸葛亮和鲁肃的共同推动下, 孙、刘结盟抗曹, 大败曹军于赤壁, 曹操被迫退回北方。刘备乘势占据荆州五郡, 后又夺取益州和汉中, 三国鼎立的局势逐渐形成。

对曹操集团而言, “迎天子”只是其战略布局上的一个环节, 随着集团势力的壮大, 代汉自立已是世人皆知的趋势。由于各种原因, 曹操最终没有称帝, 但其子曹丕继位后立刻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建安二十五年 (220年) 正月, 曹操死, 曹丕继承王位。十月, 逼迫汉献帝禅位, 遂代汉而立, 国号为“魏”。至此, 东汉名实俱亡, 汉朝的统治也正式宣告结束。

刘备自恃“汉室之胄”, 一开始就高举“忠义”大旗, 摆出了与“托名汉相”的曹操势不两立的姿态。实际上在隆中时诸葛亮就为他制定了“天下三分”的发展战略, “匡扶汉室”是他的奋斗目标, 但也是他招揽人才、收买民心的一个政治口号。曹丕“以魏代汉”, 以献帝为代表的汉室已不复存在, 于是刘备集团迅速改变策略, 诸葛亮就上奏说:“曹丕篡汉自立, 王上乃汉室苗裔, 理合继统, 以延汉祀。”刘备以皇族身份再立汉室, 建安二十六年 (221) 在成都称帝, 为显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国号仍沿用“汉”, 蜀汉政权由此确立。

孙吴方面, 自孙权统领江东后, 基本坚持了鲁肃设定的发展方略。他们认为“汉室不可复兴, 曹操不可卒除”, 于是, 先“鼎足江东, 以观天下之衅”, 然后“竟长江所极, 据而有之, 然后建号帝王, 以图天下”[2]284。建兴元年 (229) , 孙权正式称帝, 定国号“吴”, 东吴政权确立, 三国鼎立之势也正式形成。

三、《三国演义》中政治斗争的特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三国演义》以“汉室”的存亡为中心, 比较详细地展现了汉末三国时期比较重大的政治事件, 比较形象地描述了各种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围绕这些政治斗争, 作品揭示了东汉衰亡的原因, 总结了各个政治集团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在政治斗争书写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 政治斗争的根源是政治立场的差异

在政治斗争中, 矛盾的来源是各方所处的政治立场不同。“政治立场是立足于一定的阶级、政治集团、派别, 反映其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立足点与出发点。《三国演义》的基本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 之所以拥护刘备, 和他自身的品格有一定的关系, 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 是汉献帝的“皇叔”, 这一“正统”的身份为他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曹操没有刘备的高贵血统, 也没有袁氏四世三公的地位, 所以, 他急需为自己找一个恰当的政治定位, 因此一开始确立的政治立场就是“举义兵以诛暴乱”, 后又听从荀彧建议“迎献帝都许”, 给人留下忠汉护国的印象, 这使其政治地位迅速提升。然而, 不管曹操如何努力, 在很多人看来他还是“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因此, 他不仅要和各路军阀斗争, 要与忠于汉室的大臣们斗争, 甚至还要和自己集团中诸如荀彧、荀攸这样的重臣去斗争。

荀彧是曹操最为信任的谋士之一, 曾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 屡建奇功, 曹操对荀彧也是恩宠有加。然而, 在董昭等进言为曹操加“九锡”时, 荀彧却提出了反对意见;曹操加“九锡”后, 荀彧更感叹说:“吾不想今日见此事!”曹操听说后“深恨之”, 并因此动了杀机, 最终毒死了荀彧。如上所述, 给曹操提出“奉天子以诛暴乱”策略的人正是荀彧, 那么在曹操要代汉时荀彧为什么又公然反对?从史料记载来看, 荀彧之死的根本原因是他固有的政治立场和处事原则。在军阀混战的汉末三国时代, 作为一个政权, 汉朝皇室已失去了实际意义, “天下者, 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乱世, 忠君观念在一些士人心目中还仍然占主要地位, 在他们心目中, 君的权利依然神圣不可侵犯。荀彧在汉末曾举孝廉, “见汉室崩乱, 每怀匡佐之义”, 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保持着士人的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 他选择曹操主要是想通过他来实现匡扶汉室的理想, 随着曹操进逼汉室步骤的加紧, 他与曹操之间逐渐产生裂痕, 并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反对曹操篡汉。“荀彧既是曹操的功臣, 又是汉室的忠臣, 在君与主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只能选择站在君的一方。”

(二) 政治斗争的基本形式是矛盾对抗性

政治斗争是因不同的政治观念在某一时间或利益上出现矛盾而引发的, 根本动机是政治行为主体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三国演义》中充斥着各类矛盾, 这些利益间的矛盾可以只是一次口舌之争, 但也可能引发一场战争。政治学研究者一般把政治斗争方式分为群体内政治斗争与群体外政治斗争, 群体外政治斗争比较明显, 它发生于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 如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之争。而群体内的斗争, 可以是群体内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之间的斗争, 可以是子群体间的斗争, 如曹操集团内部存在的曹操立世子之争, 后期曹氏与司马集团权力斗争等;还可以是群体内价值与策略的斗争, 如政权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之争, 世族与寒族之争等, 矛盾无处不在, 表现为明显的对抗性, 也是引发各种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三国演义》中对于矛盾的处理方法很多样, 包括平衡矛盾、延缓矛盾、转移矛盾、调和矛盾、利用矛盾、制造矛盾、扩大矛盾等。平衡矛盾, 刘备、孙权和曹操三方的斗争, 呈现出三方彼此牵连, 相互制约, 既有对立又有渗透, 时而斗争时而联合, 是一种矛盾的平衡, 魏蜀吴各方都想壮大自己, 扩大地盘, 进而夺取霸权, 却又都不具备同时吞并两个对手的实力, 这种相对“均衡”的局势持续了几十年之久。这样的政治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延缓矛盾, 比如说借荆州, 就是矛盾的调和、延缓。正当周瑜带领东吴兵马与曹仁酣战之际, 诸葛亮让赵云乘虚入南郡, 又用“调虎离山”之计得荆襄, 然而, 诸葛亮深知荆襄一带对东吴的重要性, 若是独占会影响联吴抗曹的大局, 于是想出了以占为“借”的高招, 这对孙权是一种安慰和麻痹, 确保“统一战线”不致马上破裂。后来在情况紧急时又主动答应归还东吴三郡, 也是为了维持两国的盟友关系, 一定程度调和、延缓了矛盾。

转移矛盾, 如孙权杀关羽后, 害怕刘备复仇, 便派人向曹操献上关羽的人头。这个“移祸之计”立刻被司马懿识破, 他向曹操建议将关羽葬以大臣之礼, 目的在于使“刘备知之, 必深恨孙权, 尽力南征。我却观其胜负:蜀胜则击吴, 吴胜则击蜀一一二处若得一处, 那一处亦不久也。”[2]745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 刘备果然挥师东指, 曹操的目的也顺势达到了。

制造矛盾, 体现在处于三足鼎立中的任何一方都希望另外两个对手相互火并, 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这种“兵不钝而利可全”的局面, 无疑是各方决策者们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为了造成这种最佳形势, 他们运用多种谋略, 千方百计地制造矛盾, 利用矛盾。孙吴集团对刘备施用“美人计”, 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之后, 谋士顾雍献计, 派人去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 企图令曹刘相攻。可是精明的曹操没有上钩, 却接受了程昱的建议, 将计就计, 反表周瑜为南郡太守, 程普为江夏太守, 使孙刘互相残杀。

当然, 在政治斗争中, 矛盾确实可以予以调和, 相互制衡, 也可以加以利用, 甚至可以制造和扩大这种矛盾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因而, 政治斗争是对于矛盾的一种处理与运用。

(三) 政治斗争的本质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

政治斗争的基本形式是矛盾对抗性, 而矛盾的核心在于不同集团对于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利益争夺是政治斗争最本质的特征, 所谓利益, 是指处于不同生产关系、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由于各种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利益关系, 它表现为阶级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等。在《三国演义》中, 各个利益集团为各自利益争夺不休, 从汉末的外戚、宦官争权, 到军阀混战, 各大军阀如袁绍、曹操、袁术等抢夺地盘, 再到魏蜀吴之争, 无不关联着一定的阶级、集团利益,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 胜利者就可以为其所代表的集团谋取更大利益, 而失败者则注定要被剥夺或侵占利益, 为争夺各自利益, 政治斗争自然从未中断, 在此消彼长的政治斗争中不断上演。

权力争夺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另一工具和手段。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 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政治斗争主要围绕政治权力进行, 其胜负决定斗争各方主体利益的实现与否, 谁掌握政治权力, 现行利益就会向谁倾斜, 谁拥有更多、更大权力, 谁就更具有政治主宰权。曹操之所以能在群雄争霸中胜出, 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挟天子”占得了先机, 然后“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威慑、震撼敌对势力, 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权力, 最终完成皇权的更迭。

(四) 政治斗争的主要展现方式是政治谋略

《三国演义》对各种谋略情有独钟, 无论是在战争叙事还是政治书写中,都有最为充分、最为详尽的展示, 对各个集团如何策划、如何用人、如何实施方案、如何取胜, 或者如何失败等, 都有十分精彩的描写, 尤其是对过程的描述非常详细, 对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极为深入, 因此构成了至今认为读者津津乐道各种详尽、完整的谋略案例。

谋略主要靠谋士来实现, 《三国演义》中的谋士多是以谋略见长的精英, 他们善于分析各种复杂的形势, 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为所奉之主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提供最好的应对方式, 从而帮其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如曹操集团的郭嘉、荀彧、荀攸、程昱, 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庞统、法正, 孙权集团的张昭、鲁肃, 袁绍集团的田丰、沮授, 等等, 都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的智慧多在政治斗争中体现, 能否重视人才、使用人才, 是各个集团成功或失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