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疆系列”油画:在今天的一般的印象里,1960年代之前的整个中国近现代海军史,除了甲午战争以外几乎都显得含糊不清。我希望通过我的“海疆系列”油画为这段中国海军的“断代史”贡献一些直观的视觉图像,为唤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尽一些微薄之力。
如今讲故事似乎只要把背景设定在民国年间,似乎瞬间就可以获得悬疑的光环。今天我要讲的故事虽然与大盗奇侠、精灵鬼怪并无渊源,但是似乎也大可以这样开头:
民国初年,在远东地区发生了一起扑簌迷离的国际关系疑案“庙街事件”(日本称“尼港事件”)。这一事件搅动了整个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格局,而本来并不直接相关的中国海军却也诡异的牵涉其中,甚至直接导致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海军新秀将领陈世英的名字从此消失于史册。
↑《寒叶翩江》, 40 x 50 cm, oil on canvas
“庙街事件”期间停泊在白山黑水之中的中国海军“黑吉江防舰队”所属浅水炮舰“江亨”(前)、装甲炮舰“利绥”(后)
1919年,干涉俄国内战的日军和它所支持的白俄军正在越来越多的被布尔什维克红军游击队所困扰。寒冷的气候和游击队的活动,使得日军只能利用黑龙江等水道维持增援和补给。所以当这一年的冬天来临的时候,冰封的黑龙江阻断了水上运输,沿江部署的日军、白俄军都陷入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只好纷纷加强戒备,做好应对红军游击队可能趁机突袭的准备。
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中国称“庙街”,日本称“尼港”)是一座黑龙江沿岸俄国一侧靠近入海口的城市,因为其地理位置而成为了日军在西伯利亚战略布局上的重要节点。1919年冬季在这里驻扎了大约2500人的白俄部队。在城内还有日本宪兵队、海军陆战队、军医院、电报所、日本领事馆等单位,以及驻扎在坚固的日军兵营中的陆军第14师团一部。其中日本兵营的坚固堡垒在没有重火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被攻破的。
↑1918年尼古拉耶夫斯克街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1920年1月,日本干涉军接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日本领事馆发出的电报。正如预料的一样,一支红军游击队趁黑龙江封冻的机会开始攻城。2月24日,红军游击队击溃了白俄军的防御并进入城市。但是由于游击队没有能攻破日军堡垒的重武器,所以并没有进入日军控制的区域。就在日军满心以为可以安全的躲在防御工事中度过冬天的时候,剧情突然发生了逆转。城中的日军在3月12日发出最后一封电报称派出小分队偷袭红军游击队指挥部失败,遭到红军反攻,随即失去联系。
碍于西伯利亚的极寒天气,惊诧不已的日军完全无法理解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发生了什么,直到当年5月黑龙江解冻之后日军救援部队才终于夺回尼古拉耶夫斯克。此时他们在这里看到原本的领事馆和兵营已经被彻底焚毁,只剩下数不尽的日军和日侨尸体早已被冻硬冰封。距离领事馆废墟最近的“活物”则是旁边江面上停泊过冬的盟友中国“黑吉江防舰队”的四艘炮舰:浅水炮舰“江亨”、“利捷”,装甲炮舰“利绥”和武装拖船“利川”。原来日本为了防止红军游击队跨境活动,曾经要求他的盟友——段祺瑞政府派军队加强国界线上的巡逻。
↑3月12日的形势图,红色为日军控制的建筑,黄色是红军游击队控制的建筑(特别注明了游击队中的华裔、韩裔成员驻扎地),下方粉色的是日军“盟友”中国舰队的位置。点击可看大图
在这次“庙街事件”中日本军民死亡人数之巨,令日本举国震惊,媒体甚至将其与元朝忽必烈入侵日本相提并论,称之为“元寇以来之国辱”。事件发生之后日军最大的疑惑是红军游击队是如何攻破日军堡垒的,然而收集到的线索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日本先后找到证词和阵亡日军日记均称红军游击队借用了中国军舰上的大炮和炮手才攻破了日军堡垒,甚至有证人声称看见全副武装的中国水兵在夜间砸开江面,将日本俘虏丢进冰洞活活淹死。
↑日军在城内监狱的墙上发现的日本遇难者遗言:“勿忘大正九年五月24日午后12时”
消息一出,国际舆论震惊。愤怒的日军立刻包围了4艘中国军舰并登舰取证。中国驻庙街副领事张文焕与“江亨”舰长陈世英则对所有指控一概否认,日军在军舰上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双方火炮更一度互相瞄准对峙,气氛紧张。段祺瑞政府也认为中国军舰协助红军游击队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于是派出海军部和外交部人员与日本协商组成联合调查团共同调查此案。
↑涉事的中国装甲炮舰“利绥”,原本是德国驻华海军建造的“青岛”级炮舰“祖国”号(SMS Vaterlan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中国收缴
经过联合调查团内中、日双方委员长达数月的博弈,中方始终一口咬定中国军舰曾经应邀将火炮借给白俄军使用,后来又被红军游击队从白军手中缴获并用于攻击日军。而现场协助游击队的中国水兵则是“或有因私事外出……被红党胁迫教授操炮”。至于在江面冰洞淹死日本士兵则是因为当晚夜黑无法辨认,而误击日本士兵,值班水兵恐承担责任自作主张将日军尸体沉入江中灭迹。对于这些结论日方拿不出有力证据来辨驳,最终只得要求中国政府追究“江亨”舰长陈世英上校和肇事水兵的责任,并且赔偿日本遇难者三万元抚恤金。
段祺瑞政府为了应付日本盟友,给与陈世英“即行革职,永不复用”的严惩,涉事水兵也被分别判处6个月到1年的长期禁闭。日本人则对段祺瑞政府的处理态度表示了认可。然而几年之后却发觉不但中国政府答应赔偿的三万抚恤金,在中国海军部和外交部互相推委、扯皮之中没了下文。甚至在中国海军中还突然出现了一位与陈世英长相完全一样的新人陈季良,他不但在军中一路高升,最后还成为了海军“闽系(中央系)”的代表人物,官居第一舰队司令、海军部常务次长。最终在18年后的抗日战争中这位化名陈季良的陈世英又亲手组织了最大规模的对日海空战——江阴海空战。
↑海军上将陈季良(陈世英)
至于整个事件的真相,直到许多年之后,才被已经官居海军上将的“东北系”代表人物沈鸿烈讲出。原来当年初入海军的沈鸿烈作为联合调查团中的中方办事员,曾经与陈世英单独会面。据他讲述陈世英当初告诉他,在1919年11月中国“黑吉江防舰队”4舰在黑龙江航行时因为航道主权问题与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白俄军发生争执,竟然遭到“盟友”白俄军的炮击,导致4舰无法在封冻前返回母港,只得滞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停泊过冬。1个月后恰逢红军游击队攻城,红、白军将领都来到中国军舰求援。当时陈世英一方面对白俄军之前的傲慢和炮击心怀不满,另一方面又见到围城的红军游击队中有大量成员都是被收留的原华裔和韩裔劳工。于是陈世英念及同胞情谊,决定将舰上大炮拆下借于红军游击队使用。并且秘密修改了炮弹库存记录。到了1920年3月12日红军游击队攻破日本军营当晚,有部分从领事馆突围的日本士兵跑向他们以为的盟友中国军舰求助,结果当即被舰上机枪扫射,之后日军幸存者和尸体被一起丢进了冰洞销毁证据。当然,所有这些在当时都并不为外人所知,甚至段祺瑞政府直到下台都坚信中国军舰未曾攻击过日本盟友。
至于直接当事的苏俄、日本,更是因为“庙街事件”而无法建交。1922年日本撤出俄国之后,随即以“庙街事件”未得到妥善解决为理由占领了萨哈林(北库页岛)。在苏俄方面迫于日本压力,以“杀害外国外交官及平民”的罪名处决了20多名涉事的红军指挥员之后,日本依然拒绝归还萨哈林,反而向岛上移民,试图长期占领。直到数年之后苏联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欧美国家为了经济原因纷纷与苏联建交,日本迫于经济压力立场才有所松动。加上美国为了防止日本扩大领土而故意在外交上孤立日本。承受不住压力的日本直到1925年才终于同意在获得岛上50年伐木及采矿权的条件下归还萨哈林,实现了苏日建交。
参考书目:
《清末海军舰船志》,2012;
《民国海军舰船志(1912-1937)》,2013;
《西伯利亚出兵史要》,1972;
郭雪云:《试论庙街事件中的日苏交锋》,《苏联研究》,2007;
张力:《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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