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傅华轩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所以又称“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同月25日,在红军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当年西安城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陕北的红军,几乎在事发的当时就知道了,是国内知道得最早的!红军是怎样第一时间获得的消息呢?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零时,一个身穿东北军军装的汉子,从西安城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开门奔了出来,朝着南院门一家电料行疾行。看他急匆匆的样子,真是十万火急啊,一副“一秒钟都不敢耽误”的样子!
此人便是张学良的“秘书”、地下党员刘鼎。此刻,西安全城一片漆黑,连路灯也全部熄灭了。刘鼎来到店门前,好不容易叫了醒沉睡中的电料行店主,买到了电池,然后又是“一秒钟都不敢耽误”地奔了回去……
原来,在凌晨零时,张学良将军忽地把极其重要的消息告诉刘鼎,部队已在紧急行动,立即扣押蒋介石!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刘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马上发电报报告红军。然而,为了配合这一特殊的紧急行动,张学良下令西安全城停电。没有电,无法发电报,刘鼎这才风风火火赶去买电池。
1993年1月16日,日本《东京新闻》刊登了该报记者在台北对张学良的采访报道。张学良说,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只在延安的教堂里和周恩来见过一次面。他强调指出,西安事变并没有其他因素的参与,是他以爱国者的立场主动发起的。
刘鼎后来的回忆跟张学良与日本记者的谈话完全一致。刘鼎是在12日凌晨零时,当张学良主动把紧急行动的消息告诉他,他才得知——西安事变确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主动发起的。红军虽然在此前跟他们有过多次秘密谈判,但那是为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而对蒋介石举行“兵谏”,全然是张、杨自己的决策。
据刘鼎回忆:“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住了,我立即把这个消息给红军发报出去。”
刘鼎的密电,由报务员彭绍昆发出,迅即飞入“红都”保安(红军所在地)。
当年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小刘——刘九洲,多年以后仍清楚记得:1936年12月12日清早,天还未大亮,周恩来早就在土窑洞里工作了。
“周副主席,这么早起床干什么?”刘九洲问道。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们习惯于称他“周副主席”。
“小刘,西安把蒋介石抓住了!”周恩来说出了这一惊人消息。
“啊!”刘九洲非常惊诧。
“蒋介石被抓住了,你说杀掉不杀掉?”周恩来笑眯着眼问小刘。
“不杀!”刘九洲随口答道。
周恩来一听,大笑道:“他那么坏,为什么不杀?”
刘九洲答日:“我们不是规定不杀俘虏嘛!”
小刘的答复,使周恩来笑得更厉害了,夸奖他答得好。毛主席也是在12日清早接到刘鼎发来的密电后,知道了西安城里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
红军立即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调转枪口一致对外!打击日本侵略者。
几天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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