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上海：一寸山河一寸血，兼论“国联”的破产

在桂系第21集团军即将开入上海战场之前，李宗仁曾经跟校长认真谈过一次，大意是：

“在上海的狭小地域里作战，我军面临日寇凶猛的舰炮火力覆盖，代价巨大且难以实现战术意图。是否能够将桂军直接开入战前预设好的吴福、锡澄国防线，借用地利之势坚固防御，等待各地大军向华东地区集中后，再图反攻。”

图1. 淞沪会战示意图，注意从太湖、吴县、阳澄湖、昆承湖到长江形成的一条由密集河网组成的防御线

事后诸葛的说，这个建议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很多资料反应所谓“吴福、锡澄国防线”工程质量很差，根本谈不上坚固，但当我们打开地图，仍然能看到这个战术设想的合理之处。

吴福线指的是从太湖东北角的吴县到福山的预设阵地，吴县位于太湖和阳澄湖（没错，就是那个盛产大闸蟹的地方）之间，京沪铁路由此经过，为拱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

图2. 锡澄国防线上残留的抗战碉堡，可见基座以大石砌就，历经80多年仍然坚固

阳澄湖以北还有一个小湖叫做昆承湖（现属常熟），再往北经常熟市区可达长江南岸的福山镇。太湖、吴县、阳澄湖、昆承湖、常熟和长江之间仅有少数几处缺口，可大大减轻防御压力，如果日寇要实施迂回攻击，则需要或北渡长江，南绕太湖，进入中国腹地，遭受两面夹击。

图3. 锡澄国防线上残留的抗战碉堡，可见基座以大石砌就，历经80多年仍然坚固

锡澄线的情况也类似，主要是为了增加战略纵深，便于战术反击。即使日本人有能力在湖面上搞两栖登陆，显然不如从海上来袭更为方便，这两条战线运用得当，将鬼子挡在上海外围3-6个月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光头寄希望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调停，否决了李宗仁的建议，坚持将桂军投入淞沪战场的反攻。

那么这个“国联”又是啥玩意？

图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场转换到会议桌上，国联就是产物之一

反过来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正式成立于二战结束之刻的联合国由二战的五大战胜国担任常任理事国，对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常被戏称为“五大流氓”（70年代后轻微变动为四大流氓加一位和平与正义的化身），其余100多个成员国在UN里的话语权比较一般。

图5. 联合国的一次早期会议，但可能也不是特别早期

实际上UN的设想就继承于LN，因为LN正是一战的产物，1920年1月，国联正式宣告成立，所有一战战胜国都是初始成员国，成立国联的最初倡议被算在英国人头上，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虽然很积极，但因为与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美国参议院最终未能批准加入国联，同时也未批准《凡尔赛条约》（因为对条约涉华内容不满意，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也未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图6. 一战结束时候的各大国大佬合影，注意基本都是白人，代表性显然不能够让五大洲认同

另外一个重量级大国苏联也没有加入国联，原因也不难理解，国联成立之初还没有“苏联”的存在，战胜国在忙着以武力干预俄国，直到1934年，苏联才被接纳为常任理事国。

国联成立之初有英、法、意、日四个常任理事国，1926年9月8日，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第5个常任理事国，有意思的是，到此时国联的五大流氓里，未来的轴心国占了三席，虽然他们尚未显山露水，但值得想象一下德意日三国代表在国联跟英法代表“愉快”聊天的场景。

图7. 巴黎和会及《凡尔赛合约》的内容传至中国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北洋政府也未在协议上签字

1933年，德、日退出国联，1937年，意大利也退出国联，1939年，苏联被国联“开除”，常任理事国只剩下英、法两个过气的大国自己玩耍，基本上开不开会已无意义。而且国联的权力设定也有问题，重大决议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起表决，即使是小范围的行政院表决，也需要常任理事国和年度非常任理事国取得一致意见（争端国和弃权票不算）。因此可想而知，国联的协调力度和协调效率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

图8. 国际联盟是一战的产物，但一战的战败国显然没有那么“听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政客“出卖”

淞沪会战期间，校长仍然寄予厚望的，正是这么一个软弱无力的国际组织，按照国联惯例，每年9月将召开国联会议，淞沪会战的动静那么大，不可能不作为国联的主要议题。可问题是，国联可以采取的手段虽然包括武力制裁和经济制裁，可对于曾经在国联同属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武力制裁并不现实，经济制裁也有问题，姑且不谈决议通过的难度，就算是通过了，因为美国不属于国联成员，无需遵守，被制裁国仍然能够“愉快地”和美国做生意。

图9. 二战美国漫画，鼓励民众多生产以解救在科雷吉多被俘虏的护士，日文则写的是“看护妇”

二战后的联合国继承了国联的衣钵，但显著完善了国联的弊端，比如说最大化团结了战胜国，集中权力于五大流氓，避免没实力的小杂鱼光说不练，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总算是协助人类走过了战后75年的和平岁月。

回到淞沪战场，单纯从军事上来说，在日本陆军第二次增兵三个师团时，就应该考虑有秩序地撤退到吴福、锡澄国防线，将战线稳定下来，借用地利大量杀伤日军，此时日军虽然比中国军队要强，但距离欧洲军队的火力强度和密度仍有较大差距，啃硬骨头的能力同样不行。一旦远离海军大口径舰炮的支援，未必就能推得动固守待援的中国军队。

图10. 北洋时期的中国军队，虽然孱弱，但北洋时期的对外动作还算是一个整体

然而，当桂系生力军在反击作战中被白白消耗后，需要考虑的就应该是怎么处理好此役的残局。毕竟打仗不是下象棋，眼看着快输了可以推盘重来，牵涉到许多人命关天的事，硬着头皮也要下完残局。早在1937年上半年的华东防御预案中，即有提及“……（若上海阻敌作战失利）不得已时，可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以拱卫首都。”

此时，许多将领认为：“不得已时”已经到了。

图11. 淞沪会战时的日本占领军照片

日军那边，松井石根手上一把好牌，故在日军前锋抵达苏州河北岸后，并没有浪费过多兵力去敲掉“四行仓库”这个硬核桃，而是迅速集中兵力要求强渡苏州河，并且要求“第3、9两个精锐师团必须在11月2日前渡河”，真的是急不可耐，吃相难看。

10月31日（此时四行仓库守军尚未撤离），在航空兵和炮兵的火力支援下，日第3师团于当日午后开始强度苏州河，对面的守军是第88师、税警总团等中央军部队，此时经过多次战场补充，大部分兵员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些经过训练的优选兵，但作风仍然保留。

图12. 描绘四行仓库战斗的油画，实际上这场小规模作秀并未达到原始目的，反倒是后来的两部电影起了作用

指挥税警总团第四团的孙立人接到报告说有日寇五十余人偷偷潜至南岸，藏在堤岸下的洞里，枪打不着。孙立人亲至第一线，指挥部队竖起四块厚钢板当作护墙，点燃十几捆浸透汽油的棉花包推到堤岸下的洞里，把里面的日军全部烧死。

11月1日，日第9师团一部强渡成功，占领了姚家渡。战场态势对中国军队愈加不利，校长总算同意后撤，但在当晚10时，光头又亲自驱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绕了半天圈子后，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即“九国公约会议将于两天后的11月3日在比利时召开，为了%…#@&*（此处省略若干字），要求军人们在上海战场再支持10天到两周”，同时因为“上海是重要的经济基地，不能过早放弃”。

图13. 这副上色后的日军重机枪班组的作战照片，预示着武力选择践踏了所谓的公约

为了呼应他的这套坚守理论，光头随即撤销了第三战区的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调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原中央作战军的部队分别划给陈诚和张发奎指挥——这已经是第二次临阵换将了，上一次是张治中被调任湖南省主席。

就在校长这么朝令夕改地折腾时，日军大本营通过了第三次增兵的方案，计划于11月2日，也就是松井石根部强渡苏州河的同时，以新组建的第十军“断然进行登陆”，登陆地点出乎意料地放在了上海南部的杭州湾金山卫。

图14. 淞沪会战第三阶段，也就是日组成第十军并从上海南部登陆的示意图，彻底搅乱了战局

第十军的实力不输于“上海派遣军”，包括第6、18、114师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日本海军为了策应扩大化的侵华战事也做了增兵，从第三舰队分拆出第四舰队，并从国内增派妙高级“足柄”号重巡洋舰为旗舰，全力协助第十军的登陆作战。

一旦日军登陆成功，等于是在北部本已被切断一半的上海战线上，从南面又砍上狠狠的一刀，很容易就把数十万中国军队包了饺子，形势已万分危急。

图15. 第四舰队旗舰“足柄”号重巡洋舰，为妙高级四号舰，此照摄于1937年5月，背后是斯佩伯爵号袖珍战舰

11月4日晚，日第四舰队掩护搭乘了两个师团陆军的船队潜入杭州湾，5日拂晓，第6师团在金山卫西侧，第18师团在金山卫东侧同时强行登陆。当面守军仅剩下第62师一部和少数地方武装，一触即溃。日军迅速推进杀入金山县城，另有一部正向沪杭铁路急进。

上海战事真的没办法再“坚持10天到两周了！”

战至7日，松井石根升官了，为了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编组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两支部队。

图16. 妙高级条约型重巡洋舰，所谓的“十炮舰”之一，1945年6月8日在新加坡被英潜艇击沉

10日，日第114师团在乍浦登陆完毕，从华北战场调来的第16师团也在长江上的白茆口成功登陆。至此，日军从北、西北、西南、南四个方向上均已登陆并站稳脚跟，形成对上海地区中国军队的合围之势。11月9日，光头终于下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然而，此时的撤退已经变成了一场溃退，各部之间没有规定撤退时间、顺序和路线，只是笼统指出了撤退方向。许多部队几天前刚刚来到上海打鬼子，街道名还没记住就要穿街走巷地往后方撤，导致十几万部队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上，遭到日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

图17. 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出云”号装甲舰，旁边是外滩的欧式建筑，与“足柄”号相比已属老舰

时任第1军1师2旅4团1营营长的贾亦斌回忆道：

“11月12日我们奉命从上海全线撤退，要我们营到黄渡附近的一个村庄集合，我们找了一夜也没找到这个村子。天快亮了，才赶到虹桥附近上海到青浦的公路上。几十万军队和难民挤在这条路上，潮水般向前涌流……天刚亮，一架日军飞机就飞到我们头上狂轰滥炸……”

更要命的是，江浙沪平原地带虽然没有许多山地，却是河网密布的地带。贾亦斌营到达上海以西的方家窑附近时，奉命停下掩护大部队撤退，这里有一条河，河上的桥是后撤必经之路，为防止追击，工兵埋设了地雷。

图18. 德国陆军中使用的150毫米重榴弹炮效果图，中国定制版有轻微改动

当夜，炮兵第10团2营撤退至此，他们装备的24门sFH18型中国定制版150毫米重榴弹炮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炮，团长彭孟缉先后毕业于日本野战炮兵学校和黄埔5期炮兵科，该团2000人，装备有多达480辆各种车辆，是中国军队最现代化的高技术部队。

图19. 使用半履带车牵引重的150毫米重榴弹炮，当时的炮10团也装备了大量牵引车辆和弹药车

然而，当彭孟缉团长听贾亦斌说到桥上埋设了地雷时，急到“失声痛哭”，说：“中国只有这么一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啊？”最后只能“忍痛全推到河里去”，当炮兵们“小心翼翼走到桥上时，又踏上了地雷，很多人都被炸死了”。这批自沉的重炮数量约为8门，一直未找到有打捞出水的新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图20. 在泥泞的东线，150榴弹炮即使有牵引车也是个大难题，德军的照片相对容易找

20天前刚参加大反攻的桂军170师也在撤退中遇到了类似的麻烦，他们沿着太仓公路撤退，见到一群中央军的工兵准备烧桥，为了让桂军后续部队通过，双方几乎就要血拼。一边说：“不管你们过得了过不了，我们奉命一到时间就烧桥。”另一边大喊：“如果你们现在烧桥，不给我们通过，先把你们杀掉再讲！”

图21. 此照中就是一门中国定制版的150毫米32倍径榴弹炮，跟德军原版略有不同

170师1016团团长谢志恒在撤退中遭到日机扫射，跌入河中，被救起不久即阵亡，最后被安葬在“江苏省常熟县虞山上”，青山埋忠魂，就算回不了广西老家，也可以安息了。

高级将领也不能幸免，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的军部遭到日军偷袭，“军部人员及警卫连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逃出。

图22. 位于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地下一层火炮展区还有一门中国定制版的德造150榴，属于炮10团的装备打满全场

薛岳乘小汽车前往昆山，遭到日机扫射，司机和一名卫兵被击毙，薛本人从车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图23. 淞沪抗战时留下的老照片，可见一辆日造九五式越野小汽车，产量仅数千，搭载了7个鬼子

撤入租界的“八百壮士”并没有在四行仓库经历太多的战斗，他们的仗在之前已经打得不少了，后来的影视作品无法反应一场宏大的淞沪会战的全景，不得不把许多其他的真实故事叠加到“八百壮士”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八百壮士”就是淞沪抗战中国将士们的一个缩影。

图24. 据说是盟军解放拉包尔时，发现的中国军人的留影

被软禁在租界的孤军营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俘虏，然后分散至各地做苦工。有一小部分人员被运送到遥远的西南太平洋拉包尔做苦工，经过许多人的努力，考证出他们的名字是：唐琰、陈日升、冷光前、王长林、吴萃其、童字标、邹莫、汤聘莘、刘一陵、严占标、陶杏春、伍杰、杨德余、刘辉坤、许贵卿、赵庆全、李自飞、赵春山、傅梅山、傅冠芷、石洪华、谢学梅、徐毓芳、周正明、邹斌、陈翰钦、杨柏章、赵显良、张永善、徐玉开、魏成、何英书、杨振兴、任全福、雷鑫海、钱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