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文化漫谈

关键词：沧州，韩玉瓒，中道

中华民族全部的学问就是一个字——“道”；那么这个“道”又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字——“中”。因此五千年浩瀚如海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两个字——“中道”！

儒家经典“四书”之首的《大学》就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把握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认识处理事情先后有序、有条不紊，就接近于“大道”！

中华民族是提倡“尊道贵德”“尚中贵和”文化传统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国之国学）的实质是“道统文化”，源头是“易学文化”，核心是“尚中思想（中道思想）”。儒家、道家、释家、医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金刚”，在世界观、宇宙观（体）和认识论、方法论（用）都强调“中”。

国学构成图

中国“动态尚中的道统文化”推崇在变化中适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生态）、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我人群关系（世态）、人与自身的关系即身心关系（心态），适当处理学与思、知与行、名与实、义与利等诸多关系，铸就了“克己利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证明，中道思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全人类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具有全球性意义和普世性价值。

张锡纯

张锡纯

被誉为“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的张锡纯先生就无比崇尚“中”，他把毕生心血铸就的医学著作命名为《医学衷中参西录》。正如《国语・周语上》所言：“考中度衷，忠业。”张锡纯的医著名称彰显了他忠于经典、忠于实践、忠于家国的高尚情怀。当然这里的“中”还特指“中国医学”或“中医”。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枢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延伸。本文试图从中国文字、文化、文明多维度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谈一谈这个“中”，探索一下“中道”的本质。

一、汉字“中”的源流演变

汉字是中国文化之根。汉字起源于图画文字、象形文字，“中”字也不例外。

汉字“中”的源流演变

“中”的造字本义：名词，对峙的两军之间不偏不倚的非军事地带。

“字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中”就是“内”，是指事物的内部、人的内心。而“内”则是“自外而入”，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对内心的感触。字形采用“口”作字根。中间的一竖“丨”，表示上下贯通，意即天地相通，而人处于天地之间——顶天立地，实则天地人相通。“中”最终指向“天地自然对人的感应，人对天地自然的反应。”

“中”在先秦古籍中的常见字义主要有三：

一指事物的中点（源于“原点”）、中心、中间或两者（含地、时、人、物）之间。在这个层面上，“中”是一个时空概念，既有空间上的“位中”，也有时间上的“时中”——动态居中，时常处中。比如命中、中途、中层、中期、中旬、中秋，注重当地、当季、当天、当时、当下、当前。立足天人合一、人我一家、身心一体，着眼整体的普遍联系、关系、桥梁、纽带、媒介、中介，体现于开（阳）阖（阴））枢（中）、天人地（以人为本）、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你我他（克己利人）。

二指事物的状态适中、适度（非无度、非过度）、适宜、适当（非失当）、适量、正好、平衡、合乎一定的标准。在这个层面上，“中”是一个程度概念，凡事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始终注意把握分寸、尺度、火候，正如朱熹所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比如中性、中等、中雨、中速。比如炒菜的火候，炒得过了则太老、炒得不及则太生，太老或太生的菜都不好吃。简言之，“中”主要是指事理最恰当处。

三指人的内部心态，即人内心的和谐境界。在这个层面上，“中”是一个心理概念，也就是所谓“中和”。通过求中、得中、保中，而达到识偏、防偏、纠偏的目的。

只有将“中”字三个层面的含义都贯通了，才能真正理解“中”的完整意义。

“中”的本质，是指事物适于特定时空，利于永续循行，处于恰好状态。这就要求，人从主观出发，根据时空场合，在事物两端的中间，选择一个恰好的点（不一定是中点，也有可能接近两个端点之一）。

由此，“中”字出现众多引申意义。

汉字“中”的阐释

二、观念“中”的历史渊源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即“道统”的传授，有言传、有身传、有心传，其中心传是中华道统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也称之为“心法”或“中华心传”——以心悟道、一脉相承之法。

中华心法，从尧舜禅让，到周公孔孟，再到宋明理学心学，心心相印，代代相传。

尧舜时代（历史上尧舜并称）是儒家歌颂的“大同盛世”，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中华心法在尧传给舜时，只有“允执厥中”四字。《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里的“允执其中”就是“允执厥中”！——可以简称“执中”。

舜践行“执中”之道以治邦，《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当舜将“中华心法”传给禹时，由四字扩充到十六字，其中凝聚着他毕生修身和为政的心得，即《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我国上古时期有道明君大舜传给禹王的修心之法，也是中华文化经典中记载的最早的心法，早于孔子心法与释迦心法一千多年，被历代明师高贤称作“中华十六字心传”，也叫“上古十六字心经”。

中华十六字心传

“中华十六字心传”意思是说，人心（私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公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诚恳秉行中正不偏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可见，中华心法蕴含着修心之道、治国之道。

舜为何还要再另加上前面三句而成为十二个字呢？朱熹《〈中庸章句〉序》：“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所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本来只是尧那一句话就够尽至、透彻了，怎么在前面又添加三句呢？因为要把尧的意思讲透彻，一定要做到那三句所言，方可实现最后一句的目标。由此可知，“允执厥中”是十六字的精髓。

明代思想家方孝儒《夷齐》：“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尧舜禹三圣人为万世法，一‘允执厥中’也。”圣人所理解的“道”，就是一个字“中”！可见“中”在上古时期就已确立了无比重要的地位。

尧舜禹心法相传，托付的是天下黎民苍生的重任，传承的是华夏文明的火种。

时至周文王姬昌在位50年，临终前，敦敦训诫儿子姬发（武王）于病榻前，这就是流传千古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秘笈——《保训（宝训）》。其原文摘抄如下：

“隹（惟）王五十年，不豫，恐坠保（宝）训……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昔微假《中》于河……乃归《中》于河……呜呼！发，敬哉！勿淫！”

文王用这些史事给太子武王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他告诉儿子，一定要“求中”，不可过分自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盛极而衰。

后世孔子阐“忠恕”，曾子著《大学》，子思作《中庸》，孟子论“心性”，理学振“道统”，皆由中华心法而生。

北京故宫内的中和殿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之一，体量最小，方形圆顶，殿顶四角攒尖，体现“天圆地方”的理念。中和殿的“中和”二字出自《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和殿面阔、进深各为三间，共计九间，即《大戴礼记》所谓“明堂九室”。殿内有一块乾隆御笔亲书的匾额——“允执厥中”四字，寓指施行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中和殿还有一副对联，与“允执厥中”相呼应：“时乘六龙以御天，所其无逸；用敷五福而锡极，彰厥有常。”

允执厥中牌匾

三、天道“中”的哲学意义

《说文解字》：“哲，智也。”哲学是关于大智慧的学问。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宇宙包括天地人即自然和社会，涉及自然世界的运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思维认识规律，其理论体系就是宇宙观、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而其核心，用传统语言来讲就是“道”和“德”。

天道“中”的哲学意义

中华“道统文化”里的“道”是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有体、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道体（道的本体）”。就是生成万物（包括天地）的道——简称为“根源的道”或“本原的道”，可以理解为“万物产生的母体”。这个层面的“道”具有“虚静”的属性特征，表现为元炁（先天之气）的“混沌”状态（似“一团雾气”），是宇宙天地万物生成发展的源动力；体现为元炁处在“无极”状态，即无方、无序、无形的静止状态，是宇宙的“原点（即‘中’）”及先天“无”的阶段（先天的“道”）。在道的本体上，“道”就是先天元炁杂乱无序的状态！

《道德经》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道”正是指的“道体”。

太极图

第二个层面是“道用（道的功用）”。就是万物（包括天地）运行的规律——简称为“规律的道”或“秩序的道”，可以理解为“万物运行的轨道”。这个层面的“道”具有“循行”的属性特征，是宇宙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周期性，表现为后天之气有“规律”或“规则”的运行状态；体现为“无极”状态的元炁“静极而动”，逐渐凝结，形成圆心（即‘中’），产生太极，太极加速旋转，产生离心力，阴阳（两极、两端）出现，阳化气（气化），阴成形（物化），天地分开，宇宙万物孕育生长。由先天元炁“无极”静止状态进入后天之气的“太极”旋转状态，即有方、有序的运行态势，是宇宙事物围绕“中点（源于‘原点’）”“中线（由若干个中点的连接）”周而复始、循环不止、具有节奏的运行，从而开启后天“有”的阶段（后天的“道”）。

《道德经》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则是指的“道用”。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而然”“必然”“本然”“自己本来的样子”。

正所谓：“有（阴阳和合）”→“一（整体关联）” →“中（适度恰好）”→“正（不偏不倚）”→“道（存规有序）”！

道用

后天的“道”包括天道（天时）、地道（地利）、人道（人和），即“三才之道（也是‘中道’）”。其中天道与地道合称天地之道（简称为“天道”或“大道”或“道”），也叫时空之道、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人道也叫人事之道、伦理之道、社会之道，“人道”其实就是“德”。可见，天道、地道、人道也就是“道德”，道是天地规律（自然规律），德是人伦规范（社会规律）。能够做到“应天时、顺地利、享人和”，就是与时间（季节和时辰）同步、与空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宜，求得“天、地、人、我（心）”得和谐统一，就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即是“尊道贵德”，即为“得道高人”。

古圣先贤的智慧的具足则表现为“闻道、悟道、行道”三部曲，通晓“道”的有两个属性，即万物运行的“时位”状态：一是天道的“时”，即时间、时刻、时序——天文；二是地道的“位”，即空间、位置、位序——地理。从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继而有所成就。《黄帝内经・素问》里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周易

因此，正道 = 原点＋方向＋中线＋秩序。“道”的轨迹可以用《易经》开篇的四个字来描述——“元、亨、利、贞”，即元始、亨通、利益、贞守，也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贯穿这四字始终的灵魂就是一个字——“中”！

宇宙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体两面，同时具有两端之势——不及（阴）、太过（阳），正所谓“孤阴（即纯阴）不生，独阳（即纯阳）不长”。《黄帝内经・素问》：“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阴阳合一乃为道！“一”就是“中”，“中”就是“道”。《道德经》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说“天道”通过“损”和“补”的方法，解决“太过（有余）”、“不及（不足）”的两个问题，最后达到了“中和”的状态。《道德经》还讲“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就是说“人道”也做“损”、“益”的事情，但却是损不足、益有余，最终则远离了“中和”状态。因此自古以来，都有“有违天和”“替天行道”的说法。

四、至德“中”的价值内涵

“中”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常与“庸”字联用为“中庸”。“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后来孔子的嫡孙孔伋（字子思）作《中庸》，是为《小戴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

作为儒家“三道”——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只有通彻中庸之道（包含天道、地道、人道），才能具体践行忠恕之道（只涉及人道）、絜矩之道（只涉及政道）。

正如毛泽东所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

中庸思想源于儒家“五经”之首的《周易》所体现的“中位多吉”“物极必反”的“尚中”观念，以及“太极”“两仪”“三才”的思维模式。

时至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德行，应该是最高的了，人们缺乏这种德行已经很久了。这里的“德”是指遵行正道的方法。

《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可见，“中庸”是儒家的最高德目，具有“至德”之称，“中庸”是君子的最高的品德。

“中庸”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误解、误用。在有人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做人不真诚，圆滑世故，善于“和稀泥”、当“老好人”，不讲原则，模棱两可，无进取心；做事不彻底、平庸无为，不出头、不冒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满足于随大溜。认为中庸思想缺乏原动力和进取心，是落伍而不时尚的陈旧观念。

这些观点不仅违背了儒家关于“中庸”的原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事实上，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庸碌无为的“老好人”，并非儒家所尊崇的“中庸”之人，而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正如孔子所说：“乡愿（老好人），德之贼也。”

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中”“庸”二字的望文生义：将“中”理解为“中间路线”，将“庸”理解为“庸碌无为”，把“中庸”简单地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这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意。

那么应该怎样正确理解“中庸”意义呢？

在了解了“中”字的含义之后，再看看“庸”字。《说文解字》：“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就是说，庸，使用。字形采用“用、庚”会义。庚，表示变更做法。《易经》上说：‘先变更三天。’

台湾“四书”学家陈满铭教授在古代经典文献中，对“庸”字意义进行胪列统计，认为经典里“庸”字的用法主要有三：

一是在众多用法里，先有“用”的意思，然后才有“常”之训释；

二是就多寡而言，在秦汉以前，“庸，用也”的本义是最为普遍的。

三是在先秦的重要典籍如《今文尚书》《毛诗》《周易》《论语》《左传》《孟子》《荀子》《庄子》《墨子》与《韩非子》里， 没有一处是与《周礼・春官・大司乐》一样地把“庸”当作德性看待的，可见“庸”成为德目之一，当是秦汉以后的事情。

可以说，陈氏的统计结果是非常有价值并有足够的说服力，进一步论证了“庸”训为“用”的合理性；“庸”的“用”“常”二义相结合，使之具有了“长期普遍适用”之意。

关于“中庸”的本来内涵，较权威且流传较广的有三种：

一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认为：“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所谓“中庸”，就是解释怎么用“中”的。

二是北宋理学家程颐以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就是不偏，即不偏向“太过”，也不偏向“不及”，既不左倾又不右倾。“庸”就是不易，也就是不改变、恒常不变。不走极端才是治事处世的正道，道之恒常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三是南宋理学家朱熹《论语集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所谓“庸”就是平常，可理解为恒常，就是始终保持。按照朱熹的注释，“中庸”就是始终保持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状态。

《中庸》第六章：“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一句正是“中庸”一词的注脚！因此，郑玄训“庸”为“用”，训“中庸”为“以中为用”“中之用也”即“用中”，这在方法论上讲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恰好契合了儒家重视实践的一贯思想。

中庸者，中而用也！因为“中”是一个常道，所以“中庸”亦被称为“中庸之道”，亦被称为中道（以中为道）、中行（循中而行）、中正（得中求正）、中和（因中致和）。

中庸阐释图

中庸之道者，乃人间至高无上之正道！中庸，就是正确而普遍的真理。中庸之道，可以面对一切情况而应付自如——可以励志以修身、可以处事以适宜、可以待人以人和、可以齐家而家睦、可以治国而国安、可以处于国际而天下大同，可以处于天人之际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中庸”的内涵，需要从“执中”“时中”“中和”三个层次入手。

1、“中庸”在静态层面上——“执中”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简称“执两用中”。“执两”是为了“用中”，“用中”先得“执两”，“执两”才能“用中”。这实际上就是“三点论”，一体三分，三位一体，“中间”已经蕴含了“两端”，若无“两端”就谈不上“中间”，“中间”和“两端”本就是一体的，尽管“执两用中”可以简称为“执中”。但是“执两用中”并非掐去“两端”独取“中间”，而是掌握“两端”（太过与不及）而采用“中间”，即是坚持“执中”，戒其“太过”，免其“不及”，因此“执两用中”基于的“三分法”“三点论”，就是中庸之道所据以立论的最基本的法则。“两”之间的“中”，不是数学和物理上的中间、一半、百分之五十，而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要求是中正、不偏、适度、恰当。

可以通过生活用水常识，来理解“执两用中”的道理。水温有两个极端，一端是水处于100℃（可以气化为汽），一端是水处于0℃（可以固化为冰）。只有先规定了水温“两端”0℃～100℃的计量，才能以此表述实际用水的具体温度。比如，泡澡的水温若超过正常体温（37℃），称为热水浴，低于正常体温而高于皮肤的温度（33℃），叫做温水浴。水温在 34℃～36℃，有利于去垢止痒；在37℃～39℃，有利于消除疲劳；在40℃～45℃能舒筋活血、发汗镇痛。冲泡茶叶也是如此，冲泡绿茶要用70℃～80℃左右的水；冲泡花茶、红茶要用90℃左右的水；冲泡乌龙茶、普洱茶要用95℃以上的水；少数民族饮用的砖茶，要放在锅中熬煮。

再比如，酒精的浓度范围为0～100%，不同的浓度对应不同的功效：20%～50%的酒精常用于发热患者的物理降温；40%～50%的酒精用于卧床患者预防褥疮；65%～75%的酒精用于杀菌；95%的酒精用于医疗器械外表面的消毒。

朱熹对“执两用中”的认识更全面到位：“两端未是不中”，认为中庸尽管不包括“两端”，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无限接近“两端”。比如，面对暴徒的残暴行径，完全可以采用近乎极端的方式予以解决。这就要求以原则为前提，以客观需要和效果为标准。

可见，“执两用中”的“中庸”极其复杂，是对人的原则、格局、境界、智慧的一大挑战。因此大舜以“执中”之道治国安邦，孔子就说：“舜其大知也与！”。舜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

“中庸”就是“以中为道”，亦即“中”是人的认识符合客观规律的体现，人的言行又可以根据所认识的客观规律而恰到好处，真正做到以“中”为言行的标准，是为“中行”。“中庸”就是适用于一切事物、适得事理之宜的普遍真理。

可以理解，“不及”作为不“中”的一端，是指人的言行还没有达到事物客观规律的程度，因拘谨和保守而没有达到“中”；“太过”作为不“中”的另一端，是指人的行为已然超过了事物客观规律的程度，因放纵和激进而超越了“中”。

《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

其实，中庸思想最难把握的是分寸、尺度、火候。有一则《上帝造人》寓言故事说，上帝捏一个泥人，放到火上烤一烤就有了生命。第一个泥人火候小了些，泛生泛白；第二个泥人火候大了些，泛焦泛黑；第三个泥人火候恰好，微黄适中。于是乎，地球上就有了白、黑、黄三色人等，黄色是“中”的颜色，因此也就出现了中华、中国、中医、中餐……

中庸思想的真谛就是：既不走极端、也不取中点，反对极端主义、折中主义、平均主义、机械主义。 因为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流”，若折中取中点，就把事物平分为二，彼此同流，这也是一种极端。正如《孟子・尽心》所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说：“持中间态度而没有变通，也还是执着在一点上。执着于一点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损害了道，抓住了一点而丢弃了其他一切的缘故。”而孔子所取的是“和”，不是“同”。折中主义使对立的双方等同了、无差别，事物就静止了、不能发展了，那就意味着毁灭。折中主义是一种无原则的调和、是一种平均主义的体现。因此“中庸”之“中”，不是“折中”之“中（即同）”，而是“和”，这才是“正好”“恰好”。比如，最具审美意义的黄金分割比例不是0.5而是0.618。

执中，就是要“叩其两端，而求其中”；就是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要全面看问题，而不是主观臆测、片面武断、表面猜想；就是要兼听则明、知己知彼，而不是一相情愿。

2、“中庸”在动态层面上——“时中”

《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于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太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所谓“时中”，即时时守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趋时变通”。“太过”就是超前于时间，便是激进；“不及”就是落后于时间，便是保守。好比赛跑中的起跑环节，抢跑犯规，迟跑吃亏。

同样的言行，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下，将会产生十分不同的效果。因此一个人的言行要获得好的效果，遵守“合时”和“权变”的原则非常重要。“中”的外在表现是“平”“和”，由观察是否“平”“和”，来体悟是否“时中”，进而自我调整，做到随时处中。就是说，要在运动中把握不平衡的平衡、真正实现动态的平衡，即坚持原则，但不死守原则，还得兼顾对立面。就像骑单车，保持相对的前行才会平衡稳定，一旦停下就会摔倒。

“中庸”之“中”作为“道”是不变的，但针对“时”却是变化的。《庄子・盗跖》记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尾生是孔子的老乡，但他不行“时中”，既命丧桥下之水，也害死了心爱之人，令人耻笑。假如一名军人守在桥下待命炸桥，命令未到而水先至，他不能断定在被淹死以前是否接到命令，于是他只能死守桥下。在这种情形下，他死守桥下的行为就是“忠”，他因水而不跑开的行为就是“恕”，这是一个军人的“恰好”行为。就像《中庸》所云：“忠恕违道不远。”只要做到了“忠恕之道”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

“中”一般处在“两端”之间，但并非静止在“中点”，它随时而动，一个“时间的点”对应一个“恰好的度”，一个“片段的时间”对应一个“恰好的区间”，而这个“恰好的度”或“恰好的区间”始终不得超越“中”的最大区间。你做到了这些，你就践行了中庸思想。比如，我们驾车出行，在车速的把握上就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在高速路行驶的情形下，车速在规定的60—120之间就是守规（即中庸），而低于60（不及）或高于120（太过）都属违规（反中庸）；在驶出高速路进入省道的情形下，车速为60以内就是中庸，超出后即为反中庸；在进入市区的情形下，车速为50以内就是中庸，超速或乱停即为反中庸；在遇到红灯的情形下，停车就是中庸，前行或倒车则为反中庸。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警车追捕驾车的暴徒，就必须以近乎极端的车速，达到尽快逮捕暴徒、减少暴徒危害为目的，这也是中庸应有之意。

3、“中庸”的效果层面上——“中和”

其实，“时”“中”“和”三者关系密不可分。“时”为原因，“中”为过程，“和”为结果。

《中庸》开篇即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关于“中和”，著名哲学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说：“情感完全没有发生的时候，心的活动就无所谓太过、不及，而恰在好处。这是中的一个例子。情感发生了，而无所乖戾，这也是中，因为和是中的结果，中是来调和那些搞不好就会不和的东西的。”“中节”，非在喜与怒，或哀与乐之间取中性，而是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哀则哀，当乐则乐；既出于内心之真情，又合乎事理之宜，才是“中节”。每种感情都“中节”，全部感情的总体也就达到了“和”。

《中庸》用“喜怒哀乐”让人来体会“过分”与“不及”。“喜怒哀乐”在未发之前，什么感情也没有，这种“心静”的状态，就叫做“中”；“喜怒哀乐”在已发之后，什么感情有点但都不过分，这种“心平”的状态，就叫做“和”。就是说，心情“平”“静”也即安静，才能健康长寿，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养生之道。“中”是万事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和”则是达到道（得道）的状态。《黄帝内经》就说“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因此国人大多讲求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追求心平气和，防止乐极生悲。

《中庸》的主旨就是“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天人、人我、身心达到和谐的境界。而“致中和”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恢复人所固有的善的本性。要恢复人的善的本性，首先要努力做到“诚”，即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因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是沟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因此“诚”是中庸的关键所在。

《说文解字》：“诚，信也。从言，成声。”言己所思为“诚”；践己所诺为“信”。讲“诚信”就是“说实话，办实事”。有诚有信，才能互相尊重（礼），互相关爱（仁），互相帮助（义）；才能内则成己，外则成物，而“致中和”。

中国在传统节日的时间设定上体现了中和的思想。其遵循的是“月日同数”“月内取中”“年内对称”的原则。月日同数的节日有：正月正“春节”、二月二“春龙节”、三月三“上巳节”、五月五“端午节”、六月六“晒霉节”、七月七“七夕节”、九月九“重阳节”；月内取中的节日有：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十月十五“下元节”；“上元节”与“中元节”则是年内对称的。这种取中对称的节日安排是一种刻意追求，是传统节日文化中庸和谐、不偏不倚的中和观念的写照。

“时中”是手段（言行方法），“中和”是目的（整体和谐），中庸追求的就人事的“中和”境界。正因为崇尚“中”所以达到“和”，正因为达成“和”所以返求“中”。世间万物与人事总的要求就是“中”——世界的平衡发展需要遵循“中道”，人的思虑审事行为方式要求“中庸”，顺“中”则“和”，反“中”则败。

“中庸之道”的总纲是，《中庸》里所说的：“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说：“君子尊崇天赋的道德本性，又通过求教和学习，使自己的知识既宽广博大，又精微细妙；使自己德行既高尚文明，又能遵循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原则是，在动态中兼顾正反两面、统筹左右两边、虑及前后两段、把握分寸、力求适度的“中道”。反对“过分”与“不及”；不偏激，不走极端，不搞绝对。不是“五五平分”的折中主义和平均主义；不是骑墙头、和稀泥的老好人；更不是不讲原则、不论是非、不求上进、平庸平凡、调和妥协、圆滑保守。

“中庸之道”的实质是，基于“三才（天地人）”思想的“三点论”“中点论”“中心论”“中道观”。是一种不同于“黑白思维（矛盾思维）”的“灰度思维”，被誉为“最高境界的思维”，这种思维是“阴阳思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走的是“第三条路线”。也就是围绕“中心”进行协调平衡、实现和谐，中庸就是和谐，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就是在不突破底线前提下灵活处理事情。提倡在两个极端中保持中间状态，在运行过程中保持动态平衡，如同驾车常抱中线、保持中速。“中庸之道”是朴素的辩证法，是统筹兼顾、永续发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追求最佳效果的科学方法论。

“中庸之道”的特点是，在异见、对立之间寻求协调统一，找出对各方统筹兼顾、具有宽大包容性和广泛满意度的黄金中道。体现了和平理性、稳步渐进、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以实现调谐为目的的优化决策路线。

五、普世“中”的世界意义

上古以来的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证明，中庸思想作为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足合情、合理、合法的因素，是朴素的辩证法，是科学化的代名词。

儒家说“中庸”、“致中”，但“中庸之道”却不为儒家所独有，先秦道家典籍也讲“中道”、“守中”。《道德经》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就是说，自然的法则是损减有余来补充不足；人类社会世俗的作法却不然，而是损减贫穷不足来供奉富贵有余。这里人之道显然是违背天之道的。就像人们常说的“永远不要讲过头话、极端话”，比如有人自傲得说“我一辈子没进过医院，都不知道医院的大门朝哪开”，结果不久，他就住院了。类似的过头话还有“我从不信佛道、也不信风水”等等诸如此类。但凡经常说这种过头话的人，不久之后都有麻烦事情找上门来。

中道也是佛教的根本立场和基本特色，体现为“中观”、“空中”，有“不二法门”之说。《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提出“离于二边，说于中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中以不二为义，道以能通为名”，主张超越有空、一异、苦乐、爱憎等二边的极端与偏执，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就是说，依照缘起思想，不有不无、不一不异、不常不断、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实无虚。

佛祖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贤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是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少年学习《吠陀》经典，20岁时离开妻儿，寻访人生解脱之道。他先学禅定，后来觉得禅定不是目的，于是改修苦行（即每天只吃一粒米，后改为七天进一餐），六年后却发现徒劳无功。在他35岁时，于菩提树下，沉思悟道七天七夜，终于得道——既避免极端苦行，又反对任情纵欲，只有“中道”才是解脱的“正道”。故被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此后历时45年一心传教，直到去世。

在实践中，释迦牟尼提出“八正道”，既反对快乐主义，也反对苦行主义，提倡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即人的思维、言语、行为、意志、生活等，都应当合理适度、持中不偏，看到现象与本质的两个方面，确立两端不离不二的思维框架，防止片面，不走极端，居中观察事物的两面性，提倡三点论，包含了辩证思维的合理因素。

“中国”不仅谓中方之国，更是指崇尚“中道”的国度；“中医”是指中国医学，准确的说是指不离“中道”的岐黄之学。中医讲“中平”、“调中”，古中医称健康无病之人为“平人（即阴阳平和之人）”，而疾病的本质就是阴阳失调即“失衡”“失中”“失度”“失时”“失序”，那么治疗就是调和阴阳，病愈就是阴阳调和了。

可见，在中国各教派无论古今，都普遍存在着“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念。儒家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佛家认为“平常心就是中庸”。然而具有平常心的人也绝不是平常人。因此儒释道三家都推崇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具有全球性意义和普世性价值。因此中庸思想并非仅为中国或东方所特有，是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论，是人类文明共有的精神成果。

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在他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老子、孔子、释子就出生在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人类思想的发源地，东西方的“中庸”思想都产生于这个时代，影响了中西方两千多年的发展进程。

在此期间，古希腊就存在“中道”思想。诗人潘季里特在他的《祈祷诗》中说：“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说：“当人过度时，最合适的东西也变成了最不合适的东西。”但古希腊中道思想的系统化，是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中道伦理观”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德性就是中间性，德行作为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过度与不及，均足以败坏道德，因此，过度与不及是过恶的特征，适度是德性的特征。而只有达到中道的合适范围，才能成为道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美的和谐来自对立双方的中间把握，人们应摒弃两端尽可能地向“中道”靠拢，并最终取得善。因此，亚里士多德以“中道”为德性，以过度与不及为恶，试图为情感和行为的种种德性、过度、不及都找出相应的名称：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吝啬与挥霍之间的是慷慨；慢待与奉承之间的是好客；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的是诚实；滑稽与暴戾之间的是幽默；阿谀与争斗之间的是友谊。

亚里士多德也强调“时中”，他认为：“在一切可称赞的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中道。一个有德性的人自然应当时时求中。”

哲学家维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总结道：“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竭力倡导过中庸思想，他认为，任何事情只有做到中庸才是正确的。柏拉图坚持中庸立场，认为美德是和谐的行为；苏格拉底坚持中庸立场，把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希腊七贤开创了中庸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

中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评价很高：“中道思想对是非、善恶的区别，是有着严格的界限和鲜明的态度的，与那种在是非、善恶之间模棱两可、不偏不倚的折中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可以说，孔子、子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庸思想上志趣相近、不谋而合，决定了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的核心地位，这也是中西方文化汇通融合的基础。但是，中西方的中庸思想还是有所区别的。

孔子“中庸”的“中”具有仁爱意味，注重以内心之“诚”去把握世间万物，而亚氏“中道”的“中”则体现出西方哲学智慧的知性美（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孔子“中庸”的目的是通过“致中和”以达到内心“和谐”境界，而亚氏的“中道”则追求的是法律的平衡“公正”；孔子“中庸”的底线是国家的“礼法”，要求个人服从社会，而亚氏则强调在符合“中道”准则的同时，尊重个体意志的自由；孔子的“中庸”，更多地强调日常人伦的现实和谐感，而亚氏的“中道”，则更多地强调人的知识和美德的形而上思考。

通过中西方中庸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到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和古希腊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相对而言，中国的“中庸”思想发展更具有体系，而且更具有人生在世坚持“中节”操守的意义。

可见，中外的“圣人之道”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中”。完全可以说，“中”是“道”的核心价值，是“道”的代名词。

六、医养“中”的健康智慧

明代高濂撰写的养生专著《遵生八笺》：“黄帝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阴阳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调圣度。”

中医对于疾病与健康的界限，在学术上的划分是很清晰的，正如《黄帝内经・素问・平人气象论》给出的一个简洁定义：“平人者，不病也”。唐代医学家王冰也说：“如是则应天常度，脉气无不及太过，气象平调，故曰平人也。”

所谓“平人”就是没有“偏”的人，而所谓“偏”则包括“不及”与“太过”两端，平是“中正平和”的平，“平人”必然是身体调和的无病之人，也就是健康之人。换而言之，“平人”即指无“不及”，也无“太过”的人，就是处“和”之人、中节之人。健康（不病）是因为人能处平、处中、处和、尚礼（礼之用，和为贵）。

反过来，“非平人”，就是有偏的人，“偏”就“有疾患病”，“偏”得越大“疾病”就越重。因此疾病就是指人体的失平、失中、失和、失礼状态。

中国传统医学第一经典《黄帝内经》说：“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这五个生活细节过度都可引起气、血、筋、骨、肉的劳损。

《黄帝内经》还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百病皆生于气。”大凡内伤病证都源于喜怒忧思恐等异常情绪。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

养生之道，适度为妙。《吕氏春秋・尽数》阐明“养生之要”在于去“害”：“何为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就是说，人们应当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以及情绪变化上，不要率性而为，要注意把握分寸。又提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最大的疾患）。食能以时，身心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

“适度是药，过度是毒”。道家养生也有“十不过”的说法：

1、衣不过暖。“穿到七分暖，神敛心也安”。

2、食不过饱。“常有三分饥，百病不相袭”。

3、住不过奢。居住环境要简单、接地气。

4、行不过富。“财能破气”，逐金会致“精气离散”。

5、劳不过累。“劳作有度，不使伤身”。

6、逸不过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7、喜不过欢。“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喜极而泣。

8、怒不过暴。修心必先修德，养身须先制怒。

9、名不过求。“求虚名者得实祸”。

10、利不过贪。“去利存性，悟道修真”。

生命因“中和”而生，任何的“过”与“不及”都是不对的、有害的。庄子《外篇・达生》说：“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就是说：善于养生的人注意修身和修心并行，那里薄弱就调整哪里，就像放羊，哪只羊落在最后就用鞭赶它，羊群就会前进了。

“中庸之道”英译为“黄金中道”，确也实至名归！“黄金中道”也叫黄金分割、黄金比例、黄金比、黄金律。黄金分割是指把一条线段分为两部分，短段与长段之比等于长段与全段之比，其数值比为1:1.618或0.618:1。

黄金分割的标准定义：

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

黄金螺线是自然界中最完美的经典黄金比例：

黄金螺旋

黄金比例，只要记住5/8=0.625就可以了。俗话说：“二五八，一路发”，原来2/5、5/8是黄金比例“四六开”的两个黄金点。

黄金比例广泛存在于植物、动物及人类机体，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至美至真的体现。

树叶的黄金分割

在人体结构中，到处都存在“黄金分割”现象。如正常人体脐下的长度与身高之比接近0．618（脐是黄金点），上肢与下肢的长度比值也接近0．618。人体理想体重计算公式：身高×（1－0.618）。人的视觉中最感舒服的矩形，其宽与长之比也为0．618。

人体的黄金分割

黄金比例也是美学艺术设计的灵魂。

黄金分割在艺术中的应用

科学研究发现，黄金中道与养生保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用“黄金分割”原则指导养生。

1、认识年龄的“黄金分割点”。人生百岁之间，有两个“黄金分割点”：一是正黄金点即100岁×（1-0.618）=38.2岁，人生在38.2岁之前为最健康年龄阶段，此后由盛渐衰；二是负黄金点即100岁×0.618=61.8岁，由此机体进入全面加速衰老的“转型期”。

2、运用穴位的“黄金分割点”。人体的很多重要穴位都处在黄金分割点上，比如肾经上的涌泉穴、任督脉上的百会、丹田、关元、印堂、膻中等穴，这些都是抗衰老的要穴，平时常按、多揉、勤搓，可以达到疏通经络、祛病健身的目的。

3、运用睡眠的“黄金分割点”。将白昼和夜晚各视为12小时，人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夜晚12小时×0.618=7.416（约7.5小时）。在确保睡眠7.5个小时（通常不多于8小时，不少于6小时）的同时，睡觉不要过晚，并且白天也尽量小憩一会儿，这是最好的作息规律，长期这样睡眠的人大多都既健康又长寿。

4、运用体温的“黄金分割点”。人的正常体温为36—37.2℃，这个体温与0.618的乘积为23℃左右，所以人体在环境温度22—24℃时感觉最舒适，机体的新陈代谢、生理节奏及功能均处于最佳状态。因此必须注意环境的冷暖变化，即使做不到古人所讲的“冬不炉，夏不扇”，但起码可以做到“夏不久用空调，冬不久居暖室”，炎夏不要把环境温度调到22℃以下，严冬也不宜把环境温度调到24℃以上。

5、运用情绪的“黄金分割点”。《黄帝内经》：“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百病皆生于气。” 情绪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颇大，心理因素占六，生理因素占四。 因此应该调控与平衡自己的情绪，做到宣泄四分、隐忍六分，严苛四分、宽容六分，怒、喜、忧、思、恐适度恰当。既不大喜过望，也不伤心欲绝；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斤斤计较；既不固执己见，也不苛求他人。

6、运用动静的“黄金分割点”。有人主张“动养”：提倡“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脑运动”，“动而不衰”；有人主张“静养”：提出“养生在静”，“生命在于静止”，“静养存精者长寿”；还有人主张：“心静体动”，“养心在静、养生在动”等。其实，人的动与静也存在一个0.618的比例关系，大致是四分动，六分静，这才是最佳的养生之道。阳气是人生命的根基、生命的源泉！适量运动可以升发阳气，过量运动则可以耗损阳气，以至于危害健康。

7、运用饮食的“黄金分割点”。坚持饮食黄金搭配，主食六分粗四分细，菜肴六分素四分荤、六分熟四分生，并且只吃六七成饱。这对于脾胃的消化与吸收，避免伤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大有益处。养生提倡饮用温热的汤水，反对食冷饮，那么热水的温度可以掌握在0℃—100℃中两个黄金点之间，即38℃—62℃，以保护机体阳气不受损伤。正如俗话所说：“想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少吃一口，多活一天”“常喝热水身体棒”，其实我们喝的不是水而是水里的热量（能量），水不能直接解渴，喝入热水而气化生成的津液才解渴！在当下这个吃喝不愁的时代，少食少饮是人最大的自律，有道是：在人体需求范围内的都是营养，超过人体需求范围的营养都变为毒素！现代病往往不是“饿”出来的，大多是“撑”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的很对“你在吃食物的时候，食物也在吃你！”就是说，人在饥饿的时候，饮食可以补充营养，但无饥饿感而过量饮食，既消耗人的阳气用以消化食物，又使多余的营养变为毒素成为病源。比如，你的饭量就是一个馒头，一旦吃两个就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你的酒量是二两，但你喝了半斤，那肯定是难受了。馒头和酒品都没有毒素，而是饮食过量影响了健康。有些久治不效的病，管住嘴少吃点就好了，正如《伤寒论》第398条提出的“损谷则愈”，就是基于“实则损之”的治法。

8、运用作息的“黄金分割点”。普通人一天上班8小时，8×0.618=4.944，上班第5个小时是最需要休息的时候，同时也是开始期待下班的时候。

再以治疗癌症为例。扶正与祛邪则各为一端，兼顾扶正与祛邪就是适中。“中医思维”思想告诉我们，单独祛邪或扶正，都是不可取的。应该扶正不忘祛邪、祛邪不忘扶正。可见，放疗、化疗是一种祛邪手段，一定不能过度，过度会伤害正气，记住要扶正。同时，癌症病人不能盲目进补（扶正），否则会滋生邪气，要适当祛邪。

七、日用“中”的具体践行

尚中思想本就源于人伦日用，还得回到日常生活中去，运用“执中守正、时中达权、不同而和”的理念，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时行则行，时止则止，追求言行在时机、场合等方面的恰如其分，不失礼、不失态、不偏左、不偏右。正如俗语所说：“适度是宝，过度是草”，警示人们凡事要适度、不要过度、更不得失度、无度。可见“中庸”则大致相当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在孔子看来，践行“中庸之道”至少要做到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孔子所杜绝的四种弊病：不悬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也就是要破除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随机应变、与时偕行、相时而动。为此，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关于什么是“仁”“义”“礼”“孝”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给出概念化、程式化的答案，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阐释。

清代吴獬在《一法通》里说：“一法通，万法通，事凭中，理凭公。” “中”确实是一种高级智慧！更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中华文明的密码。

儒家的根本理想及终极目标是“平天下”，就是要使“普天之下”达到合理、平衡、平等、公平、公正、秩序、和谐的社会理想状态。而“平、公、正、和”就是“凭中”的效果。

中国是礼仪之邦，主人请客人坐上座时，客人应该谦让，如真要坐，也不能坐在正中间0.5的位置，而是坐在“中间稍旁一点”，这正是0.618！

现代有几个词很能说明问题：“过失”“过错”“罪过”，就是说一旦言行过分就会出现问题，就得承担“失、错、罪”的后果。正是所谓“事无对错，过则为祸”“物无好坏，过则为灾”，在“万恶淫为首”“富贵不能淫”里的“淫”字，也是指过多、过分、过度，并无“淫荡”之意。

再比如，三分治七分养（治疗是通过提高机体自愈力而康复）；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凡事不可用尽，更不可寅吃卯粮）；看破不说破（看破后点到为止，没看透别瞎忽悠）；难得糊涂（聪明前提下的糊涂才是最难的；如果本来就不明白，那糊涂就谈不上难了！）；好人也可办坏事，坏人也可办好事（非好即坏、非对即错、非赢即输、非黑即白是典型的“两点论”思维，应该添加些思维“灰度”！）。

冬天里的刺猬，如各自过分疏远就会觉得寒冷，但过分接近又会相互刺伤。人际交往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保持不即不离的距离，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就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中”的境界呢？

万事万物的运行都固有其规律，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防止偏离规律，应该把握分寸、看准火候，注意程度适当，才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个适当的程度（适度）就是“中”，恰到好处地掌握住适度，就是“执中（适中）”；偏离了这个适度，就是“失中”。因为采用“适中”的方法待人、接物、处事，既符合实际而又能得到最佳效果，所以“中”就含有“合宜、正确”之意，又因为用“适中”的方法处理问题是最公平合理的，所以“中”又含有“中正、公正”之意。

正所谓天下（包括东西方世界）有道，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这里的“顺应自然”不是“顺其自然”，顺应自然其实是说“抱一、守中、持正、得道，绝非两手一推的不作为，而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

孔子又说：“过犹不及”，老子也讲：“知止不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凡一切人间的事物——财富、荣誉、权力，甚至快乐、痛苦等——皆有一定的尺度，超过这个尺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就是要保持事物的天然本性，顺应宇宙的自然规律，不过分作为，“无为无不为”，适可而为，勇而为之。

近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东西方都遇到了“反中庸”思潮。在西方，由于片面强调竞争、斗争、战争的理念，已经偏离了平衡发展的中道，导致过度开采、涸泽而渔、盘剥自然、国际霸权、美国优先，最终出现大面积的精神缺钙以及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导致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失衡；在中国，不断照搬西方模式，人们对技术、对财富、对话语权的渴望大幅提升，从过去注视个人的内修道德到现在过分注视外在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然偏离了中道。

如果说，西方是因为“过”而需要退回到中庸，那么，东方正在“太过”与“不及”之间重新寻求已然偏离的中庸之道。

东西方社会在偏离了中道之后，都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困境和社会弊端。在全球化、多极化时代，中庸思想作为一种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被重新提了出来，表明“中庸”对现实生活依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或者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及实用性。

“中庸”作为儒家的“至德”，不离人伦日用，正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就是说“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中庸主张在人情事变（喜怒哀乐）上做功夫。比如人们常说：“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要想身体好、吃饭八分饱”“德才兼备、又红又专”“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皆有度、失度必失误”。再比如，比赛或面试中评委打分方法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而后求平均值；路上行车要紧抱中间黄线但不得骑线；各年龄段血压的正常值范围、人的腋下体温正常值范围等等，都是活生生体现了中庸智慧。

教育子女离不开中庸思想，既要重视智育教育，更要重视德育教育，做到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克服德智分离的“双轨制”；既要关注学校教育，更要加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既不能实行棍棒强制，也不能放纵不管。对这个“度”的拿捏至关重要。

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庸思想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比如，国内政治上和国际关系上的和谐理念、经济上的共赢模式、文化上的传承发展创新机制，无不如此。

几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不但要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还要让全人类过上好日子。中国还注重内外兼修，构建经济“双循环”新格局，从而在发展中国的同时造福全球、造福人类。这正是以中庸观为理论基础的体现。

我们常讲“跳跃式发展”“弯道超越”，但是稳步平衡发展、全面永续发展更符合中庸思想。比如在驾车的场合下，将“超越”的时机选择在“弯道”上本来是不错的，但是要注意两点：一是车身要“适中”，偏左会翻车、偏右会撞车；二是车速要“适度”，太快会翻车、太慢则不能实现超越。这就是中庸方法论的具体运用。

不论“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人们在特定的时空场合中，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就需要“与时偕行”“通权达变”以致“圣之时者”，也就是说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破除种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才能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这可能就是中庸思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正如我们常说的“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里的“天”就是“道”“中”——中道！只有遵循“中道”谋事、做事，才能成事！

（作者韩玉瓒：河北省盐山县卫生局原副局长、沧州周易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学术流派传承分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