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降格为雇主的奴婢，毕业生还是找不到工作

高校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一直以来是学界讨论的重心。白板说、美育说、自然教育等西方学者的教育观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绵延至今。中国大学经过了百年的变迁，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模式。

随着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全世界的高校都出现了相似的问题——大学教育与就业的紧密联系，使得“大学降格为雇主的奴婢”。而且即便如此，毕业生也无法保证拥有稳定上升的职业之路。

学生们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局：接受高等教育不一定能增加收入，但是不接受高等教育便更加丧失了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本文节选自一次关于西方高校教育的学术研讨会，从当前职场组织方式的转变和高校的文凭垄断等方面入手，似乎可以对学生们面临的困局做出解释。

01 大学扩招的必然性

当代大学的职能是为人们的就业做准备——既包括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在后工业社会中，也包括劳动力市场上的在职人员。实际上，尽管政府采取政策努力促成大学教育与工业需要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但大学是否能承担此重任，依然存有疑问。

在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的角色正在变得模糊不清。与20年前相比，大学已经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失去了作为知识提供者的垄断地位。 那么，为什么大学规模扩张与学术知识垄断地位受威胁两者同时发生呢？

原因很简单，知识传播只是大学的一部分社会职能。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是： 很大程度上大学一直掌握着高级文凭的垄断权。确实，只要大学还保持对考试过程的垄断，学生在什么地方学、怎样学，就不那么重要了。

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保持或不断提高其声誉资本，在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竞争“名牌”证书的过程中，实现大学“产品”（文凭、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毕竟，对学生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的竞争优势究竟在哪里？当劳动力市场中有30%的人拥有大学学历时，其文凭所蕴含的声誉资本，要比人口中仅有5%的人拥有大学文凭时更加举足轻重。

《二十不惑》

尽管大学教育只能为少数学生提供中产阶级的“职业”前景，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未来几十年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会下降，虽然大学教育只能帮助学生避免长期失业，或者学生不用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过低收入的生活。

一个更加正式的说法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是一项“防御性”开支，这一点对于那些无缘精英大学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 瑟罗和卢卡斯指出：“教育成为一种明智的投资行为，这不是因为教育能增加个人的收入，而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别人接受了一定的教育而他却没有，那么他的收入将很低，而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让他的收入比不接受教育高一些。”

可以预见，后工业社会的政府已经把高等教育视为解决年轻人失业问题的一个途径，因此高等教育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张。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现代社会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已经大为减少。相应的，进入21世纪后，失业率可能会更高，个人连续工作的时间也不像过去那样漫长了。如同让工人提前退休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一样，上大学也成为推迟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一个途径。

02 今天的大学生随时可能面临失业

在后工业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和就业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由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变。与此同时，社会的私营和公共部门正经历各种形式的组织重构，这对传统的组织管理和职业生涯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过去以个人晋升和职业保障为特征的科层制组织，正被其他一些所谓的“灵活”“后科层”或“后现代”的组织所取代。组织机构的变化，动摇了人们关于当代社会中个人成功标准的基本看法。

其中最大的变化体现在“职业生涯”的概念上。

威伦斯凯认为，从结构角度看，“职业生涯”可定义为按声望等级划分的一系列相关工作——通过这一系列工作，雇员以一种有序、可预测的程序实现职业流动。其结果必然就是，这样的职业发展模式被“嵌入”和制度化于组织结构，并具有了稳定性——这种用人制度在几代人身上延续着。

然而，对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要为自己的未来制定长远规划已经不可能了。大学生越来越难以设想他们的工作（以及生活方式）能够“扎根”在某一稳定的组织结构之中。实际上对于广大雇员来说，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令人焦虑不安，这就需要他们具备处理工作世界中不可预测性的能力。

与前几代人相比，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会在他们生涯的不同阶段面临失业。 企业重组将导致员工在同一组织内以及不同雇主之间的工作变换更加频繁。而且，今天大多数大学生可能选择自办企业、创办风险投资公司或在小企业谋职。

与过去不同，如今大学生的职业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他们的职业经验将变得更具灵活性和即时性。大学生对待工作的态度也需要更加“灵活”，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的行为需要更加“随机应变”。

与过去主要强调专门工作技能的情况相比，现在他们需要具备更广泛的技术、社会和个人技能。 在几十年前，大学生就业后，雇主通常要为他们提供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胜任组织中专门的技术工作。现在，对专业技能的要求并没有减少，但组织还要求大学生具备更广泛的个人能力 。

03 高等教育与职业秩序错位

就业环境的变化对大学毕业生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深远影响。大学生有可能“规划”他们的个人生活。面对一个高度有序的未来环境，学生可以规划人生不同时段的重点，诸如什么时候生育孩子（以及生育几个），是否需要谈婚论嫁，如何规划（可预期的） 自己的收入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相对有保障和方向明确的生涯，大学毕业生就可以放手地计划自己住房抵押贷款或其他形式的长期贷款项目。因此，组织生涯是过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轴心。

事实上，组织生涯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它为所有人实现社会流动梦想创造了机会。只要你足够努力，有足够的才能，就可以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同时，它使财富（通过个人事业成功而取得）和贫穷（对那些在精英地位竞争中失败的人来说）合法化。

科层组织中精英职业发展的模式，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诚如威伦斯基所说的，“科层组织维持了人口中最有能力和技术最高超的那部分人的个人经历的连续性——否则，这部分人将会造反或者‘隐退’，这可能威胁到现有的社会制度”。

科层制度的首要目标是选拔那些能顺从、尽职和可靠地完成任务的人。 因此招聘人员的重点通常是考察那些愿意按“游戏规则”行事的人，还有那些能够在劳动分工中与别人合作的人。

他们不必具有“创造力”“创业精神”或者“个性”，因为这样的人会破坏科层制有效运作所需的循规蹈矩的文化。因此，在招聘大批基层职位的人员时，组织需要的是能按“常规”科层制方式行事的听话雇员。

另一方面，组织也需要招聘其他有潜力的人来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这些人的确需要有创新和分析能力，并能够运用自己的能力制定和实施组织战略。招聘中的双重要求带来的一个结果是： 高等教育制度也按照科层职业秩序被划分出等级。

《二十不惑》

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精英高等院校为组织的高级职位提供人力资源，而其他众多的普通院校则为科层制组织培养大批的技术、管理和专业人才。然而，随着组织的“去科层化”发展，高等教育与职业秩序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了。

由于高效的组织需要灵活性，组织急需那些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环境中工作的人。在这样的组织中，权力被下放到基层行政部门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基层行政部门和操作环节需要以最合适的方式实现各自的目标。这里，结果比过程更受关注，奖励机制也围绕工作结果来制定。

在这种灵活的组织中，只有一小部分核心职员可以在组织内成就自己的事业 ，配合这些核心员工的，是那些与组织签订了固定或临时合约却少有发展前途的雇员。 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技术人员和专业顾问）只是在企业需要时才加入的。灵活组织也可能将原本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大量“转包”给其他公司。所以，如果说科层制代表了一种稳定和有序，那么这种灵活组织则象征着变化和不确定性。

04 大学学历不再是高薪水高职位的敲门砖

深入的实证调查支持了我们对招聘大学毕业生标准的描述。我们发现，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公司强调需要那些有创新、创造精神以及能自我激励的人，但事实上，给那些异端者、独行者、探究者或个人主义者留出的空间可能很小，因为雇主关心的是不同“人格”如何适应灵活组织中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

这表明，在向灵活组织的转型过程中，为了从不同社会、教育和民族背景以及女性人群中选拔优秀人才，公司的招聘手段可能更加“多元化”。但在现实中，对团队合作和项目工作重要性的强调演变成对“安全赌注”的需求，也就是说，实际上公司更需要那些具有适当文化资本的人（他们是白人、中产阶级，且多为男性）。

此外，当雇主越来越认为，组织效率有赖于沟通、谈判和团队中的人际关系技巧时，他们也愈加认为，学校、学院和大学教育只提供了所谓“习得无能”的科层制遗产。学术资格很少提供雇主们希望知道的关于应聘者的信息——比如，应聘者的团队工作潜能，或他们的社会和人际交往能力。

学术文凭只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学生有能力和动机通过一道又一道的考试关卡；完成了指定的课程；能重复考试大纲的要点；愿意服从教师和教授的权威。

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商业意识、沟通技能和自我管理能力，雇主们呼吁在教育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建立“学生档案”就是学校对雇主希望了解学生个人和社会技能的一种回应。“学生档案”不仅体现了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更广泛地涵盖了学生的能力、素质和成就。然而，“学生档案”的建立对传统的“科层主义”教育模式并没有大的影响。

《二十不惑》

教育系统和用人单位在知识分类、互动关系和机构组织方面均存在差异，而用人单位对教育过程的参与并没有克服双方的矛盾。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这些矛盾表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结合的“强制性”，产生了非预期的结果，却没有实现教育与职业界的衔接。

其中部分症结在于，教育机会的民主化意味着成功或失败都源自个人因素，这其中团队工作并没有受到青睐。如同英才教育思想一样，能力和成就评价都是基于个人的。引入团队评估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正规教育中的团队合作，但在评估个体的过程中，团体评估因难度大而被放弃了。

因此，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因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而拥挤如潮，雇主们越来越把招聘的目标锁定在被认为拥有世界上最优秀人才的精英式“古老大学”上，因为这些学校的入学竞争异常激烈，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进入。

大学教育提供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路径，学生可以因此避免从事低收入和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虽然完成高等教育需要大笔费用，但显然绝大部分人从大学教育中受益了。但另一方面，大学学历确实不再是取得高薪水、高职位工作的“敲门砖”。高薪水、高职位的工作岗位仍然是那些接受过精英高等教育、拥有相应文化资本的人的“专属领地”。

总而言之，尽管人们试图密切联系高等教育与职业的关系，但是高等教育制度与发达社会的职业要求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复杂。灵活组织的发展强化了高等教育中“精英”和“大众”教育之间的界限。除了最知名的高等学府外，也许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人们实现社会流动的康庄大道了！

本文节选自

《后现代大学来临？》

原作名: The Postmodern University? contested vis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ety

作者: 安东尼.史密斯 / 弗兰克.韦伯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