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湾城市建设述略

一、早期行政首府的选址与规划

法国占领广州湾，主要出于其在远东殖民扩张的考虑，一方面在西方列强的争夺中保持“势力均衡”，另一方面保护印度支那殖民地。1898年4月，法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并派军登陆占领。经过一年多的勘界谈判和武装冲突，双方终于次年11月签订租约。1900年2月，大力主张发展广州湾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视察租借地，提出法国要进行一场管治中国人的“实验”，为日后在中国进一步殖民扩张做准备。尽管如此，殖民管治广州湾的制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相当大程度上沿用和借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民政管理制度。从政制关系上看，广州湾租借地隶属于法属印度支那，最高官员总公使（le administrateur en chef）及各级官吏、驻军悉由越南派遣。而租借地最初的行政首府，选址设在海湾东岸的麻斜（民间称为“东营”），与西岸的军事驻地西营（Fort Bayard）隔海相望。

麻斜大致呈由北向南延伸的狭长海角地形，在法文地图上一般被标记“尼维角”（Pointe-Nivet）。在这份1900年由法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绘制的的城市规划图中，共划定约110处有待开发的地块，其中包括若干预留地块，如官邸（résidence）、工务局（Travaux Public）、步兵营房（Infanterie）、以及数条街道等，可见法当局有意将麻斜建造为较成规模的城区。然而，开展城市建设必先解决征用土地的难题，麻斜有几处“张姓世局”的村庄，张氏宗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法国人到来前，麻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于渡口——沟通一道海湾之隔的高州府吴川县与雷州府遂溪县，历来为海防要地。随着晚清海防废弛，麻斜炮台日久失修，若干当地人经营的摊档店铺集中在以罗侯王庙为中心的麻斜街上，此处有限的商业聚集成为法国人登陆之初的主要注意点。

图1. 1900年麻斜城市规划图

法国人并不计划因循当地的既有面貌，而是志在重新开发麻斜，在一份名为《麻斜市地块图》（Plan de lotissement de la ville de Ma-Tché）的1:5000地图上反映更详细的建设情况。这份地图经广州湾总公使G. Alby于1901年2月同意，由租借地总建筑工程师V. Aymé于4月起草，经河内总督府的工部局主任E. Dardenne于5月批准，最终得以生效，并由印度支那地理部门印刷。在图例部分，绘图者注明：“土地正在迅速开发，麻斜河沿岸已开发5000平方米。通过管道向海里排泄污水已不成问题。”图中用数字标注地块，近海地带划为“区域一”（Zone 1），外围地带则划为“区域二”（Zone 2）。地块数目较1900年规划图有所增多，而且用打交叉的形式表示已出售的20多幅地块。该图还用深色表示预留土地，新增若干拟建设的设施，如帆船避风港（darse pour les jonques）、火车站车间（atelier et dépôt gare）、公共花园（jardin public）、税务局（Perception）、教堂（église）等。基础建设方面，法当局规划在海角西南部建立一座T字型栈桥码头。由此可见，法当局有意将麻斜发展为一处功能完善、服务于殖民管治的中心城区。

然而，原来村落无可避免地被纳入规划范围，建立花园开辟公路，正正选址在张氏聚居之地，法当局与当地人的利益冲突势同水火。麻斜乡间流行一种说法，认为1902年当地的抗争迫使法国公使署于当年迁离麻斜，对于事件起因，他们如此书写：“1902年法帝又强占麻斜村张氏太始祖墓陵至麻斜码头一带村庄耕地1500多亩，准备兴建花园、商埠，限令村民挖迁张氏始祖墓陵、民房，激起村民反抗。”张氏祖墓一通立于1902年的石碑以克制的语气记述：“今法人租界开埠此所，庐墓田园毁迁者过半，幸蒙总公使安准修茔广以保先骸是为瘁。”近三十年后，当张氏族人回忆法当局征收土地一事，仍能忆起事发之突然与无助：“自法官莅政宰治吾民，建营楼于暗铺、炮台二岭，创花园于西山、井头二村。意大开商埠，遂先远凿街途，毁地填田，掘墓拆屋。种种惨害，犹不必言。即我始祖邱坟亦几发掘，并盛言麻斜全土尽为商埠用落，皆要逐渐迁移。斯时族内人心惶惶，莫知所措。或思徙南北欲之琼，彼欲之雷。意谓我麻斜开族以来子孙繁盛，乐处于斯，而一旦流离四散，化为乌有也，尚何心于世界哉？窃幸祖宗有灵，子孙托荫，默使其废商埠而不建于我地，毁楼宇而尽徙于西营。”张氏将危机的化解归功于“祖宗有灵”，既然法当局并非因为当地村民的抵抗而放弃麻斜的城市建设规划，那么真实原因何在？

殖民管治初期，麻斜的城市建设似乎颇有成效，1902年到访广州湾的香港记者Alfred Cunningham 写道：

居住区和商埠布局十分出色，开阔的道路中间和两旁种满树木，一些场地被规划为公共花园和露天场地，工程的目的是为了将此地变得美丽、卫生和健康……为官员所设的官邸，以及其他一些邮政电报局、警察局的公共建筑已经建成。一所悬挂巨幅法国国旗、有着豪华建筑特色的中式房屋，是对本地人开放的免费学校。大量私人住宅正在建造当中，大部分是小而精致的平房。

记者所指的学校即法华学校（École Franco-Chinoise），由法当局出资与当地华人合办，其实曾长期在法政府任职的通事张明西（1890-1946）之父张芝华，就是办学合作者。而当时张氏族人在军队任低级军官者，亦不在少数。法国在广州湾的殖民管治吸纳部分当地人，即使法当局与地方社会面临利益冲突，这类群体亦能发挥缓和与调解的作用。换句话说，法当局在麻斜面临的主要困难，并非来自当地人的抵抗。殖民策略的变动及经济角力之失败，促使法国人在1910年前后最终放弃麻斜。

二、殖民管治的挫败

海湾西岸的赤坎埠自18世纪后期起吸引潮州、福建和广府等地客商往来经营，其繁荣局面及商业中心之地位，直至广州湾时期依然保持。赤坎位于海湾深处，港口条件较好，更易于沟通内陆腹地。中国人在赤坎建立的稳固商业地位一直难以撼动。另一方面，一些赤坎华商亦与法当局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利益交融。法国人将广州湾开辟为自由贸易港，欲在麻斜发展商业，必与赤坎华商相竞争。然而，麻斜的经济基础薄弱，海角易遭受台风等灾害打击，法国人开辟商埠并不顺利。1929年，曾在广州湾任职的总公使Gaston Caillard回顾道：“在麻斜我们建有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在我们计划要建的新城区将建起四通八达的道路。可是港口和停泊口没有得以规划建设，遇上台风这种坏天气，船无法在麻斜停泊。由于几乎不可能在麻斜装卸货物，船只像以往一样继续驶向赤坎去，赤坎还是保持租借地贸易中心和唯一港口的地位。”

随着保罗·杜美离任，法属印度支那高层对广州湾的策略发生重要调整，回顾1903年之后的管治理念转变，一位广州湾官员在1917年的财政预算写道：“为了租借地的政治和经济前途，1900年启动的所有大工程全部搁置。此后财政拨款仅以维护和平占领为目的，没有长远目标，1904年至1911年间，预算仅剩下行政人员支出一项……”1905年印度支那总督府更进一步向广州湾总公使表明。为了适应种种不明朗状况，租借地发展计划需要搁置，法当局仅在当地负“看管”责任，故尽量减少投入。但在此期间，广州湾法当局并非全无作为，强调“文明使命”是法国殖民主义的特点之一，而向当地人输出法语更是一贯做法。1906年专门的法语班在麻斜开设，法语分级教育逐步完善，并有学生赴河内应考医科学校。宣扬殖民主义的法国刊物《殖民地插图快讯》甚至称这所学校有助于法国向中国进行扩张，开展“以教育促进道德教化的工作。”但整体而言，彼时广州湾的状况相当凋敝，麻斜开阔的街道却只有十几栋房屋散落其间，栈桥亦弃置不用。1908年9月新任总公使谢斯杰（Henri Victor Sestier）向上级提交一份措辞激烈的报告，直陈租借地凄凉衰败“可悲地证实法国的努力皆是徒劳”，接着提出数项建议，包括将首府由麻斜迁到地理位置更佳，靠近商业中心赤坎的西营。谢斯杰主张动用大笔资金锐意发展广州湾，显然不符合印度支那高层的策略，不足三月就被调离。

图2. 设在麻斜的法华学校

来源：《殖民地插图快讯》

然其所倡议的首府迁移计划，却在后来得以落实。1909年租借地总公使杜弗雷尼勒（Paul Edgar Dufrénil）向印度支那总督报告，行政机构将由麻斜迁往西营的“风声”已引起法国侨民关注，并提出利用西营的废弃建筑事属可行。约半年之后，杜弗雷尼勒再向总督报告关于行政机构迁移的提议得到当地驻军认可，此举将有助于持续改善租借地的经济。次年初，首府迁移计划进入落实阶段，广州湾总公使已着手重建军方遗弃在西营的建筑，以备行政机构使用。麻斜遭到废弃后，广州湾法当局一度有意将其改为第二道的首府，以继续利用较坡头更多的公共建筑。但显然法当局的工作重心放在西营的建设上，至1910年底，各机构已陆续搬到西营，总公使还提出修建数座官邸和办公楼的计划。

占领广州湾之后，租借地法当局曾在总督保罗·杜美的主导之下制定一系列发展计划，包括规模颇为可观的城市建设。从早期规划图可见，法当局欲将首府麻斜发展为一处功能完善的城区，兼具行政和商业功能。但是由于法属印度支那高层调整殖民策略，大幅裁减对广州湾的资源投入，加上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地方社会的竞争和不配合，使麻斜最终遭到废弃，首府迁到海湾西岸的西营。如今在麻斜，法国殖民管治的遗迹几乎全部消失，甚至早在广州湾时期，当地人只是依稀了解昔日首府的历史。一湾之隔，西营的城市建设与昔日首府麻斜完全不同。

三、现代化市政建设重新开展

1910年行政机构全部迁到西营后，法当局设一名副公使负责市政管理，此后首府一直设在该地。1911年7月4日颁布的法令一系列政制改革在广州湾推行，旨在重组和简化广州湾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其中包括上文提及的区划改革。此外，还将广州湾财政预算纳入法属印度支那总预算的一部分，既加强后者对前者的管辖，也使得广州湾法当局的财政和行政自主权进一步削弱。尽管如此，广州湾亦迎来新的发展。法当局总结首府迁移所带来的好处：其一，新建设带来城区的扩张，吸引商人前来聚集；其二，带动鸦片、硫磺和硝石等物资的需求上升。加上港口设施的建设，从而改善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国内局势动荡之下，不少周边地区及广东沿海商民渐渐前来西营定居。改革措施渐次实施，法当局也在西营大兴土木，法院、中央监狱和警备军营房（prison centrale et garde indigène）等带有殖民镇压职能的机关全设在西营。为了加强行政中心与商业中心的联系，连接西营与赤坎的长达12公里南北向公路工程在1912年动工。落成之后，汽车可在这条公路通行，并且连接重要的海头墟。

民国建立之后，为了使国人了解“僻处南疆、鲜有研究及之”的广州湾租借地，一篇报道详述广州湾的发展情形：

广州湾自租借后，成绩极为简单。文武官吏均居于首府白雅特城……该城地势甚狭，故至今仅有华人住宅数十家，店铺二三十处。此外沿湾附近，警政邮便已组织完善……白雅特城位置极佳，宜于商业，筑于一高堤之上，气候尤宜于卫生，风景绝佳，建筑物甚为美观，道路亦极齐整。惟本港商业尚未发达，赤坎汽船经此停留约一小时。

由其描述可见，西营在确立首府地位之后不久已初成规模，并与赤坎加强水陆路的联系，租借地的殖民管治局面似乎得以改善，昔日衰敝局面有所振兴。西营多条道路均以法国政治人物、战争英雄以及地名而命名的街名，彰扬殖民主义的权力符号，而这些街道的建筑风格和氛围，亦传递出一种“殖民景观”：

西营地方虽小，那街道之整洁雅致可就足以令你惊叹不置。那些街道是那样的宽宏和雅静，短的红墙，院内院外的花木是那样的栽植得恰到好处……看了你真会相信“法国人是爱美的高贵的民族。

图3. 20世纪20年代的西营街景

来源:Joel Montague收藏品

20世纪20年代初，曾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时任殖民部长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致力推动新的殖民策略，主张在法国殖民地与当地人建立“殖民合作”。萨罗的多位亲信在印度支那各地担任长官，推行一系列改革和建设，包括赋予当地精英更多权力。广州湾亦受惠于此，华人代表加入咨询委员会，法当局投资增多，进出口贸易数额持续上升。而巴黎外方传教会也看好广州湾的发展形势，适逢1921年从广州教区划出北海和海南代牧区，俄永垂主教（Mgr Gauthier）一度选择西营维多尔教堂作为主教府。为了实现“文明使命”，在柯德玛（Jean-Félix Krautheimer）和赖宝时（Blanchard de la Brosse）两任总公使任内（1919-1926年），广州湾法当局积极推动现代化建设，以增强殖民管治的合法性。法当局甚至认为其在广州湾的经营，能够成为法国面向全世界以及中国的“模范建设（un établissement modèle）”。为此，一系列大型工程先后动工，海堤和码头，以及连接租借地内外的四通八达道路迅速改变西营的面貌。

而萨罗及其亲信所倡议的“殖民合作”之关键，在于培养通晓法语的当地人才。对于广州湾而言，在屡设屡废的法华学校基础上建立一所新的中学——安碧沙罗学校（Collège Albert Sarraut），能够帮助法当局训练一批人才以应付各类意外事件，并且协助殖民管治。1922年8月3日，广州湾中学教育终于创设于人口仅有6000多人的西营，开设法、中、越不同语言教授的班级。医疗卫生之建设被法当局视作现代化的重要手段，1922年，赖宝时总公使主持爱民大医院启用仪式，宣告法当局的医疗服务面向当地华人开展。医院设在福克大马路（Boulevard maréchal Foch），初设病床12张，以及女性病床6张。座落在西营城区北部的爱民大医院，既象征法当局对当地民众的“关爱”，宣扬其殖民管治的政绩与正确性；同时进一步开拓城市的空间边界，推动城区发展。

电力供应方面，广州湾法当局1922年便提出建立供电设施，向西营和赤坎两座城区输送电力，但未能实时得到支持。尽管当局认为供电具有诸多经济益处，而且各方面条件也有利于发展。晚至1926年，终于有法国公司愿意开发电力，1928年设在西营的电厂建成，商业前景令人乐观。克服重重困难，包括中国商人的抵制，东洋电灯公司（Société indochinoise d’électricité 又称“越南电力公司”）终在1929年10月20日向西营和赤坎输送电力，点亮电灯。这一场景引起侨民和租借地内外民众的一片轰动，许多人慕名前来围观。法国公司对广州湾的投资，无疑增添殖民管治的实力和声誉。1924年，随着广州湾贸易（尤其是鸦片贸易）快速增长，开设金融机构已成当务之急，法当局再次促请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Indochine）在广州湾开设支行。1925年2月，西营支行正式设立。需要注意，东洋电灯公司和东方汇理银行在广州湾的业务皆以“西贡纸”（piastre，法属印度支那官方货币）交易和结算，法当局是其主要服务对象，两家企业的开设有助于维护法国殖民管治。而宏伟的银行大楼和新奇的工业厂房，进一步充实西营城区的首府职能。

西方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固然能传递殖民管治的威严，如向海而立的总公使署楼顶矗立一座钟楼，使华人印象深刻。此外法当局还专门在西营树立两座纪念碑，凸显殖民地空间的属性。不过对于华人而言，他们似乎不甚了解纪念碑的真正含义。安放在维多尔教堂前的金鸡纪念碑（Le Monument aux Morts），本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法国牺牲的战士，但在记者韦健笔下，却记作：“巴黎首遭德机空袭，当其时天色未曙，并无准备。幸得一雄鸡高叫惊醒军民，始将敌机击退。”1940年法国本土战败，法属印度支那面临日军压力，为了宣扬法国在广州湾的殖民管治和历史背景，当局授意远东学院在西营海边建造一座安菲特里德号纪念碑（Le Monument d’Amphitrite），纪念1701年法国商船首先发现广州湾。当年11月，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德古视察广州湾，专程主持纪念碑的揭幕礼。然而好景不长，1945年广州湾回归中国之后，新成立的湛江市政府在纪念碑刻上“还我河山”，50年代初再改为“巩固海防”，数年后被拆毁。无论是国民党政权短暂的执政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当政者皆着力清除法国殖民管治所遗留的印记。

图4. 印度支那总督德古参观安菲特理德号纪念碑

法国殖民扩张的积极倡议者保罗·杜美雄心勃勃地调派印度支那官员占据海湾两岸的麻斜和西营，企图发展两处城区以全面控制租借地，并与根基牢固的华商竞争。但由于首府选址失误，麻斜地理环境不甚理想，加上继任者改弦更张大幅压缩资源投入，使得广州湾行政当局在麻斜遭遇严重困难，无法落实城市规划。因此法当局的城市建设不能吸引华人定居和促进商业发展，仅有若干行政机构勉强支撑。

1909-1910年，广州湾总公使终于劝服上级同意，将首府迁到西营，务求集中资源建设。西营城市建设在20世纪20年代迎来蓬勃生机，这一时期萨罗及其亲信推行政治改革，增加投资和基础建设以拉拢民心，受此利好所及，广州湾法当局开通多条道路，扩大西营城区面积，并先后建造中学、医院、电厂和银行等传播“文明使命”的公共设施，试图主导租借地的现代化进程。而富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路名和纪念碑，反映法当局从文化层面维持殖民管治的用心。但由于法语不普及等缘故，普通民众显然难以理解其中意义，对于西营的“法国风情”亦往往只有粗浅的印象，难以形成认同感。湛江市仍留存若干广州湾时期的旧建筑，近年渐得到社会重视。至于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如何理解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仍需进一步讨论和凝聚

编辑：大山

作者：吴子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