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帝国的快速扩张中，蒙古军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与各种类型的敌人都有所交手，其战术和策略也无不曾因地制宜地发生过变化调整。
但经典的蒙古骑兵战术依旧是令无数历史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通过结合大量的战例，我们依旧能浅闻出其中一定的机制。
蒙古军队在行军与接敌之时都可以做到高度的机动和灵巧的转换，而这一点与蒙古军队中的斥候部队不无关系。蒙军不仅会在主力军行军的前方布置侦察部队，同样还会在两翼与后方布置斥候。
当前方的侦察部队确认遇敌后，两侧斥候部队也会从侧翼包抄，尽可能地覆盖和了解敌人行进的区域。当前线斥候相继返回报告信息时，袭扰部队则会相应启程接应。
诱敌深入是蒙古军队完成对敌包围的策略之一，当负责诱敌的前哨部队将对方吸引至腹地，随后两翼的蒙古骑兵会从两侧迂回，如同双臂一般将对手抱住，一旦时机成熟后，诱敌部队将掉头，与友军完成反攻。
皮安诺卡皮尼的约翰(John of Piano Carpini)是一位出使过蒙古的天主教修士，他曾用拉丁语写下自己对蒙古的见闻报告，其中便描述过蒙古人的诱敌策略：“他们（蒙古人）以此作为麻痹敌人的手段，将敌人尽可能引诱至自己布置好埋伏的地方后加以攻击”。
蒙古人在里格尼茨施展了经典骑兵战术
在剿灭西夏的战役中，蒙古军队最早曾以此手段击败名将嵬名令公，《西夏书事》记载：“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相持两月，备渐弛，蒙古军设伏以待，遣游兵诱之入伏获之，遂破克夷”。
发生在1241年4月9日的里格尼茨战役也是蒙古诱敌战术的经典战例之一，当“虔诚者”亨利二世公爵追击蒙古的佯败部队时，最终落入了对方可怕的伏击，并迎来了毁灭的结局。
1241里格尼茨战役
直到1299年，蒙古军队依旧能屡试不爽地活用诱敌深入的战略与敌作战。在德里苏丹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决战中，名将扎法尔汗就擅自行动，撞入了察合台大军诱敌布置的伏击圈，其本人就此战死。
但也是因为扎法尔汗与麾下随从的决死奋战，再加上阿拉丁大部队的奋勇抵抗，最终让察合台大军损失惨重，在主帅忽都鲁火者受伤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全军撤退。
强大的箭术是蒙古军队得以施展自己战术的重要保障，而在世界各地相关的编年史中都不乏对蒙古军队射术的反映。
曾有编年史作者曾记载在1241年4月11日的战斗中，面对蒙古人的匈牙利军队“如同冬叶般四散飘落”，亚美尼亚的史料中将蒙古描述为“射手之国”。
英国中世纪的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1200-1259）也曾将蒙古人描述为“最强大的弓手”。一般蒙古射手的主要装备便是复合弓，他们在出战时会至少携带两至三把弓，射距可达300m，最大500m。
不同于许多传统印象中的蒙古骑射手，不少时候蒙古弓手是进行步战的，比如在很多记载中，蒙古人的战马面对战象时会被惊骇，这自然会让蒙古弓手选择步战而非骑射。
关于蒙古弓手们携带的箭矢，马可波罗有着十分生动的说明，他提到：“蒙古射手们会携带60支箭矢，其中一半是箭头较小的轻箭，另一半是箭头宽大的重箭矢，会在冲锋时射出”。
除了马可波罗外，皮安诺卡皮尼的约翰也有自己关于蒙古弓手的记述，他提到一旦敌人进入视野后，蒙古弓手会朝对方射出三至四枚弓箭，一旦发现难以毙敌则会后撤到己方战线。
约翰的记录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蒙古军队的诱敌战术，当用箭矢吸引和袭扰部队到伏击圈后，面对面的近战则会有更为精锐的蒙古重骑兵正面接敌，除了严实的防护外，他们还会用长剑、狼牙棒这样致命的近战武器搏斗。
公元1221年，花剌子模君王札兰丁在印度河同蒙古军队决战，在右翼部队突破蒙古中军的情况下，札兰丁仍然被蒙古军队反攻包围，最终败走，并也因此有了他单骑渡过印度河的佳话。
这场战役反映了蒙古军队在反攻能力上的强势，而且这绝不能仅仅依靠蒙古军队的射术便可完成，唯有强大而坚实的蒙古重骑兵方可胜任。
通常情况下，蒙古军队的阵型会被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左翼（Junghar）、右翼（Baraunghar）和中军（Khol），在规模较大的军队中，中军主要的组成部分便是精锐的怯薛军（Keshik），不同于轻骑兵们的装备，他们有着非常全面的防护。
皮安诺卡皮尼的约翰对于这些重骑兵也有自己的记述：“一些骑兵装备胸甲，战马也有防护……他们将牛皮或者其他动物的毛皮剥下，裁成手掌的宽度，每三至四层系紧，以此制成覆盖全身的织物……”这种多层防护使得重骑兵在面对敌人的箭矢时也能得到非常稳固的防护。
此外，皮安诺卡皮尼的约翰对那些为可汗轮夜值守的怯薛军描写更细，写到他们平日拿着硕大的军仗，手执编制的柳条盾，而包括将领在内，他们背后的护甲并不能提供有效的防护。
正是有了不同于骑射骑兵的精锐重骑兵，蒙古军队才得以拥有得以反击敌人的力量，并在与诸多强敌的战斗中更能稳操胜券。
蒙古军队的暴行让很少有欧洲领主与之合作
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的军队相比，蒙古军队更能把握追击敌人的时机和技巧，比如在将近败的敌人逼到绝境后，他们会将“围师必阙”的策略加以实施。
皮安诺卡皮尼的约翰便有记载：“如果敌人反抗激烈，鞑靼人会故意将自己的包围圈松开一个口子，当敌人从此四散而逃时，鞑靼骑兵们就会将溃散的他们轻松追杀。”
1241年的萨耀河（Sajo River）之战中，蒙古人故意给被包围的匈牙利人留下了通往沼泽地的道路，成功化解了一部分士兵顽抗的斗志，而最终他们被蒙古人追杀了两天，在通往佩斯特的路上“尸体多得就像采石场的矿石”。
最后，在战局不利时，蒙古军队也会选择撤退，但军队依然会维持高度的纪律与整体性，约翰在他的见闻录也评价过：“蒙古人要么犹如一个整体般地有序撤退，要么就会所有人血战至最后一刻”。
在夜间撤退是蒙古人常用的撤退办法，他们会将营火保持燃烧，随后尽快撤军。1274年，在第一次进攻日本的战役中，失利的元军便是在夜色掩护下完成撤离。
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对手，蒙古军队会分出一部分小股部队骚扰配有拒马等设施的敌人，并有斥候部队进行活跃，一旦可能时机成熟，便会将自己的撤军变为进行反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