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内卷”席卷中国！黄宗智回应“内卷化”概念与“去内卷化”发展

“内卷化”近期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被频繁地用于学术界与社交媒体针对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之中。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老师借用内卷化概念（involution）用于分析中国小农经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著作的中译本在大陆出版，便使用“内卷化”作为译文。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黄宗智老师的一系列著作，并邀请黄老师就“内卷化”展开讨论。本文首发于“雅理读书”，感谢黄老师授权。

内卷化

与

去内卷化简析

文 / 黄宗智

作者题记

本文也是笔者两本新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治理体系：回顾与愿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待刊）的总结性简介。

“内卷化”最近在学术界和公共网站上成为一个特别“热门”的关键词，跨越众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包括乡村、经济、社会、治理、教育，乃至于心理、文化、人生观等，触发了笔者的一些进一步的思考。本文是一篇简化的讨论，既来自不少笔者已有的研究，也来自一些尚待深入探索的初步论析。

一、人多地少的农业内卷化

迄今关于内卷化的论述主要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笔者论述的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由于其“内卷”（或“过密”）状态，甚至能够抵御、排除质变。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高度依赖辅助性、副业性的高劳动投入的棉花—纱—布经济便是最好的例子：棉农们以18倍的按亩劳动投入来获取仅数倍于水稻的每亩收益的回报，形成一个农业与手工副业紧密结合的顽固生产体系，完全消灭了之前还可以看到的一些较大规模、依赖雇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农场。其中的关键机制在，一个小农户家庭相对一块小耕地而言，凭借自身的仅具低机会成本的廉价辅助性家庭劳动力，能够承担比营利型经营式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地价，借此完全排除了后者。那样的农业甚至能够顽强抵制机械化的进入。

在一个仍然是相对可用资源而言极高人口密度的中国来说，在众多领域中都会呈现类似的改而不变的现象。譬如，改革以来借助超过之前的劳动法律规定的工时来用工，最终形成通过用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来聘请没有或少有劳动法律保护和福利的“合同工”，借此来达到比使用正规职工的企业更高的利润率，迫使它们要么使用同样的“内卷”策略，要么无法与其竞争。如今那样的“非正规”劳动力已经达到城镇职工总数的75%。对处于那样的用工状态下的职工们来说，“内卷化”概括当然会引起其感同身受的共鸣。

同一机制也可见于以应试为主的教育界。面对快速递增的竞争人数和伴之而来的递减机会，学校大多逼迫学生投入越来越高的“劳动”来应试，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对其自身的质量评估，促使本来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高度内卷化，基本排除了更多关注创新而不是死记的教育改革。对来自那样的高压下的学生们来说，其对内卷化概括的感受无疑也会和上述的职工们同样有如身受。

以上说明的机制也许是如今“内卷化”所以成为一个引起众多人们共鸣的关键词的原因。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卷一

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

二、官僚主义体系的内卷化

另一普遍呈现“内卷化”现象的是官僚体系领域。首先，中国长期以来的国家一直相对高度集权化，这不仅是源自传统的皇帝治理体系，更是来自近现代以来面对西方的侵略而迫使中国革命采纳高度集中的革命党（和民众动员）来应付远比中国强大的敌人的军力和财力。伴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可避免地由上而下的集权化治理体系，包括惯常使用由上而下的“组织”和“动员”民众，将其划分为积极、中间、和落后的分子，来应对革命的需要。那样的传统乃是一种历史必然。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面对党内官僚主义化倾向问题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借助群众运动的配合来整党，试图克服过度官僚化的倾向。在胜利和全国掌权后，官僚主义倾向当然难免更加严重。其后，伴随计划经济的设定，官僚体系所管辖的范围更大规模扩大，也更加精细化。那样的庞然大物，不可避免地更附带人们普遍认作“官僚主义”的常见弊端：如媚上欺下、脱离实际、蔑视民众、重形式过于实质、僵硬化、一刀切等。最终，甚至成为激发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改革期间，国家已经转向依赖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层制专业化来应对内卷化官僚主义的倾向。但即便如此，其由上而下的集权化治理态度根深蒂固，所管控的范围虽然伴随去计划经济改革而有一定的压缩，但也加上了众多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新专业性管辖领域。长期以来的一些官僚主义弊端难免依然存续；“官僚主义”贬词仍然是人们惯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

在现代化过程中，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旧式的官僚制度还是新式科层制化的体系都带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即便是创建现代理性科层制理想类型理论的韦伯本人，在其晚期也特别突出了其科层制所附带的“铁笼”型官僚主义倾向弊端，因此而探索、创建了“领导型民主”（leadership democracy）的新设想来应对该问题，提倡借助明智的领导人来克服现代科层制所附带的铁笼问题。

现今中西之间的不同首先是，中国的治理财力和资源相对稀缺，但官僚体系需要应对的民众更多，其所管辖的范围也相对仍然要大得多。同时，对民众来说，能够借助来抵御官僚主义的个人权利又较薄弱、模糊。结果是，弊端也相对更加严峻。

以笔者比较熟悉的高校管理体系为例：中美的一个关键不同是，美国的高校管理重心主要在最基层的系一级，无论是教员的学术成绩的审核评估，还是新教员的聘请，还是学生的分数和学位，主要权力都在本系的教授们，那是应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其体系的一个关键信念是，那样才会达到真正专业化的执行。中国则完全不同，主要权力不在教员们而在教育管理机关。正是在后者那里，由负担沉重又多有不懂学术也不懂专业的官员们来制定越来越多的一刀切规定和要求。譬如，采纳自以为乃是“科学的”量化管理，设定研究生们的论文发表量化指标，包括对各种不同刊物的量化等级划分，实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做法。结果是，研究生们被迫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官僚们设定的要求，而且，有意无意中仅能遵照本领域的“主流”倾向来做研究，不然便更难在“核心”刊物发表。许多学生会采用某种时髦的引进的“理论”与/或技术来写（不用花太多功夫的取巧性）论文。结果是，排除真正创新性的和需要大量时间的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探索。学术研究也因此越来越内卷化，只见量的膨胀，罕见实质性的创新和提高。

更有进者，在国家有意识地借助个人利益激励为润滑剂来尽可能破除管理体系的僵硬化倾向下，还会冒出远比西方科层制下要常见得多的地方官僚和与基层社会中的逐利势力结合的现象。两者一旦结合，会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和行政实施的常态，逐步排除其他的可能。这种现象在农村政策和治理中特别明显：国家投入越来越多，但成效越来越低。它是农村调查人员常见、常讨论的问题。那也是可以用“内卷化官僚主义”来概括的另一种症状。

三、去内卷化的小农农业

面对以上讨论的巨大内卷化现实，人们较难看到、体会到“去内卷化”的正面现象。但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走向来说，对后者的认识也许比对内卷化的认识更为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去内卷化的机制才可能真正认识内卷化的含义。

在农业方面，以下因素的交汇已经促成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国家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赋权（经营权）、赋能予小农户。在城市快速发展所导致对高档蔬果、肉禽鱼的市场需求的大规模扩张下，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转入了相应的经营，特别是一、三、五亩的小、中、大拱棚高附加值蔬菜（包括反季节蔬菜）种植，几亩地的果园，和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的小农户农产品生产。国家则在提供肥料、塑料、优质品种和技术等投入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结果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的大规模兴起。如今，那样的农业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3,总耕地面积的1/3，推进了新型的“隐性农业革命”——之所以说是“隐性”，是因为它来自农产品结构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某几种农产品的亩产量的提高，因此较难洞察。这种新农业大规模提高了小农户的收入。虽然在该过程中，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一窝蜂转种某种新农产品，从而导致价格下跌和收益递减的一种侧面现象。但总体来说，无疑堪称一个新型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革命”。

但这样的发展较少会被人们认识到。即便是国家政策（可见于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一直到最近的两三年方才真正关注到小农户的成绩和贡献，初步展示了从过去一贯优先关注规模化农业（大农场）的偏颇，转向重视小农户的创新和发展潜力。这是个与“内卷化”相反的动向，尚未被大多数的人所认识到。它是国家新采纳的“振兴中国乡村”的战略决策的部分内容——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仍然有一定成分的依赖旧型“规模经济效益”理念，将“小农经济”视作落后的、没有前途的实体的长期以来的错误认识。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卷二

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实践与理论

四、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在小农业之外，治理体系方面的去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动向也容易被人们忽视。人们大多将中国的“改革”简单视作向西方的“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的更简单将其视作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代科层制化的转向。殊不知，从中国自身的演变历程来看，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从高度内卷化的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体系出发，有意识地让权、赋权予社会的改革：先是将土地经营权赋权赋能予小农户，而后是将市场创业权力和权利赋予不仅是小农户，更是城镇市民。同时，还由中央赋权赋能予地方政府，在行政体系中广泛采用了（中央）发包予地方政府，也包括政府通过“项目制”发包予社会人员（包括学术界人员），借此来激发由下而上的积极性。这些做法与其说是来自西方，不如说是来自传统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中的“简约治理”。它是个有实效的去官僚主义内卷化的政策和机制。我们应该看到，以上转述的改革期间的“转型”释放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能量，推动了相当规模和深层的农业和治理体系上的“去内卷化”。

国家如今已经基本抛弃了过去革命传统中的、由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不再借助可能趋向极端的高度感情化、甚或群众暴力化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群众运动。代之而来的是上述的有序赋权和赋能。

其背后的理论模式不是西方的、抗拒国家权力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更不是其所虚构的“无为”国家，而是一个政党—国家体系。相对“社会”来说，它不是一个被认作与其对立的实体，而是一个将社会/人民视作与国家二元合一的治理进路和设想。如今，国家已经朝着放权赋能予社会的方向迈出巨大的步伐，成功地释放了强大的能量。今后，应该会继续迈出更多类似的步伐。我们可以预期，那样的方向将包括赋权赋能予诸如农村社区（尤其可见于最近的“集体产权改革”和“振兴中国乡村”的战略决策）、其他社会团体——包括媒体、专业团体、院校及其教员们、社区合作社，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商会，以及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等。

笔者倡议，将人民积极参与设定为国家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和条件。这样的方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西方的社会vs.国家二元对立建构，更符合中国式的简约治理传统，以及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治理理念。也更符合今天宪法和党章所申明的谋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方针和理念。它的走向既不是西式相对政府的“民主主义”，也不是革命时期的“群众主义”，而是一种更为中允、更可持续的新型“人民主义”。政府积极纳入民众的参与和能量，借助人民的参与和主体性来克服长期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内卷化弊端，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走向和愿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