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长沙爆发抢米潮，清廷借西方军舰镇压，这事就大清干得出来

清末十年新政是大清推行力度最大、范围最深、影响力最大的一场变革，但这种说法其实不太准确，因为1900-1912年间，湖南省就过得十分艰难，原因没别的，这十几年间湖南连续遭遇水旱灾害，受灾面积几乎包含湖南全省各县，对湖南省经济与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灾荒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与物价的大幅上涨，对于大部分平民来说，缺粮缺钱就是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状况下，民间酝酿已久的一场巨大风暴即将袭来。

一、长沙城内的粮食与百姓

1910年左右，在湖南一石米可以卖到7000文以上，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可以通过比较来感受抢米风潮爆发前长沙居民的生活困境。要知道在平常，每石米价格不过2000文左右，即使是之前的一些水灾，粮价也不过涨到4000文左右，但现在已经到来7000文，是往常的3倍还要多，这对民众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粮荒倒逼百姓离家出走，前往他乡以求生路，甚至在同样发生水旱灾害但经济却十分发达的江淮一带，也可以看到“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的景象。天灾人们无法抵御，也无法对官府抱有太大的怨气，但与天灾相比，人祸对百姓造成的创伤更加令人心痛。就在湖南粮价大涨，民众连饭都吃不上的状况下，官府竟然联合商人投机倒把。

“明镜高悬”在百姓看来是个巨大的讽刺

二、天灾加人祸，谁之过

1908年，湘乡县县衙联合官钱局与商人经营的米号，偷偷将大量米谷偷运出县，企图借粮价疯涨之际大赚一把，这使得本就缺粮的湘乡县粮荒更加严重，通货膨胀现象更加抑制不住，粮价大幅度上涨。6月30日，湘乡县百姓被粮价逼迫得走投无路，暴力捣毁了县衙以及当地的7家商号。

对百姓来说，粮食比天大

这种过激行为显然不只发生在湘乡一地，1909年，常德的数千灾民涌入常德城内，围住当地官绅大户李亨泰家，强令要求李亨泰捐粮赈灾。我们暂且不说灾民的行为是否合法，也不讨论李亨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但从当时发生的种种暴动事件来看，由粮食与物价飞涨导致的民变正在一点点累积，正等待一个彻底释放的时机。

1910年，湖南境内的灾民开始大规模涌入省会长沙城，他们幻想着作为省府所在地的长沙会有充足的粮食，能够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但实际上长沙也自身难保，粮食并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灾民群体。

晚清时期的长沙城

1910年4月11日，一位名为黄贵荪的挑水工的妻子带着身上仅有的钱去购买一升米，第一次店家以她所带部分钱币已不通行为由拒绝卖米，此后黄妻不得不在多方凑钱之后再度前去买米，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粮价又涨了12文，她依旧没有买到。郁闷的黄妻回到家中给孩子用“泥土”做完饼后便跳水自杀，工作回家的黄没了活路，也带着孩子自杀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黄氏一家的死迅速在长江街头传开。4月13日，大批民众开始涌向官府与商号，眼见政府与商号狼狈为奸，一场轰烈的抢米风潮至此爆发。

三、进退失据的清政府

难道湖南当局和中央朝廷真的没发现这么严重的粮食问题吗？

不可能没发现！

事实上在抢米风潮爆发之前，湖南巡抚岑春蓂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采用“义粜”的方式缓和民众情绪，但“义粜”牵涉到了地方大户的利益，于是岑春蓂的建议遭到大户们的激烈反对。清政府实际也认识到了大量饥民聚集在一起的危险性，为此要求地方政府要“加以抚绥，勤求疾苦，兴养立教”。

湖南与中央既然在事前就看出了问题的严峻性了，为什么在真正的危机到来前却显得那么愚蠢呢？

紫禁城可知湖南民生唯艰？

尽管朝廷对饥民问题有所指示，但诸如“兴养立教”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于宽泛，对地方官来说，上级政府的命令是一定要执行的，但可以有选择地执行，要根据诏令的具体内容判断，显然地方政府并没有把朝廷的指令当回事。

事实上，远在北京的朝廷也并没有多重视这件事情，既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也没有派专职大臣赶往湖南赈灾，仅以一些官场上的空话指示地方执行，这显然已经表明了其不重视的态度。

抢米风潮爆发后，清政府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太过激进。面对民众的抢米风潮，政府思考的首要问题不是解决饥荒，稳定物价，而是打算以武力解决反抗的饥民，为此清政府不惜联合西方国家，借用西方国家的舰队震慑饥民。

1911年4月17日，饥民在武力威胁下结束了抢米风潮。

事情似乎解决了，但又仿佛从来未被解决过。因为大清激进的应急举措，在一年之后的1911年，在四川省再度上演，而这次激进直接葬送了大清。

停泊在长江之上的西方战舰

文史君说

中国古代一直奉行“民以食为天”的说法，粮食对于每一个百姓来说是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食物。但就在清末的湖南，天灾人祸一道使得民众买不起粮，买不到粮，于是一场抢米风潮应运而生。但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安民抚民，而是以激进的武力方式去镇压民众，这种方法也最终葬送了大清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