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蘑菇”常宝堃血染朝鲜，下葬时恸哭半个天津城

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很快便越过“三八线”，战火眼看烧到了中朝边境。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1月，中央决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劳动模范、各界知名人士和文艺工作者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奔赴朝鲜，慰问奋战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团长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担任。经过研究，廖承志提出应该多组织一些曲艺界著名演员加入慰问团。朝鲜前线条件艰苦，既不可能带很多道具，也不可能拉开架势表演大戏，而评书、相声、快板等曲艺演出，不但节目短小精悍、方便演出，而且能活跃气氛，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可谓是慰问团的不二之选。报名的号召一发出，曲艺界人士纷纷踊跃报名，特别是北京的曲艺演员几乎都报名了。

当时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并没给天津留名额，常宝堃听说后，主动写申请书表示：“抗美援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参加。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但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也是间接地打击美帝国主义。”

常氏相声在京津两地相声界享有很高声誉。父亲常连安既会杂技又说相声，六个儿子都是相声演员。1939年，常连安在西单商场成立启明茶社，开了北京相声大会的先河。

为了能让长子常宝堃有所成就，他特意让宝堃拜在“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门下。常宝堃从小聪明伶俐，天赋极高，再加上名师指点，11岁便走红京津两地。常宝堃是在张家口出生的，因为当地盛产蘑菇，所以父亲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小蘑菇”。新中国成立时，二十多岁的“小蘑菇”已经是天津相声界的代表人物。

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看到常宝堃的“请战书”十分感动，立即请示中央。组织上很快便批准了常宝堃的请求，同意他加入第一届赴朝慰问团。

俗话说，枪子儿不长眼睛。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演员们，突然奔赴战场，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为了让演员们克服恐惧心理，更好地适应战地生活。组织上将慰问团拉到沈阳东郊，模拟朝鲜战地环境，来了一个实战大演练。从编班登车、夜间行车，到遇到照明弹、敌机轰炸扫射等一系列情况，统统演练了一遍。

为了适应夜间登车，演员们用毛巾把眼睛蒙起来，或者戴上墨镜制造夜间环境。还有遭遇敌机如何跳车，遇到轰炸如何保护自己和乐器，如何在不开灯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演员们演练得腰酸背疼，但事实证明这些训练都非常必要。真正的前线远比模拟场景惨烈得多，也危险得多。

1951年4月中旬，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开赴朝鲜。包括常宝堃、侯宝林、郭启儒、魏喜奎、金业勤三兄妹在内的23名曲艺杂技演员组成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任队长。

慰问团进入朝鲜境内，惨烈的战争现场便出现在演员们面前。行军中，演员们不仅要背着沉重的个人行李——棉袄棉裤、大衣雨衣，还有5斤大米和饼干，还要照顾到演出要用的道具和乐器。如果说身体上的劳累还能克服，那么猝然而至的敌机轰炸，则把他们推到了生死考验的第一线。

当时志愿军还没有制空能力，美军飞机每天不停地在朝鲜上空盘旋，见着亮就追着扫射轰炸。因此志愿军汽车部队多是夜间行车。行车不但不能开车灯，而且还得把风挡玻璃翻起来，一是为了避免反光暴露目标，二是为了能使驾驶员往外看得更清楚些。遇到被炸翻的公路，大家就要下来推车。

慰问团一般都住在山沟里的农村里，可敌机连山沟也不放过，经常来扫射，一梭子机关炮打出来能看到一颗一颗的小亮点。子弹头像小手指那么大。

慰问演出多在夜间进行，有时在月光下，有时就大胆地点起汽灯演出。漫山遍野布满了志愿军的岗哨，只要发现敌机就鸣枪警报，马上熄灭一切灯火，等警报解除再接着演。

相声演员有一种天生的特质，面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用玩笑化解。一个“包袱”便把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因此在朝鲜前线，相声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几十年后，志愿军战士看相声表演常常放声大笑，赞不绝口，总是在几个“再来一个”之后才放相声演员离场。

慰问团的文艺工作者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带来了欢笑与慰藉，组织上也对这些文艺工作者给予了最大的保护与珍视。慰问团团长廖承志曾嘱咐说：“大伙都说，咱们赴朝慰问团是由‘国粹’和‘国宝’组成的。‘国粹’就是指各位代表，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精华；‘国宝’就是你们曲艺大队的这些演员。你们带领这些‘国宝’跨过江，到了朝鲜战地，情况就紧张了，一定要万分小心慎重，保护这些‘国宝’。”

虽然随行人员格外谨慎小心，但是常宝堃、程树棠还是不幸牺牲了。

4月23日，常宝堃所在的中队结束了慰问任务，下午就准备回国。大家洗洗头、洗洗脸、换换衣服，吃完饭正在屋里聊天，气氛轻松而和谐。常宝堃拿着缸子和勺，踱到搭档赵佩茹的房间，刚说了几句话，敌机来了。一阵疯狂的扫射，一颗子弹正中常宝堃头部，他当场牺牲。赵佩茹胳膊中弹。

当侯宝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嗡”的一下，头脑中响了一个霹雳。出发前，他们虽然都对战地的艰苦和危险做了思想准备，但是一路上部队同志对他们保护和照顾得很好，所以大家都没有害怕、紧张，听到常宝堃牺牲大家都很震惊。

常宝堃牺牲的当天下午，噩耗就传到了国内。当时，常宝堃的四弟常宝华正在天津红旗戏院演出，一段《数来宝》刚完，天津市文化局副秘书长何迟到后台找到他：常宝堃牺牲了。

常宝华把这个噩耗告诉二哥常宝霖、三哥常宝霆，大家悲痛欲绝。从小朝夕相处的大哥突然牺牲，他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哀痛之余，哥儿几个商量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嫂子和年仅9岁的小侄子。

哥儿几个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让常宝华和上级派来的同志去趟北京。见了面，常宝华不敢直接告诉父亲，先一个劲儿地跟他扯闲篇，然后再将话题慢慢引向慰问团。常连安问：“慰问团回来没有？宝堃回来没有？”二人不敢直说，兜兜转转地讲了好多志愿军战士见到祖国亲人备受鼓舞，战场上如何艰苦，难免会挂彩负伤。常连安听话茬儿不对，问：“你们俩别兜圈子了，宝堃是负伤了，还是牺牲了？”

听到这话，常宝华和那位同志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事先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常连安老泪纵横，许久才说：“这人嘛，就是活一百岁，最后也难免一死，宝堃为国捐躯，也不枉活一世啦！”

1951年5月15日至17日，天津各界举行了三天公祭活动。

1951年5月17日，天津万人空巷，从海口路到南市沿途店铺全部打烊，门前摆着点心桌子，马路两边放着免费的绿豆汤。戴黑纱的人群穿过几个街区，到处都能看到掩面而泣的天津市民。半个天津城都出动了，只为送别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年仅29岁相声演员常宝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