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清朝交战处于劣势,当皇太极提出议和时,崇祯为何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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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与清朝交战处于劣势,当皇太极提出议和时,崇祯为何断然拒绝

天启七年(1627),腐朽不堪的明王朝迎来它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以下称为崇祯)。

崇祯继位后,立刻办了一件大事,将魏忠贤缢死。17岁的皇帝,刚刚登基就除去了魏忠贤以及同党,新帝之威,似乎为破败的明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

崇祯与其他王朝的亡国之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亡国之君大多都是昏庸之辈,而崇祯则是明朝少有的勤政之君。

面对内忧外患的明朝,而且刚刚遭遇松锦之战新败,明王朝一时间风雨飘摇,就在此时,势大力强的清朝之主皇太极却主动提出议和,令崇祯大为意外,尽管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愿意一试,毕竟这样的机会对此时的大明朝来说,弥足珍贵。

崇祯将议和之事交给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并且私下对陈新甲明言“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为陈新甲议和之事定下了基调,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多次对陈新甲反复重申,此事一定要保密,因为明朝的官员很讲求气节,如果议和一事提前泄露,恐怕此事便难以完成。

马绍愉在陈新甲的举荐下,作为明朝的议和使者前往沈阳见皇太极,皇太极对他十分重视,出迎20里,表达对议和的诚意。

不过诚意归诚意,在谈判桌上,皇太极一方却没有轻饶马绍愉,由于松锦之战刚刚胜利,皇太极狮子大开口,提出和谈的一个重要条件,明朝需要每年拿出岁币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

马绍愉因为松锦之战新败,在谈判桌前自然短了气势,但是他代表明朝利益,依然据理力争,最终谈到黄金一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的岁币条件。

马绍愉争取到的条件已经非常到位,这些岁币对于军费开支来说,可谓“不值一提”,所以马绍愉得知皇太极同意这个条件后,便急冲冲地给陈新甲去信,告知他这边的议和成果,结果,这封信放在陈新甲桌子上的时候,被下边的人当成了普通的塘报,将此信件交给了塘官传抄。

如此一来,明朝的文武百官全都知晓了此事,曾反复强调议和需要保密的崇祯十分愤怒,随后将陈新甲入狱,议和之事从此也就彻底停止,以崇祯拒绝议和草草收场。

崇祯为何最终拒绝与皇太极议和?原因很简单,他虽然明知道在当时答应议和,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拒绝议和,只因他不愿意失去气节,因为明朝的朝廷十分重视气节,崇祯不愿意做一个被文武百官唾骂的皇帝,换言之,为迎合群臣,留存美名,而做出对国家不利的决定。

陈新甲本来就是奉旨办事,崇祯却在事情败露之后,与其撇清关系,不顾部分大臣的劝阻,坚持杀掉陈新甲,对那些清流文官,表达自己气节犹存。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皇帝为了延续大明朝铁骨铮铮的气节,坚持成为一个“永不屈服”的皇帝,甚至连南迁都觉得丢人,最终以死明志,为明朝守住了“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美名,但是却将祖宗的江山拱手让给了清朝。

明朝的大臣当中,其实也有看清形势的主和派,只不过势孤力薄,最终没能影响崇祯的决定。比如杨嗣昌。

杨嗣昌便是明朝大臣当中为数不多的主和派,他清晰地看清当时的明朝局势,无论是兵力还是财力,明朝当时都不如清朝,更何况明朝当时有李自成的起义军,势力非常大,同时与李自成、皇太极两线作战,对明朝十分不利。

杨嗣昌认为,应该先稳住皇太极,暂时稳住东北边疆的局势,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内乱,为明朝争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节省没必要的军费开支。

但是杨嗣昌的想法被当时主战派卢象升坚决反对,因为卢象升在残酷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为了讨崇祯欢心,卢象升在表达对清朝战争态度时,过分夸大明朝的实力,甚至言之凿凿的对崇祯表示,满清并不可怕,甚至皇太极也是可擒的。

最要命的是,卢象升对崇祯说这番话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在前一日就已经撤军了,但并非是皇太极畏惧明朝,而是战略性撤退,毕竟在屡次的战争中,清兵也受到很大损失,需要恢复国力,军队也需要修整。

但是这样的情况遇到卢象升夸大的言论时,崇祯皇帝对明清局势产生了错误判断,他甚至开始相信卢象升的话,认为清兵不足为惧,如果与这样的国家议和,还缴纳岁币,对于大明朝这样的天朝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面对清朝的“与明互市”的提议,卢象升断然拒绝,甚至发出檄文,明确表示,如果清朝不归还辽东,将“调聚多兵, 一意剿杀”。

卢象升这样的言辞虽然看上去热血澎湃,但是他这样的威胁对皇太极来说根本毫无意义。

反观杨嗣昌提出的稳住清朝,再解决内乱的政策十分可取,尤其是杨嗣昌提出的广开矿场,以此解决百姓生计问题的建议,至少是一个可行之策,如果崇祯能够依计行事,百姓生计有所保障,或许就不会引起起义军继续扩大范围,至少也比卢象升残酷镇压的手段要柔和许多。

“民之穷者大率逃归深山穷谷之中为矿夫以觅锚袜”

所以,崇祯之所以屡次拒绝清朝提起的议和,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崇祯皇帝受明朝百官的影响,以气节为重,并未站在国家利弊的角度去做出决定;

第二、崇祯皇帝受到卢象升等人的迷惑,做出错误的判断。

崇祯皇帝基于性格上的缺陷,与对文官集团的妥协,再加上被卢象升等主战派大臣的夸张蒙蔽,最终落得个自尽的结局,留下“然皆诸臣之误朕也”的悔恨。

杨嗣昌在后世常常被比作秦桧,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比较并不贴切,秦桧主和是为金国利益代言,为求苟安出卖国家利益,而杨嗣昌主和则不同,明朝当时内忧外患,势必要做出选择,先解决一方面的问题,再解决另一方面的困难。

杨嗣昌主和,便是做出先稳住外部解决内部的决定,况且当时皇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相对合理,并没有使明朝丧失主权,甚至同意“去帝称汗”,并且允许明朝将岁币改成抚银。

这样的议和,更似檀渊之盟,而绝非是绍兴和议。

诚然,皇太极的理想便是推翻明朝,一统中原,他提出议和也只是缓兵之计,即便如此,崇祯皇帝拒绝议和也依然是错误的,因为皇太极纵然是缓兵之计,而明朝议和又何尝不是缓兵之计?

双方选择议和的时机,正是双方都疲惫不堪之时,如果崇祯皇帝能够放下自己的颜面,选择议和,再对内进行安抚,解决内部问题,皇太极恢复完毕之后,恐怕再想入侵明朝,也并非易事。

崇祯皇帝的个人性格缺陷十分明显,否则他也不会中皇太极的离间之计,轻易的处死袁崇焕,自毁“边关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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