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慕、嫉妒又相互支持,历史中真实的闺蜜情谊

爱慕、嫉妒又相互支持,历史中真实的闺蜜情谊

2020年10月28日 10:54:54
来源:凤凰网文化

“女性之间连友谊都没有了,连闺蜜这个词都有贬义。”颜怡颜悦在脱口秀大会上的表演让人深思。从何时开始女性之间只有争吵和算计?八卦、长舌等负面的女性形象是由谁塑造的?

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入展开,学者们发现了更多潜藏的宰制性力量,对“闺蜜”这个词的污名化便是其中之一。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女性情谊往往是纯洁而真挚的,并非大众媒体中渲染的那般“塑料”。

本文摘自《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一书,作者们通过对文学、电影作品的分析,说明了女性情谊的存在与困境。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朋友

莎士比亚刻画了从宫廷到下层酒馆的各阶层女性,为女性友谊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福特太太和佩奇太太;《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米温妮皇后和她忠实的朋友宝琳娜;《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和海伦娜;《亨利四世》下卷中的魁格来夫人和道尔·蒂尔席特;《亨利五世》中的法国公主凯瑟琳和她的女仆爱丽丝《皆大欢喜》中的罗莎琳德和西莉亚;《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中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女侍从;《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和希罗;《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和她的侍女尼莉莎——这些只是莎士比亚笔下女性朋友中的一部分,她们是村里的闲谈者或出身高贵的女士们的化身,她们互相帮助,与男人的愚蠢、误解和赤裸裸的暴力形成鲜明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这位剧作家不仅确认了女性朋友的存在,而且让她们的关系享有特权,他经常通过两个女人的合作来推进故事情节,从而带来一个快乐的结局。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想想《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福特太太和佩奇太太是如何阻止福斯塔夫引诱她们的。那个臃肿、醉醺醺却又魅力十足的恶棍对女性朋友间的交往习惯知之甚少,所以他给每个人都写了同样的求爱信。这些女人比较了各自的求爱信之后,共同策划了报复行动,最后让他灰头土脸地离开。

在《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伪装成一名法律博士,她的侍女尼莉莎扮成律师的书记员,在法庭上为原告安东尼奥辩护。这两个女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巧妙地阻止了安东尼奥偿还放债人夏洛克那一磅肉。

《冬天的故事》中,赫米温妮皇后和她的朋友宝琳娜与莱昂提斯国王对垒,莱昂提斯错误地指控他怀孕的妻子通奸,并把她送进监狱。宝琳娜将赫米温妮刚出生的女儿带到执拗的国王身边,以软化他的心,但他宣布她为私生女,并下令把她置于恶劣环境中。当然,因为这是一部喜剧,后来女儿和母亲都得救了。最终,在赫米温妮忠实的朋友宝琳娜的努力下,她们与悔过的国王重新团聚。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在《皆大欢喜》中,西莉亚和罗莎琳德是表亲,亦是知心好友,她们从小就相互喜爱,关系密切。

我们一直都睡在一起,

同时起床,一块儿读书,

同游同食,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都像朱诺的一双天鹅,永远成着对,拆不开来。

这段出自朱生豪的译文。然而,最终,为了给异性恋腾出时间,她们的亲密关系逐渐消退。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异性恋往往会取代女性之间的友谊。女性之间的关系和婚姻之间的冲突,不仅存在于莎士比亚时代,在21世纪的现实生活中也在继续上演。

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提醒我们,莎士比亚的母亲有六个姐妹,而她是年龄最小的,似乎也是女性团体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莎士比亚很可能从她母亲与她的姐妹还有女性朋友的谈话中,对女性之间的友谊有一定了解。斯特拉特福德,莎士比亚童年居住的小镇,是一个女人像男人一样依靠邻居进行日常商业往来和相互支持的地方。在那里,已婚妇女被视为社会代理人,她们之间结成联盟,充当一种非官方的警察力量。

交谈是女性友谊发展的支柱

有一份记录(这意味着历史上可能也有类似的例子被遗忘了)描述了伊丽莎·尼尔在阻止邻居的丈夫试图谋杀妻子时,自己是如何被杀的。这两个女人是朋友吗?考虑到伊丽莎墓碑上的墓志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她们之间互相关注:“为了拯救邻居,她抛洒了鲜血;就像救世主一样,她为了行善而死。”

尤其是在结婚前,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同性相处上。大约五分之一的人从未结婚,这在女性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到了20世纪,就像莎士比亚时代一样,单身女性共用同一间卧室,甚至同一张床。在工薪阶层的妇女中,当女孩们离开家去当学徒,从事家政服务或找到其他工作时,非亲属通常会取代兄弟姐妹,成为她的新室友。

16世纪,十几岁的女孩在乡下为贵族家庭服务是很常见的,之后她们就搬进了伦敦的大家庭。一般她们会在结婚前做四年的仆人。社会不允许单身女性独自生活,如1562年的《议会法案》和《工匠法案》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法案要求所有未婚女性要么服役,要么被送进监狱。当然,这种极端行为并不针对中上阶层家庭的女孩。

下层社会的女孩必须意识到她们的共同处境,她们需要彼此支持。不难想象,每晚吹灭蜡烛以后,女孩们会有怎样的亲密对话:她们会窃窃私语、互相安慰,她们会谈论一天的辛苦工作,嘲笑别人的缺点,她们会说出私密的愿望,分享人性的温暖。白天,两个年轻女孩在一起(从事)清洁、烹饪、纺纱、缝纫、洗衣和铺床等家务时,或者并肩从市场、水井或教堂走回家时,又或者当她们和同龄人一起参加当地的庆祝活动时,她们便可相互陪伴。

《我的天才女友》

《我的天才女友》

当然,女性之间也难免发生争吵,这可以从涉及个人和家庭的法庭争端中得到证实。尤其在涉及对卖淫或巫术等“不当行为”的审判中,成年女性会被法院传唤在审判中作证。女性证人往往能够了解朋友住宅的详细情况,因为只有关系亲密的人才能提供这样的细节;她们不需要太多知会或烦琐的礼节,就可以在邻居的住所里随意走动。如果隔壁出了什么事,住在附近的女人肯定知道,甚至可能会展开调查。有时,更卑鄙的动机,比如嫉妒,点燃了一个女人对她昔日好友的愤怒,对性放纵的相互指责可能会演变成公开的争斗。这些事件在友谊中断断续续地爆发,就像在婚姻中一样,打破了社区的宁静,并提醒人们,即使是生命中最珍贵的联系也是脆弱的。

除了争吵之外,在河岸上洗衣服或者去市场上卖蔬菜时,农村妇女可能在路边停下来交流最新的八卦,她们抱怨丈夫,或者说些更悲惨的事,比如哀叹失去一个心爱的孩子。许多女性依赖邻居在紧急情况下伸出援手,例如当她们分娩、生病或者需要人带孩子时。生产后坐月子期间——生女孩四十天、生男孩三十天,新手妈妈们可以在床上休息、适应母乳喂养、逗弄婴儿。通常是助产士、女性邻居和婴儿的外祖母(如果有的话)陪伴在侧。卧床期间是“女人的时间”,此时,丈夫不得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并且要承担家务。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新手妈妈会接受“净化”仪式,也就是带她的孩子去教堂,孩子则被产婆抱在怀里。在教堂举行的仪式完成后,新手妈妈在家里庆祝,她的朋友们会提供蛋糕和麦芽酒。

与邻居的友谊往往变得和血缘关系一样重要,因为妻子们通常远离母亲和姐妹,无论是步行、骑马还是坐车,大部分人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家。那些会写字的女性——可能不超过十分之一的女性——至少能通过书信与家人保持联系,但大部分女性是文盲,她们主要依靠邻居的陪伴、安慰和交流。

交谈是女性友谊发展的支柱聊天的女人是时代性话题!一个人最初学会的本民族语言被称为母语并非偶然。母亲从婴儿出生的第一天就跟他们交谈,为他们唱歌,背诵歌谣,把自己从母亲或者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口述故事或传统讲给孩子们。过去,在出生的最初几年,男孩和女孩主要是从母亲或女性看护人那里获得语言能力。之后,有些男孩,比如莎士比亚,被送到文法学校,还有少数女孩上了女子学校,在那里她们学习阅读、针线活,却极少学习写作。在信奉新教的英国,男孩和女孩都能阅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写作;在1600年,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男性和十分之一的女性能够写出自己的名字。

《窈窕淑女》

《窈窕淑女》

但是开口讲话,毫无疑问他们都能做到,带着不同地域和阶级的口音,这些口音一直持续到今天。(还记得根据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改编的百老汇热门剧目、奥斯卡获奖影片《窈窕淑女》吗?)女性被视为长舌妇、话匣子,她们饶舌、爱责骂、能唠叨,爱散布谣言并且十分健谈。简而言之,她们十分健谈,这与一般的男性,尤其是英国的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英国男性的刻板印象仍然是沉默寡言和情感内敛。男性擅长公开演讲和书面表达,但女性被认为是社会性别的自然成员,她们喜欢友好的谈话和公共的八卦。

17世纪,英国女性对自己作为朋友身份的思考与记录变得更易于了解,那时拿起笔的英国女性越来越多,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从信件、日记到诗歌和戏剧,不一而足。过去大多数男性作品中缺少的两个主题开始出现:作为母亲的女性、作为朋友的女性。这两个主题都将在凯瑟琳·菲利普斯的诗歌中找到出路,她比任何一位英国作家都支持女性之间的友谊。

女人之间的浪漫诗

19世纪的英美文化鼓励女性写作,并发表有关女性友谊的诗,凯瑟琳·菲利普斯在两个世纪前就是这样做的。这些诗在表达温柔、渴望和永恒的承诺时,并不亚于异性恋的抒情诗。它们往往包含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会面的畅想,以及对友人故去的悲伤。

1827年,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给她的朋友朱莉娅写了一首诗:“满足于敞开心扉/致一位亲爱的朋友,她赋予我/所有的爱与关怀/以及蕴藏其中的一切欢乐。”这段田园诗般的友谊注定要结束,就像许多过去和现在的人一样。当朱莉娅结婚时,多萝西写道:“我们悲伤地分开,因为责任/我的朋友,不久就会成为一位幸福的妻子。”未婚的多萝西把她甜蜜的回忆作为与远方朋友跳动的心之间持续联系的证据。

你不求,也不需要我的诗;

你也不会注意,

一句带着蹩脚韵律的问候,

流淌自与你脉搏同步的心房。

其他19世纪的英国作家,包括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在1837~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继续促进对浪漫主义友谊的崇拜。仅举一个例子,这里有两段摘自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悼亡诗《早逝》(Gone Before),这首诗是在她的密友去世后写的:

她偶露娇羞,仿佛一朵玫瑰;

她迎风而舞,恰似一枝百合;

她曾像一枝紫罗兰,甜美地栖在岸边;

现在,她不过是一场冰冷而空旷的雪。

……

大地对你不够好,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对你而言,世上的生命漫长,我却觉得短暂。

如果愿望能实现,我不希望你回来:唯愿在天堂与你相见。

死亡是朋友们最后的分离,基督徒们希望在天堂团聚,这一主题贯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

美国诗人也以女性友谊为主题,用不同艺术价值的文本来表达。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自1850年弗朗西斯·奥斯古德的《友谊的花园》(The Garden of Friendship):

我在友谊的花园里除草,直到只剩下花朵。

……

而你,在你娇嫩的花朵中,充满爱、纯洁、温柔、优雅、真诚,你将成为我花园里的玫瑰皇后,生活在爱的阳光和露水中。

《格迭斯妇女手册》(Godey’s Lady’s Book)是19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女性杂志,它刊登的许多文章、故事和诗歌歌颂了女性之间的情感联系。年轻女性可以把诗抄写到朋友的签名簿里,缝进闺蜜的被单里。整个社会都相信女性可以而且应该彼此忠诚地相爱,至少在一个合适的丈夫出现之前可以如此。

离婚女性

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通过丈夫的社会地位和关系建立起友谊。当我们审视20世纪中期的夫妻友谊时发现,丈夫的朋友和他朋友的妻子也应该是他妻子的朋友。当然,根据不同的性格,会有不同的交叉组合。这种夫妻对夫妻的友情关系中,女性如果幸运的话,彼此会相处得非常融洽。

《鲍勃、卡罗尔、特德和爱丽丝》

《鲍勃、卡罗尔、特德和爱丽丝》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随着鼓励更宽松性观念的自由恋爱时代的到来,两对夫妻之间友谊形式的车轮停止了转动。随着文化范式的转变,两对夫妻友情中的四个人发现他们一起躺在同一张床上。1969年上映的电影《鲍勃、卡罗尔、特德和爱丽丝》捕捉到了这种交换伴侣的趋势,以及对婚姻不忠的新倾向,打破了传统友好的友情夫妻模式。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婚姻从来没有重新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如今,百分之五十的初婚都以失败告终,这一统计数字对女性的友谊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夫妻离婚时,他们会让共同的朋友陷入尴尬的境地。不邀请你最好的朋友参加派对是难以想象的,但现在他们离婚了,你会邀请谁呢?前夫、前妻,还是都邀请呢?如果分手的夫妻中有一方再婚了,你是不是应该邀请那对新人,而不是被取代的那位朋友呢?就这样吗?或者,更糟的是,把两对再婚夫妇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

许多离婚的女性在分手后的社会群体重组中遭遇挫折。即使在今天,用离婚女性来形容一个女人也会引起轻微的不满。(而与之对应的术语“离婚男性”几乎从未被使用过。)对于那些把友谊集中在婚姻上的女性来说,这可能是毁灭性的。

幸运的是,在21世纪,离婚女性有了新的友谊选择。众多的在线交友群体中有很多人,她们围绕某个活动寻找伙伴,而不是四处寻找伴侣。虽然没有人愿意认为婚姻不会长久,但高离婚率确实意味着,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与处于类似境况的人交朋友,人们更容易得到慰藉。

本文节选自

本文节选自

《闺蜜》

《闺蜜》

副标题:女性情谊的历史

原作名:The Social Sex:A History of Female Friendship

作者: [美]玛丽莲·亚隆 / 特蕾莎·多诺万·布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品方:思想会

出版年: 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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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培迪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