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今年8月30日，是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谨撰小文以示纪念。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我第一次听说钱先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研究生的时候，那时的哲学系开“中国现代哲学”一门课，钱先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当时只知道他是位史学家，仅此而已。因我学的专业是哲学原理，所以并没有再留意他，遑论研究。真正接触或研习钱先生是在1993年初，这要感谢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兄，是他把我领进钱先生的学术殿堂。1995年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因所研究的范围是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等缘故，所以就不能专门研究钱先生，不过我选择明清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向也是受他的影响，他那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我经常阅读的书。因为我曾经研究过钱先生，所以后来总是碰到一些机会重拾他，以下结合出版的几本书和参加的几次会议对我研习钱先生的历程做些回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出了几本书。1992年我正式转方向，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一次回武汉看望父母，在武汉大学见到老友哲学系教授齐勇兄，我跟他说我现在转攻中国思想史，如有机会老兄多提携一下。时隔不久，齐勇兄告知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准备出一套“国学大师丛书评传”，钱穆是其中的一本，邀我参加，我非常高兴。我对他讲，兄是熟悉中国思想史后再写钱先生，高屋建瓴，而我是通过学习他的著述进入思想史，水平的高低自然显现。当时钱先生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国家图书馆（旧称北图）港台阅览室，因不能外借，我只好天天去摘抄，大约用了二年的时间撰成初稿。齐勇兄在后记首先提到撰写此书的缘由及目的，大意是说钱先生渊博如海，著作等身，以我们的学力来为他作评传，实在是自不量力。承丛书策划者与组织者看重，命写作此书。我们踌躇再三，终而应命。所以如此，一来我们十分敬仰钱先生的人品和学问，非常喜爱读他的书；二来由于40多年的隔离，大陆学界，特别是青年，对钱先生和他的学术思想十分陌生，需要作一些浅近的介绍，因此才有了这部书稿。这本书平实地述介了钱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思想、观点和著作，目的是帮助大陆青年了解、学习他，并通过他来来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吾华文化生命的接续和重建而奋斗。接着讲到我们的分工，全部初稿由我来写，第一章生平、第八章人生和附录年表的二稿也由我修订，大部分二稿则由齐勇兄修订。如果把这本书的撰写比做画龙，我至多是画了个龙身，睛是齐勇兄点上的。在写本书时也得到了钱先生的哲嗣钱逊教授和孙女钱婉约女士的帮助，包括提供书籍资料、照片等。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一直关心我们的写作，告诫我们要写出钱先生的精气神，李德永教授为我们写序加以表彰。1995年出版的《钱穆评传》是我们合作的结晶。《光明日报》、《中国哲学史》等报刊也给予好评。1997年还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于2015年再次出版、多次印刷。
《钱穆评传》
1995秋，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原本打算进一步研究钱先生，但重点改变，只能把大体写成的钱先生学术思想方面的一些文字放在一边去研究其他项目。1997年，应我院近代史所郑大华研究员之约参加由戴逸和龚书铎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中《钱穆学术思想评传》一书的撰写，于是把已经写成的初稿加以修改完善形成上述一书。此书除导言、结束语、附录、后记以外，共分九章，分别对钱先生的学术交往与思想渊源及著作，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清代学术思想史、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此书的写作顺序是根据钱先生治史的特点及逻辑设计的。他的历史学主要包括学术思想史、史学(主要指史学的理论、方法、门类等)、文化三大部分。治史的逻辑是，先对历史作通体研究，把握一般史学理论、方法，然后把历史平铺开来，分门别类地研究专门史，主要是学术思想史，最后回到文化。因为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历史只是外表，文化则是内容，只有在文化中历史才最终呈现。于诸史，他最用力，最有创获的是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思想史。基于此，此书除对钱先生的学术交往与思想渊源及著作探讨外，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突出清代学术思想史，以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为殿后，大体反映了他的史学特征及路径。
《钱穆学术思想评传》
进而言之，本书与齐勇兄和我合写的那本书相比，有以下特色：
第一，结构不同。除历史与文化研究之外，有七章论述学术思想史，表明本书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这反映他史学的特色。
第二，对他思想来源及发展脉络进行研究。把他的学术思想来源归结为晚清民初，除当时中国社会积弱及亡国论盛行、他想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国不亡原因之外，当时的新史学、经学中的汉宋兼采、诸子学复兴、国粹主义等，都是其思想的来源。他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是先从文学入手，转而治经学、子学，最后归于史学。
第三，给他的学术定位，揭示其学术思想的得失。把他的学术置于晚清民初学术思想史考察，侧重与同时代人比较，突出他的文化史学特色。由于他的文化史学以学术思想史为重心，因此尤其突出在这一领域，如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清学等方面的贡献。另外，也指出他学术思想的不足，如治史感情因素偏重、只从文献治考据等。
第四，介绍了钱先生主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出版修订情况及原因。同时也介绍了当前学术界研究他的概况并给予评论。
2007年又应齐勇兄邀撰写《大家精要》丛书中的《钱穆》一书，主要参考《钱穆评传》和《钱穆学术思想评传》的内容写成。从横向考察钱先生的生平及学术，是一本通俗介绍他生平及学术思想的小书。以他的心路历程、文化人生为纲，分以下几个题目：人杰地灵、发愤苦读，北上教书、文惊学坛，南下辗转、情系国族，创办新雅、文化培壅，移居台湾、笔耕不辍，大体反映家乡读书及中学教书时期，打基础，初霸锋芒；北上南下大学教书时期，其史家地位在此确立；港台弘扬传统文化时期，集自己思想之大成三阶段的特色。此书由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再版。
201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邀我再写一本《钱穆评传》（为当代新儒家评传丛书的一种），因我的研究重点不在此，加上主持一个大项目，故尔把以前的相关成果删改撰成此书。不过此书与我以前有关研究又有了些新特色：
第一，对钱先生的定位更加合理。他就学科分类讲是史学家，从信仰来说又是新儒家，他是立足于史学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新儒家，也是从儒家视野审视传统思想文化的史学家。简言之，钱穆是史学出身的当代新儒家。本此，对他的学术思想评价方面更加公允。
第二，对以前著述的标题及内容做了一定的调整，首先纵向勾勒钱先生的生平与行谊，然后再进行横向分析，突显他在各领域中的贡献。包括平民阶级之觉醒的诸子学、史学为经学显真是的经学、个人自我之觉醒的玄学佛学、大我之寻证的理学、以宋学识近世学术的清学，以及求以合之当世的史学、文化只是人生的文化学。
第三，根据《钱宾四先生全集》对原书中的引文进行重新核对，力求更加准确。第四，斟酌改修一些提法的不当之处，改正了一些错别字，等等。此书2019年出版。
另外，上个世纪末曾应钱先生最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杨向奎先生邀请编选《百年学案》中的钱穆部分，又应刘梦溪教授邀请与齐勇兄一起编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的《钱穆卷》等。
开了几次会。1995年5月11日至14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罗义俊、郭齐勇有综述），纪念会筹委会成员有许倬云（召集人）、梁秉中、金耀基、全汉升、刘述先、余英时。除钱先生子女之外，他不同时期的学生等参加，如北大时期的何兹全、柳存仁，西南联大时期的李埏、齐鲁大学时期的严耕望，江南大学时期的刘家和，以及新亚时期的余英时、逯耀东、孙国栋、金中枢、陈启云、杨启樵等。还有来自台湾的再传弟子、大陆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我作为《钱穆评传》著者之一也忝列其中。会议首先围绕着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展开，主要是余英时与刘述先发生争论，因学科出身、师门等不同，无法弥合分歧。会议根据文章分历史、思想、忆思进行，这次会议都是大会发言。我的题目是“钱穆经学思想初探”，依据《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刘向歆父子年谱》、《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等著述，分经学的渊源与发展、经学的精神及方法、平息经学今古文之争三个方面初步探讨钱先生的经学特色及贡献。会议之外有公开讲座，主讲人有何兹全、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休息时间齐勇兄与我把刚出版的《钱穆评传》送给与会学者，并到得钱胡美琦女士、钱先生弟子们的首肯。我又与一些著名学者包括钱先生弟子等进行学术交流，收获颇丰。如何兹全、柳存仁先生讲起钱先生讲课受欢迎，以及刘家和先生送钱先生南下等旧事。这次会议不久我调入历史所，有机会多次向杨向奎先生请教钱先生的一些往事。凡此对钱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2005年10月19日，我参加无锡市政府主办的大陆首次钱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主办方把朱维铮等五位教授列为特邀嘉宾，我也忝列其中。第二天大会，钱逊教授首先宣读钱伟长院士的贺信，接着大会发言。朱维铮教授对钱先生评价不高，不赞同他是国学大师，史学地位也不突出。我在发言中则肯定他是国学大师，也是文化史学家。我的文章阐述了钱穆有关理学研究的以下贡献：认为初期宋学是理学的直接思想渊源，突出了初期宋学的历史地位，把它当成沟通汉唐乃至先秦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桥梁。理学分为宋明与清代二个历史时期，宋明包括北宋、南宋、元代、明初、明代中期、明末六个阶段，清代包括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个阶段，并把这一发展与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分析，揭示了理学流变的特点及其内在逻辑。指出了清代学术思想与宋明学术的渊源关系，理学不仅在清初，就是在汉学盛行的乾嘉时期仍有其影响，只有通晓宋明理学，才能很好地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特征及演变与发展。会议期间我与朱维铮、钱逊、黄兆强、陈勇等教授做了交流。晚上出席无锡市政府举办的宴会，我与其他嘉宾坐在嘉宾席，有领导作陪。
2010年8月起，我与妻子武才娃教授在台湾客座访学三个月。30日，我们应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兆强教授邀请去钱穆故居参加他逝世20周年追思会。会议在素书楼旁边的饭厅举行。追思会房间很小，只能容纳20多人，包括钱胡美琦女士、钱先生弟子后学等参加。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在台北市府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追思会。会议首先由东吴大学校长致辞，然后马先生讲话，对当年有人提案以素书楼为公产而让钱先生搬出去一事深表遗憾和歉意，他还回忆起自己当市长后立即把素书楼归还给钱先生的经过，可惜的是钱先生在搬出素书楼不久就与世长辞了。马先生的讲话颇有感情，态度也很谦卑，中途三次走下讲台向旁边坐在轮椅上的钱胡美琦女士致意。追思会结束后，马先生经过我身边，有人介绍我是《钱穆评传》的作者，他主动与我握手并点头致意。之后我们参观素书楼，在陈列有拙作的展览柜面前照相。又见到钱胡美琦女士，与她握手寒暄，她虽然中风，但仍然记得我并喊出名字，最后我们在素书楼外钱先生塑像前合影留念。
顺便提一下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0-2010），我应邀多次去台湾开会、客座，与钱先生的再传及后学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包括余英时先生门下的黄进兴、王汎森研究员，以及何佑森先生门下的夏长朴、戴景贤、詹海云、张寿安、郑吉雄等教授，与他们交谈获益良多。另外，在北京的一些会议上经常见到钱逊教授。一次他问我你也不研究钱先生了，我马上对他说，我研究明清思想一直读钱先生的书，吸取其精华，这也是一种研究。如果说我在明清思想领域有所成绩，很大程度上受他著作的影响。
*作者汪学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二级研究员。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