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拜登上台，对中美关系有何利弊？|风向

编者按：

北京时间11月8日凌晨，据美媒正式计票显示，拜登赢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当选46任美国总统。拜登当选，从中国观点看，何利何弊？就美国对华行为而言，特朗普与拜登将有什么区别？中国应该如何进行战略选择？带着这些问题，凤凰网《风向》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

核心提要：

1. 从中国观点看，拜登当选总统可望给美国对华政策和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料性，更注意美中之间的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逆转两国外交“脱钩”，同时立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但可能在重大问题上与特朗普当局不会有重大区别，同时将主导或促成与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

2. 就美国对华行为而言，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将会就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谈判，中美之间将有更多沟通，美国对华军备竞争很可能得到缓解，逐步恢复原则上或者辞语上的中美合作。

3.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会有中国的影响，甚或由中国塑造。中国应当采取主动，停止中美对抗或竞斗的状况；应当坚决足够和较持久的设施，战略军事收缩，在一段时间内，坚决不整美英以外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

4. 到明年1月20号，中美关系依旧是紧张的，但比之前略微缓解。美国如果出现骚乱，全国性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一些县、一些州，个别的州出现骚乱，美国大概不会颠覆，大选也不会使得美国全国大乱。

拜登当选从中国观点看何利何弊

我首先谈一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从中国观点看何利何弊。当然首先谈所谓利，从中国观点看，或者说从一个比较环节看，跟现在相比，比较稳定。从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下面几项裨益。

首先，根本目标问题。 我估计会有一种很可能不同于特朗普政府从2020年6月以来反复宣告的美国对华根本目标，就是被反复宣告为颠覆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的根本目标。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这个根本目标就很不同，虽然民主党方面没有明确地宣布，但是从各种迹象表明，这一目标迫使中国退回中国共产党执政但是较宽松的中央集权体制。

第二，这是中国学者一般来说都估计的，同特朗普相比，拜登-哈里斯远不那么狂野，远不那么粗俗，远不那么行为易变。因而就此而言，可望给美国对华政策和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料性，至少也带来相应的稳定性。

第三条，显然拜登和民主党更担忧与中国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第四，与特朗普相比，更注意美中之间的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或者说要逆转两个国家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的外交“脱钩”。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几个月来，中美较高层级的外交沟通和对话只有一次，主要就是与美国的一场毫无成果的夏威夷会谈。

还有我预料拜登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就像他在竞选期间几次申明的，他反对对华关税战，贸易战里面的关税战他是反对的。因为这个对华关税战实际上过大的损害了美国商界和美国的消费者。

还有全世界都认识到，与中国相似，拜登行政当局在原则上，请注意，主要仅是在原则上，立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当然，在实践中，也与中国相似，远不如欧洲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方面意欲和致力的。

但是同样重要的，就是从中国观点看，或者说也从比较缓解、比较稳定的中美关系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如下弊端。

第一条非常明显，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南海问题、西藏问题、中国宗教状况和中国人权状况等重大问题上，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的一系列证据表明，不会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相比有重大区别，甚至在其中某些问题上，特别是西藏问题、中国宗教状况和人权状况等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我相信拜登如果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华高技术脱钩，加上针对中国被指控的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所谓“执法行动”，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

还有全世界谈论很多的，在相当大程度上，拜登总统要修补美国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修补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从而主导或促成与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为什么我用促成这个词呢，就是在目前海洋性发达国家，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一定程度上还有新西兰，再加上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法国以及较小程度的德国，还有发展中重要国家印度等，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愤懑、不满、谴责都非常严重，所以由于在这些国家后面已经有反华动作，所以并不需要美国一定大力施加压力，而是美国的动能加上这些国家的动能，所以我说促成。

最后还有两点，是国内外评论家很少注意到，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拜登-哈里斯属于民主党中派，民主党现在没有右派了，民主党左派激进派最有名的就是麻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缅因参议员桑德斯。拜登依靠民主党激进派或者民主党左派的必不可少的支持去竞选，去最起码程度上顺利的执政，所以拜登-哈里斯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绥靖”，或者说迁就民主党激进派关于中国的要求。

民主党激进派关于中国的要求，在根本目标方面，在美中外交沟通对话方面，以及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全球多边主义等方面，他们与共和党民粹派，也就是以特朗普为首的那一派是类似的，同样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同样非常贬低美中外交沟通对话，以及同样的——即使不用“美国第一”这个词——要减抑，要阻止美国受全球多边主义、全球机构、全球治理、世界其它国家盘剥。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现在特朗普留下一个非常严重的分裂的美国，如果民主党政府要在较显著的程度上所谓治愈这么一个美国，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治愈的话，民主党政府将根本丧失政治自信心和道德自信心。如果要这样的话，就不能不在颇大程度上绥靖、迁就白人草根，或者说绥靖、迁就特朗普的选民基础。

所以这两点决定，还有其它各点都决定，拜登如果当选总统，远不是奥巴马时候的拜登副总统。美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变化。所以再也回不到特朗普上台之前，奥巴马行政当局的对外政策总体和对华政策总体。

最后，拜登作为美国总统，即使假定他目前有些对华制裁不赞成，但是他也不能改，要改的话，必须要通过国会。所以即使假定他对某些对华制裁不满，他能改变的只是行政协定，只是行政命令，他有法律责任要继续贯彻数量已经相当众多，还会更多的对华法律制裁，那是已经由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缔造的，所以这至少是一个很大的牵累。

这就是拜登如果当选美国总统，从中国观点看，或者说从一个较为稳定、较为缓解的中美关系观点看，它何利何弊。

就美国对华行为而言，

特朗普与拜登行政当局将有的区别

就美国对华行为而言，我谈一下我的估计。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那么我预料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迟早会就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谈判，即使不用这个名称，注意，迟早重新谈判中美贸易协议。方向是两个，第一，减少施加于中国的、过分巨大的美国对华出口量，使美国对华出口量多少符合中国的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履约能力。第二，会实质性地减少对中国对美出口施加的高关税征收的出口量和税率。比如说有可能2500亿美元征收高税的量减为比如1500亿美元，税率从25%减为15%或者20%，对中国1220亿美元征收7.5%的税量，可以减少到比如1000亿美元，或者850亿美元，税率7.5%减少到比如说5.5%、5%等等。

第二，拜登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很可能会发动第二阶段的中美贸易谈判， 即使不用这个名称。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主要目的是所谓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这个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是特朗普政府4月往后反复表示意欲放弃的。

第三，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就会从事中美之间，或者迟早从事中美之间较高级别和较早的外交对话甚或谈判， 目的在于部分地缓解中美之间目前的高度紧张。而且总的来说，还有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显著降低。因为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方面，对华态势将较少黩武性，无论是民主党激进派还是民主党中派，特别是民主党激进派，不赞成美国对外政策像特朗普那样非常好战，非常黩武，非常依靠军事力量。而且对于美国过高的军事预算，至少民主党激进派将会有很大的质疑。而且中美军事冲突可能性显著降低，也因为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中美之间将有更多沟通，目的在于危机防止和危机管控。

当然最后，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全世界都这么说，很可能迟早逐步恢复原则上或者辞语上的中美合作，原则上（in principal），辞语上（rhetoric）。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在民用网络安全问题上，在反恐问题和抗击新冠大流疫等问题上，当然要作为保留，我认为在具体的实践中，具体的结果将颇为有限。

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

下面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或者干脆说中国应当怎么做。我认为应当肯定，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会有中国的影响，甚或由中国塑造。特别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因此我认为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其适当的调整至关重要。

首先应该肯定，对冲性反制有的时候完全必要。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两项对冲性反制，都是必要的。第一项就是勒令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另一项，甚至更为重要，就是从青海发射两枚东风21D，两枚更厉害的中远程东风26D，发射到海南岛到西沙群岛之间的海域，这是在美国两航母打击群七月两次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用美国的先进武力所谓震慑中国之后，完全必要的。

但是呢，同时我认为必须明白，缺乏对冲性反制能力，就不要时常从事对冲性反制。因为我们的反制能力跟美国对中国施压、威胁和制裁能力相比，攻击性要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时常从事对冲性反制。事实上这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也没有时常从事对冲性反制，如果经常从事对冲性反制，会有几项弊端：

第一，会加剧反制工具，竭尽耗竭的风险。第二，会消解应有的战略和政策灵活性以及回旋余地。第三，会减抑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和理解。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可能恰合美国超级鹰派势力的凶恶心意，以至更受其制。

目前中美之间彼此武力威慑升级，军事反应升级，与此相伴，中美两国各自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度出发，强烈谴责对方。只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其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因此就全无可能显著缓解中美对抗或竞斗，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甚至即使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和竞斗也全无可能，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更谈不上逆转当前局势更为恶化的趋势。

我认为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比如中国采取主动，因为美国方面不会采取主动。 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美国新一届政府在登台后，迟早，半年以后，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与中国从事这样的对话谈判，必须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讲求实际；第二个特征足够聚焦；第三个特征，有具体的重要提议。 中美之间，谁都不愿意中美打大仗，但是谁都不愿意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妥协，以致达成互相妥协，适当的互相妥协，所以这样一来，这个难题根本解决不了。中美之间没有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者谈判，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新的战略稳定，就会打大仗。如果要不打大仗，迟早要回到具有这样特征的对话或者谈判上来，达成相应的协议。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从更大的范围，根本的至少是必须做到两条。第一，坚决足够和较持久的设施，战略军事收缩。即使中美关系现在还不错，为了中国自己节省资源，为了适应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和中国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也需要实行适当的战略军事收缩，何况现在为了阻止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更需要实施适当的战略军事收缩。而且要具体，在南海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和中美军备竞争问题上，以此作为较经久的摆在桌面上，说是美国未来新政府迟早相应的收缩基本谈判条件。

这不是中国单方面，而是中国先做这些事情，作为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中国的战略前沿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始终是在西太平洋西部，中国海岸到接近第一岛链。美国的战略前沿也是至少在第一和第二岛链，我们看到这两个战略前沿越来越在竞斗、对话和对立的状况下彼此接近，不能说绝无可能互相猛力碰撞。所以要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危险，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中美之间过去的战略稳定，一去不复返，但没有战略稳定，就要打大仗，所以要谋求新的战略稳定。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以此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

第二，必须要做的，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总的来说，坚决不整美英以外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 对他们的反华、斥华行为还是有选择的脱钩，一般需要坚毅地忍耐。总的来说，就是允许有例外，一般也是允许有例外。

我不太同意目前有些人一种观点，援引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第二次金门马祖台湾海峡危机的时候说，有指示说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在当时完全正确，但其结果某种意义上只是战术性的，它没有改变当时台湾蒋介石集团跟美国结成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蒋介石对美国承诺的怀疑，所以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我要引一个历史，就是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第一次战役是志愿军打败、重创南朝鲜军，这个有用，但这有决定意义吗？没有，就必须有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重创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这才有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占取的巨大的战略主动、巨大的战略利益，和中国的相应的成为东亚强国的尊严，所以要攻坚定。

一段时间内总的来说坚决不整美英以外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对他们的反华斥华行为一般要坚毅忍耐，为了什么目的？以虑战略集中，美国跟中国对抗进度这么厉害了，一定要战略集中，要减少一二线对手，一线只能有一个对手，二线对手也是越少越好，三线就不是对手，必须这样做来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要经过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要足够，半吊子水是没有用的，要及时，任何大事情都有是一个时间条件的允许，过了这个时间条件黄花菜就凉了，所以要足够和及时，要经过彼此妥协，不是中国方面妥协，而是要双方妥协和具体安排，笼统的安排都是含糊的、都是宽泛的，是没有用的。通过这些要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的合作互利关系、与东盟的合作互利关系，以及与韩国的合作互利关系，这就是根据我个人的想法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也就是中国应该走的路。

问题与评论

凤凰网《风向》：好的，谢谢时教授，我跟进几个问题，我们先从最近你刚才讲的中国的一个应对战略来讲，第一方面您提的是中国要在南海方面、台海方面进行必要的战略军事收缩，这块能不能举一两个具体的案例，因为我们知道在南海和台海是往往被定义成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的操作空间有多大，您能不能再具体讲一讲？

时殷弘： 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加以澄清，南海，特别是台湾问题，确实包含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尊严，但是要仔细的分辨，就是在这些问题里面具体的分支问题，哪些还不是中国的真正底线，哪些是真正的底线，要分辨。

中美之间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谈成，香港问题大概谈不成，新疆问题大概谈不成，是吧？高技术脱钩也谈不成，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如果双方本着比较切实的讲究实际足够聚焦，有具体提议的方针，而且在现在现实情况下，可以由中国采取主动，来提这些具体的提议，作为谈判或者至少可能进行谈判的起点，那么这样一来，尽管中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甚至连缓解都谈不上，但仍然可以同时在另外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最重大的防止中美军事冲突问题上，也许能达成切实的协议，那么这样一来就会反作用于全局，使中美关系能够不再进一步非常严重的恶化，能够使得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能够得到相应的缓解和优化，能够使得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能够得到相应的摆脱，多摆脱一些困难，增加一些有利条件，使全世界的形势由于中美关系的局部缓解，也相对变得比较缓解、缓和，这首先对中国自己是有好处，对全世界当然也有好处。

凤凰网《风向》栏目：您刚才提到我们一段时间内不整英美之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的大国，您指的是说英美是指的具体的英美，还是说包括英美加澳新在内的五眼联盟，就是说比方说美国会操纵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

时殷弘： 美国没有问题，美国现在对华它又这么恶劣，美国是一线对手。第二，英国，特别是鲍里斯·约翰逊从里出来以后，大大加剧了英国对华高技术脱钩，而且在香港问题上，英国到目前表现非常恶劣，甚至多次扬言英国可能是这300万持有所谓英国海外护照的人，从香港到英国，而且可以长期居留，在这个过程中还能申请英国的公民身份，这是要掏空香港。同时英国，也是鲍里斯·约翰逊从医院里出来以后，英国在鼓动说服其他发达国家方面，几乎跟美国一样。所以我说美英。

除此之外，美国的盟国，第一是海洋性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第二，美国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在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等。美国在发展中大国中间也增多了他们所谓重要的战略或者准战略伙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度，特别是6月15号，中印在克什米尔中印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之后。巴西现在对华态度也出现了比过去的新冠大流疫之后更多的复杂性，南非也是等等。所以为了战略集中，只能有一个一线对手，也为了更多地缓解中国目前这几个月突然碰到的，特别从发达国家的关系当中，和一些发展中大国关系当中新增加的重要困难，所以我主张，坚决不整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为了战略集中，为了减少一二线对手。

凤凰网《风向》：时老师，再追问您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说您提到了拜登将修补美国的同盟关系，主导和促成反华的统一战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特朗普政府之后，美国是否还有意愿和资源重新完成这个过程？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在民主党的左派其实也是一个民粹方面的孤立倾向。

时殷弘： 我刚才已经提到，拜登总统远不是过去的奥巴马时期的拜登副总统，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同盟关系永远回不去，因为大环境逆全球化，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必须迁就民主党激进派，甚至要迁就白人草根，所以只是跟现在特朗普相比。我相信如果拜登当总统，经过一段时间跟现在特朗普行政当局相比，美国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会有显著的改善，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同盟关系会有显著改善。但如果跟奥巴马时期美国跟盟国关系相比，那是远够不上，而且不可能够得上，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

凤凰网《风向》：所以美国大的收缩趋势仍然是在继续进行的，对吧？

时殷弘： 美国收缩趋势，从全局来说收缩，但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局部并不是如此，收缩当中有不收缩，全局收缩，从伊拉克撤兵，从欧洲大陆撤兵，从德国撤兵，从阿富汗撤兵，但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会更多投放在针对中国以及一小部分，针对朝鲜的西太平洋，美国的战略武器全系列的更新会继续下去，特别在特朗普继续当政的情况下。如果拜登当政，某些很大部分战略武力是全球Army and Forces技术更新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可能其中某一些，目前特朗普是全系列的，也许拜登是挑其中的一些重点，一定会继续下去。所以总的态势是收缩，收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加实现战略集中，把特别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军力，不管是常规军力还是核军力都予以增强，这也是收缩的一部分重要目的。

凤凰网《风向》：最后一个小问题，很多专家预测，如果特朗普最终不承认选举结果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骚乱或者这样的情况。这样情况下他会不会在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上表现出有一些比较出格的举动？

时殷弘： 我觉得到明年1月20号，新总统不管当选连任的特朗普，还是当选总统拜登进入白宫之前，中美关系肯定是紧张的。但是这个紧张仍然有可能比，比如说8月份以前、10月份以前，有略微缓解。

原因就在于美国国内的问题太大，中国问题远不是这次竞选的中心问题，远不是。所以在中国问题上制造紧张局势，应该说远不能达到国内取得政治胜利的目的。同时白宫多人患新冠肺炎，又要从事竞选，又要从事竞选以后可能有的反弹，所以没有这么多的精力，而拜登政府没有这样的意愿。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虽然仍然要提防关于针对中国的1月以前的，一月surprise，十二月surprise，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比10月份以前，我认为可能显著的要小。

同时美国如果出现骚乱，我认为nationwide 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一些县、一些州，个别的州出现骚乱，比较严重的骚乱，美国这些大概不会颠覆，不会使得美国全国大乱。第三，我们也不能完全假定，假如最后到今天下午大概可以出来了，如果普选票和选举人团的票特朗普都少得多，那么他可能接受选举结果。接受选举结果以后，他就成为看守政府，他在今后到1月20号之前针对中国闹大事的动机、动因和劲头就会小很多。

所以各种可能都要估计到，但我认为，一般来说，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的局势，现在跟10月底以前相比，现在有明显缓解。这个就是说我们估计形势有两条，第一，一定要有底线思维，所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何情况发生都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估计形势仍然要实事求是，你有底线思维，并不取代，也不能取代你对具体的这个礼拜的形势、这个月的形势、这三个月的形势、半年的形势、一年形势、两年形势你可能做到最实事求是、最详细、最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相应的判断。

凤凰网《风向》： 谢谢时教授。

专家简介：

时殷弘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战略理论、当今国际政治、中美两国对外政策和战略、东亚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学术兼职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理事等。2011年2月17日被聘请为国务院参事。

1988年6月在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1993-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1998）、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1998-2001）。1996至2002年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查帕尔希尔分校、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从事累计两年半的独立研究，并曾作为访问教授多次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和在美国丹佛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讲授研究生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