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政令信息的传递主要通过诏敕和奏章等公文的流转来实现，在君主制度下，天下庶务都决策于权力中枢，所以批阅公文是古代皇帝每天的重要工作。公文一般都行文肃正严谨，但清朝的奏折与之前诸朝公文的风格似乎不太一样，其中一些奏折的内容今天看来有点奇葩，比如直隶总督很喜欢通报天气情况：
再比如杭州织造孙文成特别喜欢向皇帝请安，下面是他给雍正写的刷屏式请安奏折。
可能是因为孙文成的请安奏折太多，皇帝都被搞糊涂了，看见他的折子就当作请安折处理：
地方大吏为什么把今天哪儿下雨这种小事一而再、再而三地报告皇上，还每天都追着皇上问安，皇帝不仅不动怒还每一次都正正式式地回复他们？其实，这些反复报告无关紧要内容的奏折，是清代奏折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清朝帝王刻意追求的效果，皇帝并不会怪罪这些官员增加他的工作量，反而乐在其中。
明朝及清初，官员向皇帝奏事，公事（钱粮、刑名、兵丁、地方民务）用“题本”，私事（乞恩、认罪、缴敕、谢恩、陈情建言、申诉等事）用“奏本”。不管是题本还是奏本，送达皇帝之前都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先由各省驻京提塘官送到通政使司；通政使司整理好送内阁；内阁草拟批复意见，即票拟；票拟完毕送批本处登记，然后才由奏事太监进呈御览。这套程序走下来，内容早已为外界知晓，且往来周转，既费时又易泄密，皇帝的决策常因此陷入被动。
于是出现了奏折这种新的文书形式。奏折最初是高级别满族官员写给皇帝的普通书信，主要用作请安致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加强皇帝本人的统治权威，康熙赋予了奏折机密文书的性质，将其变为“密折”，让一些地方大员及皇帝亲信用折子秘密向皇帝奏事。
在回复大臣的奏折中，康熙曾多次强调保密的重要性。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在回复李煦的奏折时强调：“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康熙四十三年七月，在给曹寅的奏折中批复：“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康熙五十年正月八日，在给福建将军祖良璧的奏折中写道：“凡有奏折当甚密才好，不可令人写。”通过康熙的改革，奏折具有了密、速、详的特点。
奏折直接由兵部捷报处送达宫门，进呈御前。皇帝亲自批阅后，既可发给有关部门照章办理，也可通过驿传系统寄给奏报的官员本人。如此以来，写折官员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一种单线联系，皇帝通过密折对不同等级、不同部门的官吏进行复杂而秘密地监督管理，一人把握各方信息。
奏折内容不限大小事，地方是否有灾荒、庄稼长势如何、市井间物价升跌等，都可以报告。比如，康熙认为要百姓安居乐业，稳定的庄稼收成至关重要。如果某地灾荒不断，则发生民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于是建立了晴雨折制度，让地方官员向皇帝汇报天气、雨水、收成等情况。这类奏折大多繁杂枯燥，但康熙帝对此兴趣十足，要求同一省份的不同官员同时上奏晴雨折，以获得更为真实可靠的情报。直隶总督之所以不停地上报顺天府下雨了，河间府下雨了，保定府下雨了，就是因为他身负事无巨细向皇帝报告的责任。报告打得勤快些，皇帝不会怪罪；如果不报告，那就是渎职。
曹寅的奏折与康熙帝的批复
康熙时期至雍正初年，奏折没有固定的书写规则与程式，也未列入国家的正式官方文书之内。不论官职大小，即使是末级官员，甚至寺庙的主持，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都可以上折奏事和谢恩。
奏折制度的成熟是在雍正朝，雍正帝设置了很多规范化的管理制度，让奏折开始向正式官方文书发展。
使用人员范围扩大
雍正奏折批复
奏折原来只在皇帝的少数亲信中适用，雍正大幅扩充了使用奏折密报的人员范围。文官京堂以上，武官都统以上，地方官员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总兵以上，都可以具折奏事。这为雍正帝形成了一张遍及全国的信息网，建起了无数条直通皇帝的决策渠道。奏折的数量也因此激增，雍正皇帝也特别勤政，他自称，“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
由于奏折具有私信的性质，雍正的批复有时候会表现出强烈的私人色彩，关怀爱将热情亲切，如批复年羹尧奏折：“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批复田文镜奏折：“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怼起下属来也干脆直接：“此事与你何干？”
内容变化
奏折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仅是皇帝亲信的告密，而更多是中央与地方信息上传下达的一种文书档案，其内容涉及吏治、民生、军事、气候、灾害报告、人事举荐弹劾等各个方面，甚至无事可奏也要上报，例如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便有“苞在修书处，无事可奏”的密折。
规范程式
雍正以后奏折形成固定格式。比如，折件为纸质折叠形式，一般长23厘米，宽10厘米。雍正崇尚节俭，规定奏折封面用黄绫或黄纸，折耳用黄纸，内容页则统一为素纸即可。此后奏折“黄面素内”的用纸模式就被固定了下来。折面正中书一“奏”字，内页每幅6行，每行20字，平写18字；书写可以用满文或汉文，不可将一句话分列两页；必须亲笔写，如果实在无法书写，则进京面奏。
奏折的传递与处理
总督、巡抚级别的奏折，必须安排亲信送达京师，途中不得有兵勇保护，以免过于张扬而引起注意。对于封疆大吏的紧急奏折，可以通过驿道快速送达。对于地方官员特别紧急的奏折，可以直送至乾清门奏事官，再由御定转折大臣交与皇帝。雍正还为奏折配套设计了廷寄，廷寄是皇帝写给臣下的私人书信。通过奏折—廷寄的操作，皇帝绕过了题本的正式程序直接将命令下发官员，令其照办。要知道，在三省六部制度下，如果皇帝绕过正式程序以私密信件的方式下发命令，受命官员是有权驳回的。
保密制度
雍正对奏折保密制度的完善进行了周密部署，以防传递过程中的泄密或者篡改调换。如，一定品级官员的子弟不可担任奏折流转过程中的差遣人员；设置军机处作为奏折上传下达的中枢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其方圆百步之内，更不得进行窥视；对于地方小吏，雍正特别设立了奏折转接大臣，转接大臣是一一对应的，不得由其他任何人员代理；用来放奏折的折匣由内务府统一定制，折匣外有铜锁，共两把钥匙，官员一把，内廷一把，铜锁处以盖有御押的黄纸封口。奏折如果没有放进折匣或折匣破损，内廷一律不予接收，折匣坏了可以申请更换，但不能自己维修，更不能自行仿造。
朱批奏折缴回制度
经过皇帝批示的奏折被称为朱批奏折，雍正独创了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即上奏官员收到并查看皇帝的批复之后，必须将批复与原奏折一起交还，不准留底。如在得到批复之后还需要走正式公文程序的，也不能在公文中引用皇帝批复的原话。
清代历代皇帝批复手迹
在一系列复杂精巧的制度安排下，皇帝掌握了超越官僚系统、超越既定程序、事无大小咸决于上的权力。除非皇帝自己放手，皇权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乾隆年间奏本停止使用，使奏折与题本并重。但实际上许多机密要务都是用奏折先行上达，题本成了例行公事，因此到光绪年间彻底取消了题本而专用奏折。
奏折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概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由于制度严格，得以保存下来的奏折有百万余件，成为研究清史的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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