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正史所不屑的“吃穿住行”，在生活史和社会史中为何如此重要？

01

粮票、布票与一定范围内的市场

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的文章，提出在历史研究中日常生活的状况、细节其实最重要，可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被重视、不被记忆。很快，下一代人对上一代的“宏大叙事”耳熟能详，甚至了如指掌，但对上一代人每天的吃穿住行，却了解无多，非常隔膜。

恕我略岔一句，几年前几位朋友聚会，都是学术圈人，吃饭时无意说到那个年代粮票的紧缺、重要。一位比我们年轻，但也有为有名的学者听说买粮食要粮票还要钱时非常惊讶地说：要粮票还要钱，我一直以为那时候是凭粮票领粮，不收钱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他这一说，我也十分惊讶。查了一下，他是1969年生人，并不是很年轻了。

我相信这固然只是特例，但还是说明对生活记忆中断的严重。也难怪，这些日常“琐碎”，向为正史所不屑，史籍所载不多，但一些个人回忆、散文，却是此中“富矿”。对生活史关注多年，发现女性的文章对生活的回忆更加细致，甚至针头线脑也不避琐屑，一一道来。从社会史、生活史的角度看，却是重要非常。

这细琐细碎细致能细到什么程度？金雁50年代中期生人，1960年六七岁的光景，正赶上饥荒年代。她家在机关食堂吃饭，小小年纪，竟然数“瓜菜代”饭碗里的面条有几根，最多时是十一根，最少的时候只有四根。她父亲是西北局党校的干部，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两个数字，还写下了“金雁是个有心人”。不知是天生有心还是受父影响，她早早就开始写日记。如此早慧有心，又有自己的日记和父亲的日记“垫底儿”，她的回忆录《雁过留声》，自然格外真实、格外具有历史记忆的意义。

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物品都实行计划，食品更是严控。在食品短缺、饥饿中，对小金雁最有吸引力的，是西安小寨商店中后来出现的不凭票供应的“高价食品”。她父亲的日记，记下了当时议价点心的价格：江米条七元一斤，水果糖八元一斤，糕点九元一斤，当时城里人的人均月收入不到十元，价格确实高得惊人。

读到这里，不禁会心一笑，想起那时流行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下一泡高级屎。”“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厕所没有高级灯，一下掉进茅屎坑。”民谣民谣，各种“谣”不尽相同，但大致如此。民谣固然尖酸刻薄，但这种“议价”是当时“三自一包”经济总政策的一部分。正是这种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市场的存在，使国家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虽然饥饿，其实城里比农村好得太多。还是1960年，她随到农村搞整社整风运动的母亲来到临潼县零口公社，农村的贫困、饥荒程度远超她想象。当时农村还是吃食堂，她们也与农民一样在食堂打饭吃，一人一碗玉米糊糊，桌子上放着一碟盐，拿筷子蘸一点往碗里搅一搅，就是一顿饭了。但后来她知道，在大饥荒的几年中陕西是情况非常好的。

一些年后她们家下放甘肃，“得知那里当年就惨了，而且有大量妇女逃到陕西与人同居求活。饥荒后其中不少人又跑回来，遗留下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于‘走过陕西的’妇女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第41页）半个世纪过去，“走过陕西的”健在者，最年轻的也已八十开外了，她们的经历、家庭、际遇和心理状况可能就此湮灭。“走过陕西的”，最多成为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

1971年，她也来到甘肃陇西县插队。“知青”的第一年还有“供应粮”，从第二年起，就与当地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了。吃的紧缺，穿也紧缺。成人每人每年一丈二布票，从被面里裤到背心汗衫，全都要布票。金雁在镇上供销社发现一种水红色府绸布格外耐看，每尺四角六分五，比平纹布贵了七分钱。她一年的现金分红是十一元七角，买布做衬衣，要差不多四元钱，实在太贵。虽然有家里资助，她还是不舍得买。

但姑娘总是爱美，犹豫了二三十天，到镇上看了几次，营业员对她说，只有最后六尺二寸，正好可以做一件衬衫，只收你六尺的钱，但布票不能少。最后，她还是咬牙买下，做成衬衣，都夸好看。端午节，一行好几个女伴去镇上，有人提议去照五角钱一张的小照。这件水红衬衫成为大家的摩登时装，几个人来回换着穿。不料一个胖姑娘猛一使劲，背部撕开一个大口子，吓得这位胖姑娘照相时都笑不出来。金雁只好安慰她说没关系，但实在心痛。换裤换衣这些小事就足以说明：“‘布票’是仅次于‘粮荒’的短缺现象。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办法。”（第115页）

金雁，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著有《从“东欧”到“新欧洲”》《火凤凰与猫头鹰》等。图为1970年代，金雁任职供销社时的留影。

02

供销社内外

“知青”陆续返城，金雁在1972年招工回城，在离县城十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是国家商业伸向农村的神经末梢和“微细血管”。原本是50年代初农村推行“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这三大合作的产物。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供销社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任何“合作”的成分。老百姓私人之间的物品流通和交易虽然没有完全禁止，但大大受限。她在的镇，传统三六九开集，近于三天一集，但后来改为十天一集。若逢“运动”，管控更严，个人交换物品或出售物品都有可能是“投机倒把”罪，让“纠察队”看到不但没收全部物品，还要抓去“办学习班”或者“劳改”。

农民除了生产队的“分红”能得一点点人民币外，货币收入主要靠活猪、鸡蛋等，但这些物品只能卖给供销社，从供销社得到货币再从供销社买回自己需要的物品。这样，农民的卖和买，只有供销社一家，卖与买的定价，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国家规定。农产品低价卖给供销社，再从供销社高价买回自己需要的物品，形成“剪刀差”，为城市发展积累资金。“反正其他渠道都堵死了，就是明知道贱卖贵买也没办法。”（第134页）

由于聪明能干，金雁很快就从鞋帽组“荣升”到最重要的布匹组。布匹组最重要，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计算到“厘”，白棉布每尺0.285元，斜纹布0.425元，卡其布0.465元，还要收布票，有的布匹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有的则没有，不同的布缩水率又不同，一米布拉直与平铺之间，大约有1－1.5寸的差距。在布票极度紧缺，人们不得不“寸寸必较”的情况下，卖布确是个大学问。

因为缩水率不同，“拉直”与“平铺”不同，经常有顾客找上门来理论，认为没给够尺寸。她不得不反复向这些顾客陈述缘由，说话快、分贝高，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她。“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第124页）现在金雁开会发言时的伶牙俐齿反应机敏令人印象深刻，原来是几十年前在供销社常跟人吵架练就。

供销社自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其中之一是食堂的肉、蛋都可以用收购价享用，伙食自然相当不错，实际上等于截留、多吃多占了农民低价卖给国家的物品。每天早上，都有荷包蛋，一般的七分钱一个，如用收购的破损鸡蛋，则五分钱一个。每天早上一个荷包蛋，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豪华早餐”了。

《雁过留声》中金雁所绘插图，表现自己当年的劳动场景。

物资紧俏，当时走后门成风，营业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白色回力鞋，当时叫“大回力”，是那时城市的男青年最时髦最酷的标配，极难买到。有一次，供销社居然进了一箱、整整四十双上海产回力鞋。结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把这四十双鞋全部走后门卖给了自己哥哥和他的同事。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逐渐获得生产与支配自己产品的自主权，供销社的垄断地位渐渐消失，自然衰落。但现在，在新的情势下，供销社又东山再起，辽宁省计划在2022年实现供销社基层社乡镇全覆盖，广东省供销社组建的省供销集团揭牌成立，打造覆盖县镇村三级网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垄断特权的供销社如何运营，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

家庭出身、家庭成分也是在那个年代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都要面临的问题。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是以1949年以前爷爷的成分为准，当然，不少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早早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干部，他们的子女的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就不以祖父为准，而以父母为准，可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简称“革干”或“革军”。

金雁的爷爷是地主，但她父亲在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奔赴延安。她的家庭成分自然是红五类的“革干”。不过，她很小就被剥夺了填“革干”的资格，只能按爷爷的成分填“地主”。她父亲是中共西北局党校的理论教员，教国际共运史，后因为“东欧”问题，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受到“双开”并下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惩罚。改革开放后，金雁考上研究生，现在成为大名鼎鼎的“东欧”问题专家，莫不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