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两会重磅发声：房地产是最大“灰犀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摘 要—
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来源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近期出版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分别收录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和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的署名文章。
三篇文章分别聚焦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来看要点：
易纲：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
破除贷款利率隐形下限，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小微、民营企业，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
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在这篇题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文章中，易纲阐释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
其中，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易纲指出，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充分就业。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抓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对于实现币值稳定目标，文章认为，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行为进行调控，前提是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为此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 同时要防止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影响人民币信用。
易纲还介绍了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大举措：一是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二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四是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五是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
对于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易纲表示，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他强调，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易纲指出，“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处置风险模式，但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
除了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完善审慎监管基本制度以及指导行为监管等事前防范措施，易纲还在文章中提出，事中处置要压实股东、各类债权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责任；事后问责要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形成过程中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责任进行严肃追究和惩戒，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古今中外，总有人盼望能以更低风险获取更高收益，但规律不可能打破。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
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积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清除，疫情冲击下新老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如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进一步抬升。
现代科技已经并将继续对金融业态带来巨大改变。科技变革有利于发展普惠金融、提升服务效率，但也使金融风险的形态、路径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数字货币、网络安全、信息保护已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我国移动支付、线上借贷和互联网保险等走在世界前列，意味着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没有成熟经验可资借鉴。
2020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郭树清在文章中表示，三年攻坚战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的金融安全形势仍然十分复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监管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郭树清指出，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积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清除，疫情冲击下新老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如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进一步抬升。
郭树清还提到，要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他认为，金融业务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金，那就迟早会陷入困境。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就是对银行信贷确定基本的资本金约束，杠杆率必须处于安全范围。他表示，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既能提高市场效率，也会酿成重大风险。监管必须趋利避害，把握好“度”。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一些网贷平台打着“创新”旗号违规经营，形成巨大金融和社会风险。
就“十四五”期间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郭树清提出以下具体措施：
一是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郭树清表示，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我国金融事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地方金融事权比较有限，这就更凸显党中央对于金融监管工作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地方党委政府在金融监管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地方法人，地方党委和政府负责对这些机构党的领导建设，承担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和风险处置属地责任。
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即金融监管要坚持主动作为，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以此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
三是建立有效的监管决策协调和沟通机制。具体而言，进一步强化金融委的决策议事、统筹协调和监督问责职能。对地方金融发展改革与风险防控，（要）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全国“一盘棋”。
四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根据不同领域、机构和市场特点，制定差异化、针对性制度，强化监管标准，提升监管精准度。要以法律为准绳，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将监管工作纳入法治轨道。”郭树清表示。
五是健全宏观审慎、微观审慎、行为监管三支柱。郭树清指出，金融监管作为整体，应当始终具备宏观审慎视野，以微观审慎为基础，以行为监管为支撑，实现三者既独立又协同的有机统一。
此外，郭树清还提出构建权威高效的风险处置制度安排、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对监管的支持保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重塑、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干部队伍等措施。
易会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破解体制机制性障碍。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六大重点任务：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拓宽直接融资入口。健全中国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直接融资包容性。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夯实直接融资发展基石。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丰富直接融资工具。加快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突出创新资本战略作用。大力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加快构建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
易会满在文章中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易会满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但与此同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也还面临一些客观问题，包括：
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量规模大，发展惯性和服务黏性强；市场对刚性兑付仍有较强预期；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明显、发展不充分，制度包容性有待增强；中介机构资本实力弱、专业服务能力不足；投资者结构还需优化，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文化有待进一步培育；市场诚信约束不足，有的方面管制仍然较多，跨领域制度协同还需加强。
易会满指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破解这些体制机制性障碍。
易会满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六大重点任务：
任务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拓宽直接融资入口。
坚持尊重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及时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同时，全面带动发行、上市、交易持续监管等基础制度改革，督促各方归位尽责，使市场定价机制更加有效，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任务二：健全中国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直接融资包容性。
科学把握各层次资本市场定位，完善差异化的制度安排，畅通转板机制，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市场体系。切实办好科创板，持续推进关键制度创新；突出创业板特色，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推进主板（中小板）改革；深化新三板改革，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能力；稳步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规范发展场外市场；积极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任务三：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夯实直接融资发展基石。
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机制安排，支持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优做强；进一步健全退市制度，畅通多元退出渠道，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强化优胜劣汰；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的示范作用，引领更多企业利用直接融资实现高质量发展。
任务四：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丰富直接融资工具。
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支持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力度，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尽快形成示范效应；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覆盖面，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任务五：加快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突出创新资本战略作用。
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拓宽资金来源，畅通募、投、管、退等各环节，鼓励私募股权基金投小、投早、投科技；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引导其不断提升专业化运作水平和合规经营意识；加快构建部际联动、央地协作的私募风险处置机制，切实解决“伪私募、类私募、乱私募”突出问题，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任务六：大力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充沛直接融资源头活水。
加快构建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力量，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加大政策倾斜和引导力度，稳步增加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的重要理念；鼓励优秀外资证券基金机构来华展业，促进行业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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