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侵华战争幸存者的日本记者：受右翼批评，仍执着于真相

编者按：2020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3周年，12月13日是第7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本文讲述了两位成长于战后不同年代的日本记者，他们在五十年内先后多次到中国采访侵华战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坚持把亲历残酷战争的中国普通人的故事，讲述给日本民众，唤醒他们对历史真相的探寻。

文 | 林炜鑫

指导老师 | 庄永志

野中章弘告诉我，将来某一天他还要再带学生来南京。

这位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把他的讲台搬到南京的教室，此刻正坐在第一排，等待学生做汇报。他的身后，13位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正在大声讨论，为汇报作最后的准备。

2019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66岁的野中章弘带学生到南京做研修，找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南京依然闷热，野中先生坚持穿一件蓝色衬衫，外搭一件马甲。他习惯穿这种有很多口袋的马甲。进入大学教书之前，他做过很长时间的战地记者，曾是日本自由记者的代表人物。在南京的这些天，他走到哪都扛着一只大背包，包里装着电脑、笔记本、几本书和一大叠资料，这样才有安全感。

2019年9月，野中章弘师生在南京寻访期间，到秦淮河畔一游。本文图片除标注外 均为作者供图

1983年11月，日本记者本多胜一跟翻译从北京出发，经上海，再坐两小时汽车，抵达杭州湾的金山卫。1937年11月5日拂晓，日本军在炮舰的掩护下，强行从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开启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1971年，当他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时，就想要重走日军攻占南京的路线，沿路“采访当时的幸存者，了解他们的亲身经历”。十多年过后，现在他有机会实现这个想法，“我坚持选定了和那次战争相同的日期，从11月到12月”。

日军登陆杭州湾之后，大致走两条路线进攻南京，一条是往北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向南京挺进，另一条是往南经嘉兴、湖州、长兴，向南京挺进。本多先生决定先沿北线开始采访。金山卫仍残留着一些明城墙，据说是明代在金山卫任职的一位县官，为抵抗倭寇入侵，带领百姓建起城墙。不料后来建成正方形，犯了皇帝的忌讳，县官被判处死刑。百姓为纪念他，在金山卫盖了座庙。日军登陆，破坏了那座庙，到文革时，庙被彻底烧毁。

他坐车沿金山卫的海堤行驶，很快就来到日军登陆处。海滩不断外延，当年的登陆处现已成为陆地。在一个路口，县政府立起一座石碑，碑文记载了日军侵略的经过，日军攻占金山卫后，屠杀居民达1050人，焚毁房屋有3059间，“腥风血雨，惨绝人寰”，结尾处告诫后人勿忘历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逃聚在下关沿江待渡之大批难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共五万七千余人，遭日军捕获后，悉被集中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南京一座纪念碑前的人群中，几位中国留日学生正在给日本同学翻译石碑底座的文字。石碑立在城北草鞋峡岸边，幕府山脚下，这里曾发生过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时，南京政府还特意安排修复。如今纪念碑像一枚将要发射的火箭，直指蓝天，四周呈方形，铺了地砖，修了台阶，供人参观凭吊。

野中先生一行到碑前时，地上留有花草的踪迹，似乎有人刚来祭奠。野中先生让大家聚拢，请同学将碑文翻译成日语，逐字逐句，读给大家听。随后，他和学生来到江边，告诉学生脚下这片土地，曾有五万多人葬身于此。短短两天，他带学生参观了南京的多处遗址，拉贝故居、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还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到一处，他把学生聚到一块儿，讲述遗址背后的故事。

野中师生在南京大屠杀草鞋峡纪念碑前凭吊 图｜杨雅

这并非野中先生第一次带学生来华寻访那场战争的痕迹，2017年他也做了这件事，此前他连续七年带学生来中国做采访。进大学教书后，他不断和学生提起侵华战争的历史，发现很少有人能说清战争的经过，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如何发生。日本教科书没有教给学生的内容，他决定自己来教。研修没有经费，仍有学生愿意自掏腰包参加。

2019年来参加研修的日本学生，大多来自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选修过野中先生的课程。硕士一年级生水谷悠真，对朝韩历史很感兴趣，曾去朝鲜做过采访。同年级的奈良美里，立志进新闻业，研修结束后要去冲绳一家电视台实习。三井蕉子即将毕业，去NHK当记者。芳山创一则是文学部的毕业生，这次除了研修，还准备去上海旅游。一位家在南京的中国留日学生跟着野中先生攻读硕士，她负责协调安排研修的吃喝住行那些琐事。制定预算时，她建议老师取消包车，出门用打车软件就好，既方便也省钱，但老师不同意，坚持要包一辆大巴，说那样更安全。类似的事不少，总的来说，老师是个很老派的记者，考虑的东西很多，她总结道。

2019年来南京研修的野中师生与南京大学师生合影

从京都大学毕业后，1958年10月，本多先生考入朝日新闻社当记者，按日本新闻界的传统做法，他先被分配到北海道分社，采访社会新闻，写很多短新闻。惯例要求他在那至少待三年，但很快他便对报纸上的“豆腐块”新闻产生了怀疑。一个小偷被警方抓获，他立即申请采访小偷，这也符合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警方以各种理由拒绝安排嫌疑人与他会面。他发现记者与警察接触是直接的，与犯罪嫌疑人接触只能通过律师等第三方。“从本质上讲，几乎所有领域的采访，都是对权力一方有利，对被压迫者一方不利，业已形成的严密的结构，要求新闻报道只能如此。”他反思道。于是他决心为平民做采访。

越南战争爆发，局势恶化，美军以日本冲绳为军事补给站，加上日本媒体对越战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逐渐在日本国内引起反越战运动。川本三郎是本多先生在朝日新闻社的同事，1968年到1971年间担任《周刊朝日》记者，深入报道过长达多年的学生运动，他写道：“时代本身一点都不温柔，越南战争是发生在一个小国的重大战争。无论报纸或电视，每天都有越战的新闻。有僧侣的自焚事件，有游击队的公开处刑，有害怕汽油弹而逃走的少女，有在雨下个不停的泥沼战场枕着沙袋睡觉的黑人士兵。这种悲剧画面，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对战争问题进行反省，主张反战的学生运动纷纷扰扰，这些事件汇聚成那几代人的时代记忆，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1996年中国出版的本多胜一传记

1967年，本多先生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奔赴西贡，从3月到7月，他四次随军采访，身穿从西贡小偷市场淘来的美军旧军服，带着两个行军水壶，便坐进美军的坦克开赴最前线。美军向南越阵线发起进攻，经过当地村落时，坦克车队压断果树，撞倒墙壁，推垮房子，目之所及的障碍被碾得粉碎。突然响起枪声，是隐蔽在丛林的游击队发起突袭，坦克车队回击。他坐在坦克中，紧紧注视着前方。他看到坦克周围的农民仍在田里劳作，似乎毫不畏惧枪林弹雨，“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安全的办法，他们知道，逃跑，藏起来，反而会被杀害，只能原地不动，保持这种状态”。10个月行程，他用掉22本80页厚的本子做采访笔记，只写亲眼所见的场景，不抒情也不议论，记录那场战争给越南普通人带来的遭遇。

1968年4月，他为越战撰写的报道集结成册，推出单行本《战场的村庄》，一出版即为畅销书。他说越战的这段经历启发了他，成为日后他去中国寻访的重要动机之一。野中先生第一次进战场时，还是一名大三学生，一位东南亚的评论家帮助他去了泰国，当时泰国学生正在示威抗议军事政权。他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日本的反战思潮，又深受五十年代越战的影响，那种时代氛围推着他走上做新闻的道路。当有机会置身于国际事件的现场时，他无比兴奋：“我渴望亲眼目睹”。此前他没有修过新闻学的课程，毫无采访经验，从泰国回来后，只是简单学了点新闻，又扛着摄像机跑去柬埔寨。

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战场的村庄》 图｜刘骁奔

那是八十年代初期，柬埔寨难民问题是亚洲热点话题之一。起初他到柬埔寨采访红色高棉，只身到现场拍照，然后把照片卖给日本国内报社。小有名气后，《朝日新闻》驻泰国的记者聘请他做助手。当泰国和越南在边境发生军事冲突时，野中先生不管不顾，骑上摩托车就冲去双方对峙的前线。沿途他几乎没见到什么平民，离前线越近，枪声和炮声就听得越清楚。形势危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记者建议他放弃采访，为了安全起见，趁早撤退。当他返回驻地时，却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撤回来的记者，各个报社的人都抢着去现场。他立刻找到一辆自行车，朝最前线狂奔。他不断给《朝日新闻》发回前线报道，在业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不断有报社上门找他合作。短短数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亚洲，采访了印度尼西亚纷争、朝鲜半岛局势、缅甸少数民族纠纷，还有埃塞俄比亚饥荒、伊拉克战争等诸多题材，拍摄制作了惊人的两百多部纪录片。

野中章弘的工作照 图｜早稻田大学官网

1983年，阿富汗仍陷内战泥沼。苏联人占领阿富汗首都，牢牢控制了主要的道路。当时要想进入阿富汗，只能取道巴基斯坦，走各种隐秘的小路。野中先生随游击队艰难跋涉十天，沿途不仅要提防可能出现的苏联军队，还经常因为跟不上游击队而迷路。有一次，他们走到一处裸露的山坡，被苏联人发现。飞机掠过他们头顶，往山坡扫射。他很害怕，趴在地上，随手抓起地上的破布，盖在自己身上。空袭大约持续了半小时。一切声音消散后，他猛地掀开破布，飞机走了，游击队也不见了。那次采访非常艰辛，一路几乎吃不到什么食物，等他发完报道回到日本，立刻跑去吃了顿最喜欢的咖喱饭。又过两年，1985年，他为日本一个啤酒品牌拍摄广告，有机会到中国拍摄风景名胜。初到中国，他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上岸后发现码头空无一人。

野中先生不懂中文，只好手举一张写有“旅者”二字的纸片，站在路边等待。有个老人推着辆小车，看到他的纸片，便送他出码头。那时，中国对外国人还有一些限制，他只能住进官方的招待所。随后几天，他搭乘绿皮火车四处游历，车厢里密密麻麻都是人，行李遍布每个角落，经常被挤得没有地方坐，只好勉强站着，一站就是一晚上。中国之旅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68年底从越南回来后，本多先生开始研究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当时日本有很多关于亲历原子弹爆炸的口述记录，可是关于侵华战争的记录却少之又少，“一千几百万中国人被杀害的这样一个事实，一般日本人只是抽象地听说过传闻，他们并不在意侵略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1971年夏天，他第一次来中国采访，将近40天里由南到北，他遇到过在沦陷区生活的幸存者，走访日本殖民中国的建筑遗址，滞留辽宁时他找到日军设立的活人试验区建筑，收集残留的实验记录、目击者证言、遗骨，证明那些骇人听闻的传闻并非捏造。8月末开始，他的采访报道在《朝日新闻》连载四个月，之后出单行本《中国之旅》，成为他记者生涯中反响最强烈的一部作品。

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之旅》 图｜刘骁奔

1983年他再到中国，重走日军进入南京的路线。在苏州梅巷村，日军进行过一场集体屠杀。当年关押村民的房屋已经没有了，屠杀现场也只剩下一堵墙。本多先生去参观村子里的老屋，村民向他介绍当时的旧式床，因其特殊设计，人可以钻进床底隐藏。当他从老屋出来时，门前一个老人指着他怒骂，情绪激动，原来老人听说日本人来看屠杀现场，想起了当年遇难的父亲。接着，他坐车去无锡。

1937年11月24日，日军进发南京时途经无锡，城里的人纷纷逃往郊外避难。在一个叫许巷的村庄，日军仅仅两小时就屠杀了222人，烧毁60多间房子。有个六岁小孩，本来没有中枪，却在血泊中活活淹死。后人称为“许巷惨案”。村民许元祖当时还是婴儿，日军进村扫荡，用枪托敲大门。许元祖的父亲刚打开门，就被一枪打死。正在喂奶的母亲听到枪声，抱着婴儿出门，日军的刺刀捅穿她的乳房，顺带割裂了婴儿的嘴唇。许元祖的邻居清楚记得那一幕，他告诉本多先生，当时自己躲在家里的猪圈，等到天黑才逃出村庄。如今已经84岁的许元祖用手指着自己的嘴唇，向在场的日本学生展示当年的伤痕。听说野中先生和学生要上门采访，许元祖提前将自己的遭遇写到纸上，他说自己老了，听力不好，只会说方言，也说不清楚，只好动笔写了。当年日军走后，他的祖父跑回家，将他从一片血泊中抱起来。他的脸上全是血，也许是细菌感染，右眼从此失明。野中先生叮嘱学生，采访时要问清楚日军进攻的时间、地点以及受害者的数量，如有需要，争取让对方绘制出当年的地图。采访开始后，他只在旁边倾听，一言不发，直到最后才说：“再问问老人家，现在怎么看日本人？”老人说：“现在的日本人是好人。”

84岁的许元祖在家中接受野中师生的采访

野中章弘在许巷村参观纪念馆

许巷惨案遇难者名录碑

在无锡寻访的第二位老人在马山，马山是太湖的一座小岛，地方志记载，马山也被日军大规模屠杀过，留下名为“血泪潭”的遗迹。可惜血泪潭未能及时得到当地保护，十多年前被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过去的痕迹几近消失。带路的村民指着一栋破败的老平房说，以前血泪潭就在房子后面，现在杂草丛生，很难走过去。学生还在听村民简单的介绍，野中先生找出一条道，背着包就往平房的方向走去。过去的屠杀现场，如今一片荒芜，小溪穿过，近乎断流。再过几米，一堵墙阻碍了视线，村民说那儿现在是别墅区。日军包围马山时，杨增大只有五岁，跟家人躲进事先挖好的洞中。日军发现后，往洞里扫射，杨增大的祖父母和父母亲都被打死，他年纪小，虽然肩膀中枪，但被压在最底下，逃过一劫。采访中杨增大解开衬衫，向野中先生和学生展示肩膀上的弹痕。马山屠杀是日军的报复行为。幸存者蔡德坤当年告诉本多先生，事件的起因是三个日本兵因强奸民女，被附近的村民暗杀，随后日军大举进入马山，搜刮周边的村庄，抓了七十多个村民进行集体屠杀。开枪的瞬间，蔡德坤跌倒在地，身上全是尸体，侥幸拣回一条命。

84岁的杨增大在家中接受野中师生的采访

1983年末，本多先生沿日军的北线抵达南京，结束了第一次采访。第二年他从上海出发，沿日军的南线进行第二次寻访。又过了三年，他深入到南京及周边做采访。这段时间他的报道在《朝日新闻》连载，最后集结成书《通往南京之路》。每次带学生来南京研修，野中随身携带几本小书，最近几次，他的书单中就有《通往南京之路》。野中先生拜访许元祖时，掏出这本书，翻到本多胜一写许元祖的章节。书页上还有当年许元祖接受采访的照片。时隔多年，老人仍然记得本多胜一，说，那位日本记者也是好人。他把书送给老人，双手合十向老人表示谢意。

《通往南京之路》中文版2001年在中国出版

本多胜一书中许元祖当年接受采访时的照片

南京之旅的最后一天，他带学生来到南京一所大学的教室，让他们做汇报。学生忙着准备时，他就坐在那儿读本多胜一的书。按资历，本多先生是他的前辈，学生时代他读过本多先生的作品，工作后，两人曾在曼谷采访难民时短暂打过交道。《通往南京之路》发行几年后，1988年野中第一次来中国做侵华战争的采访，在南京，通过新华社记者牵线，他见到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活证据”的李秀英，听李秀英讲述身中日军37刀的悲惨遭遇，那是在日本媒体上几乎看不到的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我感到非常震惊”。从此，他扎进这段历史之中。学生汇报结束，他接着组织讨论，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或是大屠杀事件的真正犯人时，他拿起粉笔，往黑板上写了两个词：天皇制、军国主义。他说，如果人们真的想为过去的战争历史道歉，就需要认识到天皇制给日本和亚洲各国带来的伤害。

野中章弘历次来华采访路线

在日本，周围人听说他要去中国采访受害者，经常问他是否受到责难或被追究责任。他摇头，“在我三十年的采访时间中，指责我或要求我道歉，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偶尔还会碰到幸存者对他说，“事情都过去了”。他觉得，或许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还有仇恨的部分，但是，“想要原谅对方的内心是真挚的，”他说道。野中章弘的报道刊发到网上后，引来很多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批评：“野中不是日本人，去中国吧”“能自称记者吗？没有任何价值的烂文章”诸如此类。他不在意这些人的声音，“他们非常情绪化，没有理由也没有根据”。以前别的记者前来采访，追问他是左翼分子还是右翼分子。野中章弘说，自己不属于任何一边，只是一名记者，执着于追寻历史真相。

最后一天的讨论会上，野中章弘写下的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