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笔墨是画家的终生功课，它不但是中国画技法技巧中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每位画家人格状态的直接反映。所以，笔墨不仅是技巧，还有着文化学的内涵。
笔墨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对笔墨的敏感似乎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文人更把笔墨文化推向理性高度。《周易》的“易”是变，《易经》最早阐发了艺术的辩证关系。刘勰以“易理”为框架，建构为洋洋大观的体系，生出两仪之说，三才五行之论。
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这是宗炳的话，太虚就是我们说的道，道是什么？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身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道。中国艺术最重一个道字，这确实很神圣，把问题说得很高又非常明白。中国哲学似乎天生就是为艺术而设计的哲学，中国哲学不是用来发展科学的，而是成就艺术家的。
总之，用笔是画中国画的人绕不过的命题，要花一生精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判别中国画高下的第一道门坎 墨即是色，但又不全是色。此“色”者不同于西画中“色”的概念，是一种类似于禅意的东西，是石涛所言“墨受于天，浓淡枯润随之；笔操于人，勾皴烘染随之”的过程。所谓“悟墨”者，不着急、不执著，意到笔随，一片天机。
黄宾虹说：“论用笔法，必兼用墨。墨法之妙， 全从笔出。”这种明确无误的关系，决定了“墨法”只能从“笔法”中来。为 此他强调指出：“论用墨者，固非兼言用笔无以明之；而言墨法者，不能详用 墨之要，亦不足明斯旨也。”在宾老看来，“墨法尤以笔法为先，无墨求笔，至 笔未有合法，虽墨得明暗，皆所不取。有笔兼有墨，最为美备。
山水画是中国文化人的独特创造，是笔墨文化的典型形式，也是笔墨文化成熟的标志。笔墨不仅是用笔墨的技巧，更不仅仅是材料工具，而是一种体现着境界的思想，是浓缩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特语言，是非常民族化的艺术智慧。
笔画间要体现出历代总结出的用笔规范——以书入画，笔笔是笔，笔笔见笔。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孕育出了中国的古典哲学，成为笔墨文化的背景。中国古典哲学始终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中怡情并得到至高的乐趣。
在《自题山水》中黄宾虹说：“画法用笔线条之美，纯从金石、书法、铜器、碑碣、造像而来，刚柔得中，笔法起承转合，在乎有劲。”他从笔法把画家分为庸史、名家和大家。他还把笔法总结成“五笔”，即平、圆、留、重、变五法。平如“锥画沙”，圆如“折钗股”，留如“屋漏痕”，重如“高山坠石”，变即方法创新，富于变化”作到“五笔”，自然风骨不俗、独成高标。中国画的线条体现出筋、骨、肉，要在“五笔”的基础上有内涵，还有方圆、疏密、刚柔、轻重的变化，这就要进行终身的训练。
浑厚华滋，苍润并济是笔墨的高境，在画论中笔法被赋予人格，用笔之忌也是做人之忌，如尖、浮、滑等，如板、结、涩等，厚而朴是可贵的人品，苍和润是既见风骨又有感情，是审美的至高境界，几千年总结下来的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常有规律性，后人视而不见是愚蠢的。
笔墨精神来源于中国古典哲学，先贤们认为，宇宙自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人体内也是真气流转，没有间歇。观照笔墨应该是元气充沛、淋漓而浩荡的。当外部环境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时，元气会产生不稳定的变化，如气嘘、烦躁等。反映在笔墨上便破坏了元气的平衡，出现画论上常讲的“浮气”、“躁气”、“匠气”等等。所以，养气便成了文人画家的功课。
因为心志高远则笔墨深厚，心境广阔则气韵旷达，笔墨已成为画家心胸、气度、禀赋、性情的反映，当然也是画家文化积累和知识功底的表征。
可染先生说“用最大的决心打进去”，今天的人们难得下这种大决心，在不打入传统或者浅尝辄止条件下的创新者肯定是十分肤浅的。
为自然山川立传是既崇高又从容的事业。画好山水画首先要求画家把一颗心先安静下来，研究山川，练习笔墨，淡定沉潜，向山川精神的深处走去，寻找天地精神——“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寻求中国山水画的诗意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