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满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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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虽然有悠久历史，但是向来被士大夫认为俚俗不经，不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修实录中了。《满洲实录》之所以有插图，与满洲统治者的爱好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载，努尔哈赤精通很喜欢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明末的章回小说一般都有木刻版画，艺术水准很高，正如郑振铎所说:“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人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
比如《三国志》有万历二十年(1592)建安版《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内有狭长型的上图下文;还有金陵版《全像三国演义》，“其特点是双版大幅的插图，人物大型，图的两旁有内容提要的联语”;《水浒传》则有万历间苏派木刻画家所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共有二百幅插图。这些插图特别是那些描绘战争场面的插图，对于一个经常打仗的民族来说，更是印象深刻。此外，满洲其他贵族未必和努尔哈赤一样精通汉文，他们熟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方式只能通过他人讲述和观看插图，因此，插图在满洲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要用图像来描绘、歌颂乃至纪念先祖的战绩了。
《满洲实录》的插图虽为手绘，没有刻板，但是这些图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跟小说的木刻版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受明末木刻版画的影响很大。五代以来的早期小说版画刊刻形式最为常见的是上图下文，宋元时期运用较为普遍，明代建阳书坊尤其偏爱上图下文，如上文提到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这种刊刻形式在建本小说中随处可见。
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小说插图的刊刻形式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单面整幅插图或双面相连样式的插图，如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以及上文提到的金陵版《全像三国演义》等。而《满洲实录》的插图正是采用了这一时期流行的单面大幅、双面大幅相连的绘图形式，甚至还出现三面、四面大幅相连的形式。这些大幅相连的图画采用全景式的构图，在二至四个幅面上充分表现出战役的规模与全貌。《满洲实录》的83幅图中，数量最多的是双面大幅相连图，共70幅;其次是单面大幅图，共9幅;再其次是四面大幅图，共3幅;最少的是三面大幅图，仅1幅。
这些图绘于天聪朝，《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由于太祖之称是崇德年间才有，因此图册最初的名称必不是“太祖实录战图”。根据《旧满洲档》的《天聪九年档》八月八日条满文的翻译，绘图一事是这样记述的:“当天，淑勒汗委任张俭、张应魁二画匠，按照记述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描绘成图画的工作出色完成了，奖赏张俭一对人，牛一头。赏张应魁一对人。”⑩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太祖”最早的称谓是“先祖英明汗”，而且图画的绘制也和“实录”无关，是为“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所绘制的。“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的满文罗马音译为nenehe genggiyen han i yabuha kooli bithe，“太祖实录战图”的满文罗马音译为taidzuhuwangdi i yargiyan kooli afara nirugan，日本学者松村润认为，“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应是指额尔德尼和库尔缠编纂的满文本太祖纪”。
张俭、张应魁是两位汉人画工，生平史无详载。从仅有二画工得到赏赐上看，可知被后世所称的《太祖实录战图》，当时确实仅为图册，没有文字。从二人所获赏赐厚薄上看，张俭或是地位较高，或是年龄较长，或是对图册的贡献较大。郑振铎在谈到明末画工时说，“他们的工作，是家庭的手工业。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子以是传之孙，世代相继，专务此业”。张俭和张应魁有可能是亲属关系。
此外，《太宗文皇帝实录》又记载，《太祖武皇帝实录》书成，清太宗命令礼部官设宴于内国史院，宴修纂各官，内有“梁正大、张应奎各受银三十两”，学者认为此张应奎即为张应魁，“奎、魁之别，盖由满文转译汉字时只记音写造成，此类例证，清代多有，无足怪”，在《旧满洲档》中，张应魁与张应奎的满文罗马音译均为jang ing kui，可见确为一人。但是，张应魁天聪九年已受赏，此时为何再受赏?与他曾一同受赏的张俭此时身在何处?《太祖武皇帝实录》并无配图，要画工又有何用?梁正大为何人，为何与张应奎同受赏?三十两银的赏额列倒数二等，只高于笔帖式的二十两，如为画图，不至于赏额如此之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因此，即使张应奎即为张应魁，还是有不少疑问待解决。
图册出现后大约一年又三个月，就诞生了文字的实录，可见文字工作早已开始。从逻辑上讲，绘图的工作仿佛应该算做修实录的一部分。但是，从开始编纂直到后来实录修成进呈的文献记载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开始编纂的时间，根据学者考证，是始于天聪七年(1633)十月清太宗下谕:“尔记载诸臣，将所载之书宜详加订正，若有舛讹之处即酌改之。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乎?”而编修的动议来自于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房秀才汉人杨方兴的上奏，奏书说:“一、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
这段文字提到了纂修满、汉两文实录，重点是汉文实录的纂修，并没有提到插图的事情。实录历经三年修成，修成后的实录除满、汉两文外，又增添了蒙文。《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崇德元年(1636)实录进呈之事:“(十一月乙卯，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进呈。设大驾卤簿。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各官，左右序立。上御崇政殿。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字，希福捧蒙古字，罗绣锦捧汉字，率修纂满洲、蒙古、汉人笔帖式等上表进呈。礼部官受表文，于御前跪读。表云: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率内院满洲蒙古、汉人官员，稽首顿首，谨奏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臣等钦奉上谕，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谨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书。……”
从这段文字来看，场面不可谓不隆重，但是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前不久已经完成的图册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三种文字的实录各自独立，而非三种文字同在一页的合璧版;二图画不是为修实录而绘，而是独自成立的纪念努尔哈赤功绩的图册;三、即使这些图画是为修实录而绘，但是绘好后，并没有当做实录的“插图”，放置在满、汉、蒙三部实录的任何一部当中。由实录修纂的正规机构和人员配置来看，实录的修纂制度已臻完备，修纂人员恐怕早已明了实录作为官书，在体例上是不可以配图的。这部最早修纂的努尔哈赤实录，据《旧满洲档》，初名为《太祖太后实录》。顺治朝重修时更名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康熙年间重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完成因太祖谥号由“武”变为“高”，故定名为《太祖高皇帝实录》。雍正十二年(1734)又重修，乾隆四年(1739)告成，成为定本可见，在《满洲实录》出现之前，绘图一直独立存在，和努尔哈赤的文字实录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