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句丽到高丽，中华秩序的确立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在与群臣探讨是否要征讨高丽时，宰相房玄龄如是说道。
注意，君臣之间讨论的是要不要打“高丽”，而不是“高句丽”。
“高句丽”和“高丽”——这个话题向来引战。2004年6月28日至7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苏州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和韩国申报的“高句丽古墓群”一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纷纷发表新闻，称高句丽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而韩国方面强烈抗议，认为高句丽应是朝鲜民族的历史。双方为此展开了一番激烈争论。[1]
今有论者认为，在高句丽的历史上存在两段时期，一个是高氏统治时期，一个是王氏统治时期。前者应为高句丽民族建立，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后者为新罗人建立，为朝鲜半岛民族。故而，前者应称“高句丽”，后者应称为“高丽”，[2]这样就能区分二者，并反驳韩国的混淆视听。
然而，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从《旧唐书》中房玄龄的话中就可发现，唐代时，人们就称高氏统治的高句丽为“高丽”了。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01 高城之民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房玄龄没有说错，《旧唐书》也没有阙字。
遍查前四史，高句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其称谓有“句丽”“高句骊”“句骊”等，唯独不见“高丽”。
有学者认为“句丽”即高句丽人语言中“沟溇”的音译，而“沟溇”意为“城”，“高句丽”即“高城”。根据目前高句丽城池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文书记载，高句丽人确实有在高山上筑成而居的习俗，因此得名高句丽。[3]
由此亦可看出，王莽当面贬低四夷，将高句丽改称为“下句丽”，也是依照高句丽人的语言的——“句丽”为一个词汇，因此高句丽可称为“句丽”，可也称“下句丽”，把“句”字省掉，是不合理的，词意也不通了。
然而，这种情况到了南北朝时间发生改变。最早大量出现“高丽”一词的史籍是《十六国春秋》，该书由北魏人崔鸿撰写。而在记载南北朝时代的史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史》《南史》）中，“高丽（骊）”“高句丽（骊）”均有出现，但前者的使用远多于后者。
而到了新、旧《唐书中》中，则再也看不到“高句丽”或“句丽”的称谓。而南北朝的官修史书里，大部分的作者是唐朝人。《史记》注释中经常引用的《括地志》，其中也只见“高丽”用词，而该书的作者是唐初的魏王李泰。
那么，从南北朝到唐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02 中华与高丽
高句丽人的语言中，“高句丽”是“高城”，而“高丽”根本不是一个词。所以，这种变化绝不是高句丽人自己的问题，而应该是中原王朝对其的称谓发生了变化。
事实也确实如此。
自南北朝以来，高句丽开始频繁地向中原王朝朝贡，而“高丽”一名就是自此时出现的：
（大明七年，463年）七月乙亥，征东大将军高丽王高琏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东夷高丽国与魏虏接界，太祖建元元年（479年），进封号，以高丽王琏为骠骑大将军，乐浪公如故。——《建康实录》
是岁（太和十五年，491 年）, 高丽王死, 十二月诏曰:“高丽王琏守蕃东隅, 累朝贡职, 年逾期颐, 勤德弥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 将为之举哀。”——《魏书》卷一八三《礼志》
历来中原王朝为了彰显宗藩关系，都会赐以朝贡国国名。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两个王朝，都希望证明自身是“正统”，所以很可能会给朝贡国重新赐名以昭示宗藩关系的确立，而证明自己是“中华”。
故而 “高丽”之名的出现，很可能是中原王朝为标榜宗藩关系而给高句丽进行赐名的结果。 在《隋书·东夷·高丽传》中，这种宗藩关系更为明显：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高祖受禅，（高）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
在南朝梁史学家沈约编纂的《宋书》中“高句丽”“高丽”均有出现，而在叙述高句丽国家、民族的叙事中，用词为“高句丽”；在涉及朝贡活动时，则用“高丽”。这种很有规律的用词，无非证明一点，在沈约所处的时代（南朝梁），“高丽”已是南朝册封给高句丽的国号了。
而在高句丽方面的文献史料中，“高丽”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480年：
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琏号骠骑大将军。
这句话同时出现在了《南齐书·高帝纪》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
因此，有学者据此推断，“高丽”之名，应不晚于南朝齐时代，即公元5世纪末。南齐册封高句丽“高丽”国号，北魏因之；抑或反之。[4]
1979 年，韩国忠清北道中原郡发现了一块石碑，被认为是高句丽文咨明王四年(495年)时所立,上边出现了“高丽大王”的名称；而此碑还有向北魏朝贡的内容——也就是说高句丽也接受了中原册封的国号，在向中原朝贡时，自称“高丽”。而《日本书纪》在记载安藏王（518—531年在位）之后的高句丽，均以“高丽国”记载，这也能作为一个有力的旁证。[5]
中原王朝册封了“高丽”，而“高丽”也接受了自己的这个新名字。
因此，自隋唐起，“高句丽”“句丽”等称呼，再也不见于史籍。03 高城不再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唐将李勣率军攻入高丽王城，高氏高丽正式灭亡。唐廷与高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进行管辖，此外唐廷对高丽遗民进行了安置。
据学者估算，当时高丽全国有口约348万余人，在唐灭高丽后，人口流动如下：
流入中原者：自总章二年（669年）至仪凤二年（677年），唐廷数次将高丽遗民前往中原，总计155万余人。
流入新罗、百济者：35万余。
流入靺鞨/渤海国者：35万余。另有安东都护府境内的高丽故地留有68万余人，后这些人大部分并入渤海国或是迁入中原，亦有部分人随土地被划入新罗。
流入突厥者：26万余。
流入日本者：1万余。[6]
高丽境内的居民民族甚多，除了高句丽人，还有汉人、濊貊人、扶余人等。有学者估计，高句丽族人只占总人口的24%左右。[7]总而言之，高句丽人在高丽灭国后，流入中原及东北的高丽人所占比例最多，他们被迁入辽西、关中、河南、淮南、莱州等地，在漫长的历史中，融入了中华民族中。
04 借尸还魂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朝与新罗联合，消灭高丽的盟友百济。唐灭百济后，于其故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和带方州，不久就就合并为熊津都督府，由原来的百济太子管辖。
随着百济、高丽的灭亡，新罗的野心逐渐显露。咸亨元年（670年）三月，新罗勾结高丽残部，“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高延武各率精兵一万，度鸭绿江，至屋骨，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8]唐罗战争爆发。
上元二年(675年)，新罗文武王金法敏“遣使入朝谢罪，贡篚相望”，虽给了大唐“颜面”，主动“认输”，然而“多取百济地，遂抵高丽南境矣”。[9]熊津都护府不复存在，安东都护府南部的领土（大同江以南）也为新罗所占。
▲灭高丽后的朝鲜半岛形势图
此时朝鲜半岛的南部，只存在一个政权，因此此后的新罗，又被称为“统一新罗”。
9世纪末，统一新罗国力衰弱，陷入内乱。其中新罗裨将甄萱和王世子弟弓裔割据一方，裂土称王。二人为了笼络人心，因而采用原先新罗的宿敌——百济、高丽为号。故甄萱号“后百济王”，国号“后百济”；而弓裔号“高句丽王”，国号“泰封”（《高丽史·地理志》），朝鲜半岛进入了“后三国”时代。
泰封开政五年（918年），新罗人王建推翻弓裔，建国，国号高丽；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王建接受了后唐对其的“高丽王”册封，十余年后，王建灭新罗、后百济。王氏高丽的时代来临了。
王建身为新罗人，但用“高丽”为其国号，除了笼络人心，反抗新罗外，还有更大的图谋。
王建起兵之时，曾托谶语“上帝降子于辰马,先操鸡后搏鸭。于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身青木中,一则现形黑金东”来宣扬自己的与弓裔是得“天命”的“二龙”。而所谓的“先得鸡林,后收鸭绿之意也”指的是“先得鸡林,后收鸭绿之意也”。[10]因传说新罗始祖生于鸡林，因此鸡林就是新罗的代称；而“鸭”指的就是鸭绿江。
王建的野心非常明显，他不但想统一朝鲜半岛的南部，还想染指曾经高句丽人的故地，因此他借尸还魂，将国号重定为高丽。05 名器之重
惟名与器，不可假人。
王氏高丽冒用高丽之名，不过是将其作为新罗人扩张野心的幌子。王氏高丽时的史学家金富轼先后修撰《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把高句丽、新罗、百济称作“三国时代”，无非是要把高氏高丽纳入朝鲜半岛的历史，为王氏高丽可作为高氏高丽正统、领土的继承者而“正名”。
北宋文人曾巩，在整理新、旧《五代史》和《新唐书》时，发现了高氏高丽到王氏高丽的历史存在诸多疑点，因而特地写作《高丽世次》，一连对此问题发出十问：[11]
然而自德武之东也,其后何以能复其国?何以复失之?尝传几君?其名及世次可数否?王建之所以兴者,何称其兴也?自建始软?建之先已有兴者故?自天圣至熙宁四(年),十三年之间而徽复见于中国,其继询而立者放?
然而，高句丽与高丽的区别远不止历史学术这么简单。
在中原王朝以礼制为核心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上，周边国家向中原朝贡，中原王朝予以国号，这种朝贡和册命、命名的互动，被视为中华世界观中宗藩关系的确立。
既然你向我朝贡了，我赐予你国号了，那么就意味着你认可成为我的藩国，你自然要遵守藩国的义务和朝贡体制下的规则。
从高句丽到高丽， 这个国名的转变，意味着高丽融入了中华的朝贡体系。
兹事体大。
正是因为高丽认可了中华与其的宗藩体系，所以在当高丽企图侵犯隋唐王朝的东北边陲时，中原朝廷认为其擅启边衅，属“不臣之行”，而对从隋文帝到唐高宗以来，数次对高丽的征伐，自然是师出有名。
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隋书》卷八一《东夷·高丽传》
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獩之境。——《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高丽的四处扩张，明显是破坏了中华朝贡体系下的国际格局，而其盘踞辽东甚至侵扰辽西，更是违背了已同中原王朝定立的宗藩关系的契约。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雠，是为其子弟报父兄之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讨伐檄文和诏书中，一声声的“高丽”，正是中原王朝对其的警告，同样也是证明讨伐高丽的正义性。
今人若是为了简单区分，将高氏高丽称为“高句丽”，王氏高丽称为“高丽”既忽视了历史事实，又会造成诛心之论：
若无视了高句丽改名为高丽的事实，那就是忽视了中原王朝对其的册封；若无视了中原王朝的册封，那隋唐征伐高丽，岂不就是一场侵略的不义之战了？
细思恐极。06 操鸡搏鸭
王氏高丽的后代一直没忘记他们“搏鸭”的野心。
辽圣宗统和十一年（993年），高丽与辽交兵后，双方派出使臣和谈。辽国使臣萧逊宁直言不讳地说：
汝国兴新罗地,高句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国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
高丽使臣徐熙则反驳说： 非也,我国即高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 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外,也我境内。 ——《高丽史》卷九四《徐熙传》
徐熙此番诡辩，将新罗人的“高丽”，和高句丽人的“高丽”混为一谈，无疑是王建立国时的用意所在，而最为大言不惭的是，不但王氏高丽垂涎鸭绿江以南的土地，甚至连徐熙口中的“上国”的东京（辽阳），都是他们想染指的地方。不知“上国”听到此语，会作何感想。
此后在数个世纪，王氏高丽一直蚕食大同江以北的领土，与居住于当地的靺鞨-女真人对抗，但成效不大。尤其是元朝建立后，中原王朝再次将力量有效地延伸至东北边陲，王氏高丽自然不敢北越雷池。直到元朝末年，高丽又开始逐步向北扩张。
大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丽国王王禑似乎又看到了“搏鸭”的机会，就以北元藩属之名，命大将李成桂进攻辽东……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07 尾 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新任国王李成桂向大明王朝上表，批判了高丽的不臣之举，并求归附大明。之后就是一个古老的仪式——大明王朝要为新归附的这个藩属国命名。
朱元璋回答道：“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
历史的车轮在周而复始中，滚滚向前。
永乐二年，女真人向明廷上奏:“咸州迤北，古为辽金之地，奏于帝”，[13]希望明朝主持公道。明朝与朝鲜对大同江以北、鸭绿江以南的领土问题进行商谈，最后朱棣言道：“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于是明廷正式承认了朝鲜对鸭绿江之南领土的主权。
最终，鸭还是搏到了，讽刺的是，不是高丽，而是取代它的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