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文献整理需要持有一颗“匠心”

11月28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数百位学术大家、文化名流以及政经、传媒、公益等领域精英人士共聚一堂，与全球网友一同见证这一顶级文化盛典。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著名作家冯骥才等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承的杰出人士，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电视剧《清平乐》、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戴老师魔性诗词课》、凯叔讲故事·国学系列音频等项目获得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24部学术著作获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本届国学大典增设的国学新秀奖则由10位优秀青年学者共享殊荣。而最受瞩目的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则被授予两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许倬云与陈来。

国学成果奖获得者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接受凤凰网文化独家专访

获得国学成果奖的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在颁奖典礼现场接受了凤凰网文化的独家采访，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文化：杜老师好，祝贺您获奖。首先想请您谈谈对国学大典的认识。您觉得在现代社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它有什么样的意义？也请您谈谈您的获奖感受。

杜泽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是一项评奖活动，设有“国学终身成就奖”“国学成果奖”“国学新秀奖”“国学传播奖”，我觉得都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国家现在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好是传统文化受关注的时候，岳麓书院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先行一步，其重要意义就在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国家层面也设置了一些相关奖项，但是岳麓书院特别评国学奖，那就是有特殊含义的，我觉得非常好。

我的这项成果是我和我的团队集体完成的，叫《尚书注疏汇校》（全九册）。获得国学成果奖，其实我还是蛮意外的。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成果的预估没那么高，觉得《尚书注疏汇校》就是为国学研究打基础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资料性的行为。当然，这项工作它很繁琐，说是创造性的劳动，我感觉还是不够的。这样的基础工作被学术界认为还有点用，还评上了这么有分量的奖，我觉得非常受鼓舞，也非常光荣。

凤凰网文化：杜老师谦虚了。在新冠疫情全球形势依然严峻、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复杂变化之际，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哪些思想和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请您从古代的经典中提炼几个关键词或是一两句话。

杜泽逊：我觉得中国疫情控制得这么好，并不是说我们的医疗条件是最好的，当然也比较好。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的传染疾病，面对这一新情况，我们又是率先来探索防疫抗疫之路的，最后我们比其他国家要做得好。这个结果保护了我们的国民，保护了我们的经济，我觉得是巨大的成功。

为什么会取得这种成功呢？说明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我们的国民素养是很高的。中国人非常顾全大局，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谁也不愿意患病。既然自己不想患病，当然也就不希望别人患病，所以要顾全大局，不能光顾自己。在中国人民抗疫的过程中，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体现得特别好。

与人打交道，我们希望大家能互相帮助，但我们要秉持另外一个原则：“满招损，谦受益”。在成功面前，我们还是不能自满，因为我们真正克服新冠疫情的药物、疫苗等还没有完全到位，还要继续努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学习。我觉得，“满招损，谦受益”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可以受益终身的一条。

凤凰网文化：本届国学大典的主题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特别是新增了“继承创新、文明互鉴”八个字，请您谈谈对它的理解。

杜泽逊：“继承创新”是个永恒的话题，非但今天要继承创新，在历史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总是在继承创新。历朝历代，凡是发展比较好的朝代都很注意继承好的东西，同时还要学习外来的文化，创造新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在当代，继承创新尤为重要，因为国际化水平提高了。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行，而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传统丢掉了，甚至认为是糟粕。现在看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要学习外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我们也要继承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来继承，要有自信地来继承。我想这样两相结合，就会走上发展正轨。

“文明互鉴”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嘛。现在互相学习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更容易发现人家的长处，也更容易发现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我想，文明互鉴的效果会更好。

凤凰网文化：您认为，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最应该注意什么呢？

杜泽逊：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过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这就是看低了。但是也不能妄自尊大，看高了。要恰如其分，看到我们的长处，我们继承、弘扬；也要看到我们不足的地方，创新并加以借鉴来弥补。这样结合起来，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凤凰网文化：谢谢杜老师。您之前谈到过国学人才有知识型和创新型两种类型，您认为我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人才？

杜泽逊：国学人才和其他领域的人才一样，需要创新性，我们没办法去复制顾炎武，也不能去复制陈寅恪，我们要培养什么人呢？面向未来的国学大师。当然，岳麓书院也致力于表扬那些有一定前沿性的成果，其实就是鼓励创新。我想我们在国学人才培养当中，除了打好知识基础以外，要鼓励创新，要结合新时代需求进行创新，这样才能跟我们国家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接上轨，这是应该有的方向。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培养创新型的国学人才，有什么样的路径呢？

杜泽逊：在新形势下，我看国内有很多的国学班，2012年，山东大学同样办了一个校级的国学人才拔尖班，叫尼山学堂。现在已经招了9届，在全校进行选拔，每届招20多人，我感觉已经培养出不少的好苗子。以我的经历看，他们将来会成为创新型的国学拔尖人才。希望我们国学拔尖人才的培养，能够多一些渠道，多一些方式。

具体做法上，除了开设基础课以外，要开设原典导读课程，研读经、史、子、集等“看家”的书。同时要鼓励学生写论文，搞论文报告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论文报告需要先有题目，我们根据题目请老师。学生每次报的题目不一样，我们就请不一样的老师，专门指导这篇论文，效果非常好。一定要请专家“一对一”地来进行指导，这是我的一点探索。

凤凰网文化：我们也了解到，您在尼山学堂开了专门的修身课程，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开这门课程的初衷吗？课程开设这么多年来，取得什么样的实效？

杜泽逊：尼山学堂的思政课课程设置和教育部是接轨的，各种思政课都开得很全。但是我发现在保研、报夏令营、评奖等问题上，一些学生在竞争过程中表现有所欠缺，我就尝试着开了修身这门课。修身课选用的教材是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这本书在20世纪上半叶是很普及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写得非常好，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都作了简要总结。蔡元培又是我们的楷模。他这本书的知识框架，大抵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的。

我们平常理解的“修身”，也许就是自我修养。但根据蔡元培的意见，如果不把它放在“齐家”“治国”“对待社会”这些方面来实践的话，你的修身效果怎么样是无法检验的。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我想，一个人不能报效国家，这就不算好的修身，所以采用了蔡元培的这本教材。这门课程开设一学年，每周一个学时，不布置课外作业，也不考试。同学们非常喜欢，效果也非常好。除了尼山学堂之外，这几年我又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开设了这门课，给大学一年级的100多人讲课。我想修身课可以弥补一下我们在中国优秀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欠缺，对我们的思政课算是一个补充，也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举措。

凤凰网文化：授课的方式具体是什么样的？

杜泽逊：授课的基本方式是，我把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印发给大家，然后我点名请同学们起来读，读一小段，我再进行讲解。然后再请同学读，我再作讲解。最后让同学们一起来放声朗读。由于这是比较浅近的文言文，还是比较好懂的，文辞又很美，所以一块诵读能加深印象，效果很好。有的时候我让同学们写作业，就根据上节课讲的内容写一点体会，写得都很好。还是课堂授课，只是这种方式更灵活一点。

凤凰网文化：会融入一些对现实的思考吗？

杜泽逊：在讲解当中，我按照蔡元培“要联系现实”的意见，会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国家大事来讲。我想，这符合蔡元培的初衷，也符合现在“修身”的需求。

凤凰网文化：文献学是一门讲究传承的学科，您之前也谈过做古籍整理或者说学习文献学需要一颗“匠心”。如果把它放到传统文化研究的大的格局下，您怎么来诠释这个词？

杜泽逊：“匠心”算是借用吧，泥瓦匠、铁匠……这些都是匠人。我们宏大的紫禁城，都是工匠建设起来的，可以说一砖一瓦都是浑然一体的结构当中的不可忽视的部件。实际上，我们文献学有理论也有实践，实践就是古籍整理。

我们国家的古籍汗牛充栋，有的像《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像《四库全书》每一页连起来据说可绕地球赤道一圈，这样庞大的工程是不是在结构上不讲究呢？可以说是非常讲究。像《四库全书》，它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四大部下面又分小部，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等等，同样是周礼的书，排列也有先后，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脉络。所以张之洞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良师”，你把它读一遍就知道治学的门径了。可见它是庞大而精巧、精致的一大“建筑”，这就是说，需要有“匠心”才能建设好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

我们现在做文献整理，由于有了数字化的新手段，就可以做得更好。在构建典籍“大厦”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颗“匠心”，再用现代化的手段，就可以建造更为缜密、更为辉煌的新的“建筑”。我想，文献整理由于它自身的特点，还是很需要“匠心”的。

*本文系凤凰网文化独家专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采访/向松阳，整理/向松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