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不要忽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11月28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数百位学术大家、文化名流以及政经、传媒、公益等领域精英人士共聚一堂，与全球网友一同见证这一顶级文化盛典。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著名作家冯骥才等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承的杰出人士，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电视剧《清平乐》、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戴老师魔性诗词课》、凯叔讲故事·国学系列音频等项目获得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24部学术著作获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本届国学大典增设的国学新秀奖则由10位优秀青年学者共享殊荣。而最受瞩目的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则被授予两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许倬云与陈来。

黄朴民教授接受凤凰网文化独家专访

获得国学成果奖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在颁奖典礼现场接受了凤凰网文化的独家采访，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文化：黄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获奖。请您谈谈对国学大典的认识及其举办的意义，以及分享您的获奖感受。

黄朴民：谢谢岳麓书院、凤凰网，还有敦和基金会把这个大奖颁发给我，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骄傲。我对这个获奖有清晰的认识，主要是因为我的这个课题比较特殊，即“兵学”，前面几届的颁奖，好像兵家文化、兵学文化没有什么人获奖。而作为国学的一部分，兵学也是重要方面。所以，拙著《中国兵学思想史》得到了肯定。但我也要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能太自满。实际上，这个奖项是有学科的综合考量的关系在里面。还有一个，这也为我们下一的研究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条件，有利于今后传统兵学的研究与总结，我们现在正在岳麓书社出版一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兵学通史》，它就是在我和魏鸿、熊剑平获奖的这本《中国兵学思想史》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对我而言，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意义重大，它已经举办到第四届了，有三大意义：一是为国学这些年来研究成果的开展总结奠定了坐标，告诉大家什么是比较前沿性的、指标性意义的成果或人，或机构。第二，国学大典也是一个造势、激励的活动。隆重的颁奖典礼，集中在几个月宣传，凝聚更多人共同关注国学的传承与弘扬。第三，为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优秀文明进行对话打开了一扇很好的窗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做得很好，每次国学终身成就奖都有一位海外华人荣获此大奖，这说明我们不是封闭起来自娱自乐，而是用开放的、广阔的胸怀接纳全世界的国学研究。我个人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像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等)等一批著名汉学家，今后也可以进入评奖范围。以后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可以拓展为全球中华国学大典，获奖面可以包括外国学者(不仅是海外华人)，我们不妨向这个方向做些努力。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取得卓越成就的英国人、美国人或其他汉学家，以后都可以参与进来，这样能够为全世界老百姓之间、学者之间的心灵沟通、互相理解创造一个契机。所以，我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大典，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尤其是中华文化自信心的建立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凤凰网文化：在新冠疫情全球形势非常严峻、世界格局正处于复杂变化之际，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思想和理念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请您从古代经典中提炼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关键词或者一两句话分享给我们。

黄朴民：今年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仅是新冠疫情，也包括中国发展过程中引起整个世界文明格局的一个演变。新冠疫情无非是加剧或放大了这种内外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基于现实的国际关系，积极应对，这种应对是多种形式的，斗争也好、谈判也好或者交流也好，以化解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除这些之外，传统文化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不能对号入座，不能太功利地看文化的实际效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实际上，思想文化具有一种启迪式的方法论意义，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能够介入你的脑细胞，扩张你的视野，激活你的思维的一种东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几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核心的思想比如说“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仁爱”“忠孝”“忠信”等，这些价值层面的优秀因子，我认为永远是不会过时的。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更看重思想方法论的东西。方法论就是通过不同角度或者方法观察和认识世界，从而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中国文化里好多东西更值得我们引起重视，放在今天的视域里尤其重要。我是研究兵学的，《孙子兵法》开始就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不讲“百战百胜”，它讲百战不殆，殆就是危险，它不讲胜，先讲避免败。《孙子兵法》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危险的危，意思是争得主动权有利弊两端，讲“利”一句话就带过了，而大量文字落在说明“危”的问题上。《孙子兵法》是矛盾的两点论，但更是矛盾的重点，重点讲的是危险的“危”。这几年中国发展得很好，我特别欣赏或推崇的几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关键词，比如《孙子兵法》里的“忧患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普遍意义上的那种忧患意识，它也是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在顺境中越容易犯错，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国家，真正的危险不是在逆境中，逆境中反而能够咬着牙坚持下去，咬定青山不放松。反而在顺境中，你会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最后会在阴沟里翻船。所以，《礼记》第一篇《曲礼上》一开始就强调：“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讲得就是这个问题。

《孙子兵法》也强调“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打了胜仗，如果不谨慎对待，做到低调，而是一味放任，最后比不打胜仗还糟糕，是大凶大恶的“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里面的哲学智慧，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课文周敦颐的《爱莲说》，大家都记住了首句“出淤泥而不染”，这在逆境中不容易做到，但后一句话我们会经常忽略——“濯清涟而不妖”，清涟、清水是顺境，这时候反而会搔首弄姿、自以为是、得意忘形。可见，在顺境中保持清醒，做到谦虚谨慎更难。所以，让我概括几个关键词的话，我还真喜欢它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在我们这几年发展得这么好的情况下，弘扬国学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下，更要沉下心来，做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谦虚谨慎，这样才能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远。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的抗疫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文化这几年的传承和发展也取得很大成就，这时候更需要我们继续保持领导人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接再厉，一步步的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凤凰网文化：本届国学大典的主题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您是如何看待的？您认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秉持什么，注意什么？

黄朴民：这是一个大问题，“致敬国学”这个词几乎每一届都有。这16个字我更看重中间两个词——“继承创新、文明互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总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特别喜欢用“创新”这个词，当然创新是必要的，没有创新和发展，就会死气沉沉、一潭死水，系统就会封闭，最后对外没反应。但创新和发展的前提是“继承”，没有一定的传承就谈不上发展；没有一定的积累也谈不上创新。否则，这个创新就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你就会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让人无所适从。所以，《周易》里有“革卦”，革命的“革”，革就是发展、变化、创新；也有“鼎卦”，“鼎”就是稳定性、传承性。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登陆月球都实现的情况下，我们要回到传统，回到原点，回到中华文化的《诗经》《尚书》《周易》《礼》与《乐》，这就是一个传承关系。所以，传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传承的必然结果，这是辨证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好。

“文明互鉴”也是这个道理，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费孝通先生提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大家都可以这么说，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真正做到并落实。西方世界对中国有时候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多误解与偏见，这不仅仅是欧美少数政客的操弄，就是民众之间也有误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文明互鉴里的角度问题、视野问题、角色问题。我们不要过多的强调差异的“异”，你看到差异特别多的话，那你就是异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所以，他一定是排出去的。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更多的看到“同”的问题，“同”的前提和基础，使得大家的沟通就比较容易，我们是同类，大家都是人类，我们的表述语言不一样，运用的技能不一样，实际上我们都是相通的，我从事《孙子兵法》研究，我看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与A·H·若米尼的军事巨著《战争艺术概论》，它们都讲到集中用兵的问题、灵活用兵的问题、军事指挥上的有效性问题、如何进攻防守的辨证统一问题，等等。实际上，跟《孙子兵法》是一样的，并没多少差异，你要看差异，那就不行。比如说进攻，《孙子兵法》讲“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同样一支部队，用于进攻就兵力不够，用于防守就兵力有余，就是兵力的比例关系。《战争论》提到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同样军队的数量下采取防御总比采取进攻来得轻松，因为防御可以依托地形、以逸待劳这些东西，进攻就比较吃力。进攻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却包含积极的目的，因为最后要打败别人要靠进攻取胜，光靠防御是不能取胜的。换言之，它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形式，伤亡大，但其目的是积极的。而防御是一种积极的形式，但它达到的目的是消极的，它讲了一大套东西，不就是《孙子兵法》里的“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吗？实际上这是一回事。所以，我们文明互鉴变一下视野，换一下角度，换一下角色，换位思考的话，国学传承和发展就会朝着更好的、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和立场去做。至于在国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我们要忌讳什么或防范什么、主张什么。

总之，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增强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认同感，对文化的一种皈依感，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避免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不是虚无的，五四以后有这种问题存在。同时，我们要注意避免文化上的妄自尊大，在高度强调国学重要性的时候，也不排斥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美美与共”，才能真正地融会贯通。如果我们把国学简单看成二十四孝，把小孩子弄成戴个瓜皮帽，穿个小马褂，念四书五经，那就不是我们在今天传承和弘扬国学的初衷了。我们现在的国学大典，以及国学传承和弘扬的意义，定位很好，它要证明的是我们在今天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国学，而是面向未来的国学，面向世界的国学，这是我的认识。

凤凰网文化：本来第四个问题想提问您关于《孙子兵法》中的中国智慧，您在前三个问题中谈了很多。您愿意再谈一谈吗？即《孙子兵法》中对应现在国际形势所体现的中国智慧。

黄朴民：说到中国智慧，我可以简单说一下。现在的国际形势大家都看得到的，实际上非常复杂，中国有很大的优势，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个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孙子兵法》实际上是行为科学，它跟儒家讲的纯粹道德、比较抽象的理念有所不同，它是一切以打胜仗为基础的，战场上不相信眼泪。所以，《孙子兵法》里有一些原则包括兵学里有些原则，事实上非常有价值。我举几点：第一，《孙子兵法》不同于三十六计，三十六计是玩阴谋诡计的，做无本买卖的，玩空手道的。如借刀杀人、顺手牵羊、瞒天过海，上屋抽梯，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全是这些东西。但《孙子兵法》不同，我们如果光是局囿于谋略，这是对《孙子兵法》的误解，《孙子兵法》更关注的是实力建设——做大自己、做强自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现在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把中国的国防做大做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是《孙子兵法》强调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孙子兵法》强调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胜利，而这种最小成本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名曰柔武！”(《逸周书·卷三·柔武解》)什么叫“柔武”？柔是外圆，武是内方，就是刚柔相济，战狼式的语言是没用的。原则性应该牢牢把握住，但灵活性也要用到极致，做到团结一致，用谋略把事情解决了，不要到最后“伐兵”，甚至于“其下攻城”。我个人认为，《孙子兵法》能给我们如何更好地解决南海问题、台海问题提供有益的启迪。

第三，《孙子兵法》讲要灵活性的充分运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没有规则就是最高的规则，没有规则才是唯一的规则。孙子写了《孙子兵法》，但孙子最大的愿望是大家学了他的兵法以后，忘掉他的兵法。所以，《孙子兵法》告诫我们：要根据不同情况、对象、条件、环境去实施不同的对策。所以，宋朝有一本兵书叫《何博士备论》，它讲得非常好，它说“不以法为守”，不要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那些规则、一些大家熟悉的东西当作金科玉律，墨守成规。把大家都认准的规则当作教条，亦步亦趋，不以法为守，防守的守，守护的守。而应该是“而以法为用”，要把这些好的原则灵活运用起来。“常能缘法而生法”，经常根据前人提供的那种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新的对象、新的形势生长出新的法来。“与夫离法而会法”，表面上看起来像悖论，违背兵法原则，实际上恰恰符合兵学的最高原则，这就是用兵艺术所能达到最高的境界。金庸武侠小说里讲“无招胜有招”，这就是《孙子兵法》讲的境界，就是指我们在斗争中要有艺术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我们说《孙子兵法》的原则不能对号入座去用，但它的思维方法论，这种对问题的认知以及掌控艺术以及它所蕴涵的战略思维是永远有价值的。中国兵学文化里这样的内容就更多了，这才是今天我们要回归传统、重振国学的意义所在，我们不是玩一个人的精彩，简单的复古，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就没有今天的价值了。国故，当然要整理，有学术专门化的需要，但这是少部分学者的问题。在今天，国学更需走向大众、走向社会，融化到我们的血液里。文化不是学的，文化本质上是熏陶的。我是绍兴人，我们绍兴人出文人多，那就是臭豆腐、梅干菜、加饭酒的混合味道给熏出来的，熏上二十年就成了半个文人，最不济也是个绍兴师爷。

凤凰网文化：谢谢黄老师。

*本文系凤凰网文化独家专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采访/雷天月，整理/普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