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鱼 记
很有一度，我碰见“大智若愚”，死盯住“愚”，看不见“大智”。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笨，当成李耳老师的表扬对象了。又比如，“大巧若拙”，我记住了“拙”，忽略了“巧”。后来才缓过来：老子说“大巧”，只是长得像“拙”，可没说愚笨就是聪明。拿起笔来记流水账，以为自己是汪曾祺了；抄点儿书，自命是周作人了——喂，天上可不是这么掉馅饼的。
读汪曾祺，他的家常絮叨，淡茶隐香，常让我忘记他还有“技法”“ 文采”。汪曾祺泛读杂书，又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课堂上受了好几年“技法”严训。四十年代默默，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写了些那时候人们不注意的情调，七十年代给调过去弄样板戏，抽空子显露一下才情，嘿，没藏住一肚子的华丽，给阿庆嫂弄了一个对仗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八十年代放笔猛写，他拿出了《异秉》《大淖记事》《受戒》《七里茶坊》等名作，炉火纯青，让我这号喜欢写两笔的人看见了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的神气活现，就误以为汪先生干脆就没往灶里面添柴火——这个大家，根本不要修辞啊。
好了，现在，我发现了汪曾祺至少有一个技法——赋。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也”。我跟学生讨论贾谊的《过秦论》，学生被贾谊的华美语言迷住，赞叹不已。贾谊一个劲儿说秦王朝一路走过来的强盛、牛哄哄，打得猛将如云、谋士成堆的六国满地找牙，然后才说陈涉出身低微，举着竹竿竿当武器，却叫大秦朝一时间土崩瓦解。这么铺排（赋）够了，这才一转，丢下一句“论点”——“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戛然而止。这种意在增强表现力的“赋”，《孔雀东南飞》里用了个十足十。汪曾祺的小说，其实最爱用这个“笔法”。
《岁寒三友》要写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个能人。怎么写？“赋”！陶虎臣做鞭炮，要试爆，就先来“赋”一大段“阴城”的荒冷景象，交代：“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孩子们结伴来放风筝，掏蟋蟀。”为啥到这儿来试炮？就为了让孩子们高兴呀。这个鞭炮匠人，爱孩子，满足于自己的手艺，活得好。写画家靳彝甫，不急，先来几大段，挨个儿讲城里的两类画家的事，不慌不忙说够了，这才转过来：“靳彝甫两者都不是。”扯出去千里，兜回来一句，龙门阵就是这么“摆”的，“荒”就是这么“喧”的，“闲传”就是这么“谝”的。兴味十足，管它散文还是小说，可细看，全遵行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教导——“贴着人物写”。貌似朴素，其实很华丽。
《受戒》，小和尚明海跟小英子刚有点“意思”了，汪曾祺却开始唠叨“荸荠庵”：老和尚普照，师兄弟仁山、仁海、仁渡，一个一个慢慢儿，挨个儿，轮流讲他们的故事，把个明海小和尚撂一边去了。为什么？仁山跟俗人一样要管账、弄钱，不含糊。仁海“有老婆”，白天老是跟媳妇儿“闷在屋里不出来”。仁渡呢，打牌赌一点儿，还利用做法事大玩杂耍挣钱，还唱“荤曲儿”。拉拉杂杂絮叨完，这才撂一句：“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好了，明海跟小英子的爱情，就有了“大背景”。同时，“赋”了，故事就津津有味了，野趣纷然。其实是“形散而神不散”——还是瞄着小英子跟明海，使劲做一个大环境的“渲染”。渲染得才情十足，笔法华美。表面看，就是个大白话的“东拉西扯”。
《捡烂纸的老头》，老头先放着，先写个“烤肉刘”，写他的大锅菜几十种，赋——罗列出来。再写来这儿吃饭的小工厂的人：工人群体、女工、退休职工，各有一套“吃”的享受，有滋有味。文质彬彬的会计会吃，能吃，还受优待，聊了好一大段。这时候，才轮上“捡烂纸的老头”：穿得破烂，吃得马虎；乱嚷嚷吵架，没人搭理。结尾，他死掉，“破席子底下发现八千多块钱”。就问一句，收了尾：“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是啊，不吃，不喝，不穿，不享受，没亲朋好友，放下一叠子钱，干什么呢？想找答案？那就别看高考模拟卷小说与题后面的标准答案——“同情劳动人民。”咱自己好好品咂——看看汪曾祺前面，有意无意，“赋”了些啥。
来 源：酒泉日报社
作 者：霍 军
编 辑：王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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