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婕：日僧圆仁眼中的晚唐长安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京城著名的博雅君子段成式（803—863）在秘书省做校书郎，这是一个优厚的起家官衔，事务不多，待遇不赖，他于是经常与同事张希复、郑符一道在暇日出游，京城寺院自然是常往之处。

这年夏天，三人行经靖善坊大兴善寺，偶然聊起在京城文人间流传甚广的一部书，即玄宗朝文士韦述（？—757）撰写的《两京新记》。这部诞生于开元前期（八世纪初期）的著作，对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宫城、禁苑、皇城及外廓城诸坊中的署衙、寺观和宅第做了仔细记录和源流概述，特别对寺院等公共场所中的碑刻和壁画有所著录，广受当时来京举子和访客的欢迎。然而，到了九世纪中叶，段成式和友人感到这部书的记录和现况已多有不符，不少信息亟待更新，于是他们当即约定，重新巡访长安东西两街的寺院，以街东大兴善寺开始，游走名寺，记录胜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行至晋昌坊大慈恩寺时，他们听到了朝廷并寺汰僧的消息，举目所及，只见寺内僧众皆魂魄失守，不知所向，三人只好匆匆记下慈恩寺塔下画迹，草草结束了这次巡礼计划。

十年后，宣宗大中七年（853），偶在旧稿残籍中，段成式翻检出当年游寺的记录和诗作，想到如今两位同游友人皆已故去，不禁悲从中来，感慨千万，遂编缀残章，次成两卷，成为今人所见的《寺塔记》一书。这部书可说是会昌毁佛前夕长安寺院风景的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事实上，恰与段成式相同时，另有一人亦频繁出入于长安各大寺院，巡塔访僧，并将之一一记下，这就是来自日本国的求法僧圆仁（793—864）。

图1 圆仁像 （一乘寺藏，平安时代）

开成五年（840）八月下旬至会昌五年（845）五月中旬，圆仁在长安逗留五年有余。从会昌二年（842）十月九日朝廷颁敕令僧尼还俗开始，直到会昌五年五月十五日离开长安，圆仁可说全程亲历会昌法难，离京返国途中，更是目睹毁佛国策在各地上演的诸般世相，这些皆被他详录于日记，后结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成为今人了解会昌法难的一部重要实录资料。

图2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

图3 白化文、李鼎霞、徐德楠校注 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相比之下，开成五年至会昌二年两年间，即会昌法难之前，圆仁在长安的纪行反倒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其实，如果将之与成书时间仿佛的段成式《寺塔记》相对照，我们便能看到特定时空剖面中长安诸名寺的生动景致，若再结合张彦远（815—907）《历代名画记》中关于长安寺院壁画的描述，以及此前《两京新记》等京城坊里典籍的相关记录，还能进一步拓展这幅画面的历史纵深感。

圆仁是日本天台宗高僧最澄的弟子，随遣唐使团入华，主要目的是前往天台山国清寺巡礼求法，以解决自己所承袭的日本天台宗密教体系建立与完善过程中的若干阙疑，然这一计划进展并不顺利。开成三年（838）七月二十六日，圆仁抵达扬州后，前往国清寺的申请迟迟不得唐朝官府的允准，他只好改变计划，转而前往五台山，逗留一段时间后继续东南行，最终抵达唐朝京师长安，时值开成五年（840）八月二十日。

目的地变了，圆仁初心不移，仍以寻访密教高僧为己任，他因此频频走访长安诸多名寺，问道访学之余，还亲眼见识了这些寺院在当日京城政治、宗教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于圆仁走访的寺院多是当时京城名寺，其具体位置皆可一一落实，今人可从中感知当时佛教寺院和长安城市空间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亦不妨将其日记视作一部九世纪中叶京城寺院的导览手册。

开成五年（840）八月廿二日下午，圆仁与弟子僧惟正、惟晓，行者丁雄万一行初抵长安城东，在通化门外章敬寺歇脚。通化门是长安外郭城中距离大明宫最近的一座城门，自高宗（628—683，649—683在位）以后，大明宫成为国家政治中心所在，朝廷遂在大明宫、兴庆宫、曲江芙蓉园之间修造一条复道，专供皇帝往来，城东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都是必经之点。其中通化门又处于东内与南内之间，距离宫城、皇城十分近便，因此在京城内外交通中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唐帝陵多位于长安城东北郊，通化门于是成为皇帝丧礼灵柩必经之处。当年正月四日年仅三十三岁的唐文宗薨于大明宫，八月十七日入葬章陵（今陕西富平县西北天乳山）。八月十九日正往长安赶路的圆仁，便在京兆府栎阳县南头看到盛大的送葬队伍，只见“营幕军兵陈列五里，军兵在大路两边对立”，三天后，八月廿二日，送葬队伍回城，亦由通化门入。这三天间，圆仁还未正式入京，先后在通化门外章敬寺及距其南三里许的春明门外镇国寺歇脚留宿。

章敬寺毗邻通化门，本是代宗朝权宦鱼朝恩（722—770）的私家庄园，后以为章敬皇后追福之名被舍为佛寺。由于这一背景，加之交通得天独厚，自大历年间起，章敬寺成为皇帝临幸、行香常往之所。贞元七年（791）七月十五日，德宗（742—805，779—805在位）曾率太子、百僚前往章敬寺，并赋诗酬作，德宗本人亦有《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一诗留存至今，其中“金风扇微凉，远烟凝翠晶；松院静苔色，竹房深磬声”，道出这处寺院幽静的环境氛围。

通化门及章敬寺的功能在武宗朝得到延续。会昌三年（843）二月廿五日，远嫁回鹘的太和公主自蕃返京，便由此路入城。据《唐会要》记载，当日武宗特“诏左右神策各出军二百人，及太常仪仗卤簿，从长乐驿（通化门外最近的一处驿站）迎公主入城。宰臣及文武百僚则于章敬寺门立班侯参”。此事亦被圆仁记录在当天日记中，他写道：“和蕃公主入城，百司及三千兵马出城外接。入通化门，入内得对。”这次返国仪式可说是二十多年前公主远嫁的一次重演。长庆元年（821）七月太和公主和亲回鹘时，穆宗（795—824，820—824在位）曾御通化门送行，并命常参官于章敬寺前立班，场面极为壮观，引得京城“士女倾城观焉”。从圆仁个人的亲历，到国家官方的记录，我们都能切实感受到通化门及其章敬寺在当时重大政治事件与内外交通中的突出作用。

八月廿二日，圆仁一行由春明门入城，横穿春明大街西行，至朱雀大街南行，来到街东靖善坊大兴善寺落脚一宿。次日向长安寺院主管部门左街功德使巡院报备后，被正式安置于资圣寺。资圣寺位于皇城城东崇仁坊内。崇仁坊是唐朝中后期最热闹的坊里之一，南临春明大街，东北角与皇城景风门相连，其内便是尚书省吏部选院和礼部贡院，进京科考和参与铨选的士人多选择在此坊居住，成为京城流动人口的汇聚之处。《长安志》描述崇仁坊时写道，“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资圣寺初唐时为长孙无忌（594—659）宅，龙朔三年（663）被长孙无忌以为长孙皇后追福之名舍宅为寺，此后一直是京城名寺之一，为“四海三学之人会要之地”，亦是沟通朝廷与百姓的一处重要空间。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安史之乱平定后不久。代宗永泰初年（765）国家西北边防遭遇回纥、吐蕃联合围攻之际，朝廷下令长安东西两街大德集中于资圣寺为国祈福讲法，声势浩大，日夜无休。史载“午时及与日暮，供设音乐，无易于初。夜后悉集大讲堂内，举众齐声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为国为家，愿无忧惧”，边疆军事威胁解除后，朝廷又下令“资圣寺百座道场设无遮斋以成庆散”，这次斋会设于资圣寺南门外，“尽正一坊东西街内，弈幕云布，幡花丽天。尊容焕然，光照人里。饭僧既毕，六乐争陈，百戏充盈，歌吹尽日”，虽是朝廷主导下的大型法会，却吸引了众多长安士女前来观瞻，足见资圣寺在京城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圆仁等便被安置于资圣寺净土院居止。这处院落以壁画著称，段成式《寺塔记》有详载：院门外有吴道子画，院门内有卢楞伽画，院中门窗间，有吴道子绘高僧像，并有韦述赞语，由草隶高手李严书。中唐时期资圣寺与俗世之间颇多互动，如武元衡（758—815）便曾有《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表明这里又是京城官员闲暇时放松休憩的一处场所。

在资圣寺，圆仁结识了净土院僧人怀庆，并由此打听到京城中善解密宗教法的几位高僧。据怀庆和尚介绍，青龙寺润和和尚、义真和尚能解胎藏秘，大兴善寺文悟阇梨、元政和尚能解金刚界，大安国寺元简阇梨亦能解金刚界，兼解悉昙、秘画和梵文，玄法寺法全和尚深解金刚界、胎藏界和苏悉地三部大法。

经此指引，圆仁很快开始了自己的长安求法活动。第一站是青龙寺。青龙寺是长安佛教密宗的重要阵地，特盛于中晚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不空三藏弟子惠果担任住持。元和年间（806—820）日本高僧空海（774—835）曾在此求法，空海与圆仁师父最澄往来密切，这或许也是圆仁首先前往青龙寺的原因。青龙寺位于新昌坊南门之东。新昌坊是长安皇城东第三街从北向南第八坊，东南角邻延兴门，地势高爽，位于乐游原上。青龙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北枕高原，南望爽塏，有登眺之美，借助于大明宫与曲江芙蓉园之间的复道之便，青龙寺亦颇受皇帝、百僚青睐，与宫廷生活关系密切。据《东观奏记》载，宣宗（810—859，846—859在位）“至孝，动遵元和故事。以宪宗曾幸青龙寺，命复道开便门。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圆仁先于当年十月十三日遣弟子惟正随资圣寺怀庆和尚前往青龙寺，拜会义真和法润两位僧人，又于转年（会昌元年）四、五月间先后两次前往青龙寺，参访该寺曼荼罗，并授胎藏毗卢遮那经大法兼苏悉地大法。

开成五年十月廿九日，圆仁前往大兴善寺翻经院参见元政和尚，并受金刚界大法，得入敕置灌顶道场，礼拜诸曼荼罗。大兴善寺位于朱雀街东靖善坊，据一坊之地，面积广阔、规模宏大，始建于隋朝，是长安城最早的国家寺院之一，亦为国内外佛教典籍资源的汇聚之所。该寺与慈恩寺（晋昌坊，太宗朝太子李治纪念母亲文德皇后立）、荐福寺（安仁坊，与中宗关系密切）并立为长安三大佛经译场，后两者分别由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两位高僧创设。大兴善寺为密宗祖庭，开元年间（713—741），密宗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先后在此译出密宗经典五百余部，其中就有圆仁在青龙寺所受的《毗卢遮那经》。这部佛经又名《大日经》，是一部重要的密宗经典，开元年间由善无畏与一行合译成中文。圆仁巡访大兴善寺时，在翻经院壁上得见金刚智和不空的画像，还在院南瞻仰了不空三藏舍利塔。此塔也为《寺塔记》所记，被称作“不空三藏塔”，据段成式所见，塔前植有多株老松，中晚唐常伐其枝用以祈雨，概因坊间流传很多不空祈雨的灵验故事。圆仁除向元政和尚求法，还参与了兴善寺灌顶法会，登临文殊阁赏景。文殊阁是兴善寺的一处胜地，段成式言，此处塑像极精妙，阁外壁有泥金绘像，乃由不空从西域取回。

会昌二年（842）二月廿九日，圆仁前往玄法寺拜访法全和尚，受胎藏大法。玄法寺位于东市南安邑坊十字街之北。据《寺塔记》载，玄法寺有铸金铜像十万躯，其东廊南有观音院，内有卢舍那堂，北壁绘有维摩变相，画面上绘有法书屏风，为虞世南书。西北角院内，有怀素书、颜真卿撰《怀素上人草书歌序》。文殊院内有大历年间画家陈子昂绘人物图，西廊壁有刘整绘双松，皆甚精妙，这些当都为圆仁所经眼。两个月后，法全和尚在玄法寺主讲金刚界、胎藏界、苏悉地三部大法，圆仁又前往领受。

在此期间，圆仁还往大安国寺元简和尚处求教《悉昙章》。大安国寺位于长安朱雀街东第四街北起第一的长乐坊，据半坊之地，北邻大明宫。安国寺红楼最为著名，初为睿宗藩邸舞榭，景云二年（771）被舍为佛寺。寺东禅院院门北西廊五壁，有吴道子弟子释思道绘制的白画释梵八部。大安国寺中晚唐渐成密教中心，特别是德宗、宪宗（778—820，805—820在位）两朝获得极大发展，所谓“名德聚之安国”，贞元六年（790）皇室迎佛骨活动便由安国寺僧人主持。寺内原有利涉塑像堂，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改作圣容院，将本位于朱雀街东第二街北起第二坊崇义坊的招福寺内睿宗圣容搬迁至此。招福寺圣容院建于八世纪初。长安二年（702），皇室出睿宗等身金铜像一铺，由其子李隆基等人亲自送到招福寺安置，仪式相当隆重，所谓“采乘象舆，羽卫四合，街中余香，数日不歇”，景云二年（711），皇室又赐睿宗真容坐像，皆于圣容院安放。元和年间将圣容院东迁至大安国寺后，宪宗曾亲自前往观摩，时任住持的广宣和尚曾写有《驾幸圣容院应制》一诗记录此事。这位广宣上人与皇帝过从甚密，《全唐诗》保留下来其应制诗近二十首，亦不乏他与当时白居易、雍陶、李益等知名文人的唱和之作，其诗集便号为《红楼集》，足见大安国寺在九世纪前期的文势之盛。元和三年（808），管理京城宗教事务的功德使入住安国寺，此后长庆中、宝历末、太和初（824—840），皇帝皆曾驾幸这座寺院，更强化了安国寺院的政治色彩。

图4 安国寺密教造像

圆仁除往安国寺访求密宗真法，亦目睹了这座寺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在会昌元年（841）四月九日的日记中，圆仁写道，“开府（仇士良）迎碑，赞扬开府功名德政之事也。从大安国寺入望仙门，左神策军里建之。题云‘仇公纪功德政之碑’。迎碑军马及诸严备之事不可计数，今上（武宗）在望仙门上观看”。身为初入长安的外国僧人，圆仁并不知道这一幕其实亦可说是历史的一次押韵。三十多年前，即元和四年（809），左军中尉权宦吐突承璀曾盛修安国寺，并上奏宪宗树立体量与《华岳碑》（约十五米高，有天下第一碑之称）相当的圣德碑，时值宪宗强势平藩、压制宦官势力的当口，因此，此碑虽得以树立，但最终在宪宗坚持下，很快以百牛曳倒，可说是皇帝对吐突承璀等权宦集团的一次严重警告。自认为有翊圣之功的仇士良大概也早忘了三十年前的旧事，再次由安国寺立碑，声势盛大，然而没想到转年武宗便发动法难，安国寺亦在拆毁之列，仇士良则于会昌三年六月不得不去职，并很快去世，两天后，其下属及男女奴婢遭到武宗全面斩杀。

会昌法难开始后，武宗下诏长安东西两街各留寺两所，左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延康坊）、庄严寺（永阳坊），其余皆得拆毁，寺田财产没入官府，铜像、钟盘用作铸钱，这一幕尽为圆仁目睹。会昌五年已离开京城的圆仁，在归途中听人说起，“诸寺见下手毁拆，章敬、青龙、安国三寺，通为内园”，也就是说，圆仁求法巡礼的几座寺院，都在法难之中遭到了拆毁。

除访求密宗真法，圆仁还目睹了京城的佛寺俗讲盛况，开成六年（即会昌元年，841）正月九日，圆仁记道：

五更时，（武宗）拜南郊了。早朝归城，幸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又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皆奉敕讲，正月十五日起首，二月十五日罢。

俗讲活动此后又在当年五月一日，九月一日、会昌二年正月一日、五月先后举办，皆奉敕开讲。据学者新近研究，俗讲并非仅是对佛教经典的通俗讲授，而是每年三长月（正、五、九三长斋月）专门针对俗世男女、争取后者施财输物的法会，因此我们看到奉敕开讲的寺院，皆得地利之便。城东有崇仁坊资圣寺、翊善坊保寿寺、平康坊菩提寺、常乐坊景公寺；城西则有金城坊金昌寺、怀德坊惠日寺、休祥坊崇福寺，都位于长安城北部，距离东西市场不远，是人流汇聚所在。

其中城东四寺俱见载于段成式《寺塔记》。菩提寺和景公寺以吴道子壁画著名。菩提寺食堂东壁上，有吴道子绘《智度论色偈变》，偈亦是吴本人亲题，笔记遒劲，“如磔鬼神毛发”，邻墙又有吴画礼骨仙人，只见“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景公寺南中三门里壁上，有吴道子绘《地狱变》，亦是笔力劲怒，变状阴怪，令观者睹之色变。这座寺院里还有吴道子亲绘帝释、梵王、龙神等像，吸引大量俗众前往观看。

图5 唐长安城示意图

会昌元年二月八日起，大庄严寺（永阳坊）、大荐福寺（安仁坊）、兴福寺（修德坊）和崇圣寺（崇德坊）四座寺院还分别举行佛牙供养法会。同一时间，在长安左街僧禄体虚法师召集下，京城佛寺还举办了面向全城百姓的茶饭会，大小寺院皆有参与，各设珍供，圆仁也前往一睹风采，特记道，“百种药食，珍妙果花，众香严备，供养佛牙及供养楼廊下敷设不可胜计”。圆仁还先后前往荐福寺、兴福寺、崇圣寺观看法会，深为当时盛况所震撼。

会昌元年开始，京城佛教盛事一桩接着一桩，圆仁都一一亲历，但他始终谨记求法的目的，当年夏天，他认为此行学习与收集的典籍要义几近圆满，便于八月七日向左街功德使提出回国申请。意想不到的是，申请未获批准，且一拖就是近五年，这也使他得以亲眼见证长安佛教极盛而衰的骇人转变。

据圆仁日记，会昌二年三月三日，国家颁布敕令，“发遣保外无名僧”。这当是会昌法难最初的信号。紧接着三月八日，左街功德使巡院便向兴善、青龙、资圣三寺的外国僧人发帖，命其“不得发遣”。此后毁佛风潮愈加严厉，到会昌二年十月九日，朝廷正式勒令诸寺僧尼还俗，转年正月十八日，左街还俗僧尼便达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不过，针对外国僧人的政策一直不明朗。当月二十七日，功德使传唤左街诸寺外国僧人觐见。次日，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师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国僧三人，诸寺新罗僧、龟兹国僧等，共计二十一人，集中于左神策军容衙院，受到仇士良的安抚，并于当日返回各寺。

显然，仇士良与武宗、宰相李德裕等“毁佛派”立场并不相同，甚至相反，在法难风暴中，这位权宦仍试图稳定圆仁等外国僧人的情绪，可见他是京城佛教势力背后的重要支柱。这一点我们还可由圆仁日记中另一细节获知，会昌元年正月诸寺俗讲高僧中，其中之一是“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圆仁对此特补充一句，“城中俗讲，此师第一”。圆仁并不知道的是，文溆此前曾因“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而被多次流放，端赖宦官援引，才重得返京，甚至升为“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足见当时僧人“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的说法，并非虚言。会昌法难伴随着对功德使实权的削弱，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仇士良眼看大势已去，当年六月三日主动提出辞官，新功德使杨钦义当日上任。杨钦义与宰相李德裕早有共事，关系良好，因此能够主动配合朝廷的毁佛政策，法难力度也由此骤然加强。此后不久京城连日多地发生火灾，城中氛围十分肃杀。圆仁也不得不频繁向官府报备自己的起居实况。七月二十五日圆仁弟子惟晓因病去世，圆仁等人彻底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此后当年日记中，圆仁仅于惟晓葬日与斋日留有记录。长安佛教局面跌入冰点，圆仁亦不再有任何求法的机会或活动，唯求伺机返国。

如此这般来日茫茫的岁月又经过一年有余，到会昌五年四月，朝廷发布敕令称，“外国僧等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递归本国。”两年前曾受到仇士良安抚的大兴善寺三藏难陀、青龙寺三藏宝月及圆仁等外国僧人，皆因无唐朝祠部牒，而“有幸”获准入“还俗例”。当日圆仁在日记中写道，“心不忧还俗，只忧所写圣教不得随身将行，又敕切断佛教，恐在路诸州府检勘得实，科违敕之罪”，虽然政策明朗化，但想到随身的各种佛典经藏，圆仁不免心生忧虑。但他别无选择，五月十三日，圆仁与资圣寺众僧一一道别后，褪去僧服，改着俗衣。次日，他又专门前往京兆府申请通行证，以确保返程能够一切顺利。拿到通行证的圆仁，内心感慨万千，当日记道，“会昌元年已来，经功德通状请归本国，计百有余度。又曾属数个有力人用物计会，又不得去。今因僧尼还俗之难，方得归国。一喜一悲”，在圆仁看来，比遣唐之旅的艰辛，归国反倒更要曲折百倍。

五月十五日，在长安逗留五年有余的圆仁，终于踏上东归的旅途，并最终携回佛教经典584部、802卷以及胎藏界、金刚界曼荼罗、高僧真影近六十种，撰成《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三篇。我们在其中还看到“《两京新记》三卷”等记录，表明圆仁在寻访内典的同时，亦注意对外典写本的搜集；而圆仁在长安逗留期间的行纪，特别是开成五年至会昌二年三年间的记录，则可谓是九世纪中叶长安城佛寺盛景的珍贵定格，恰可与段成式《寺塔记》相接续，成为今人借以了解会昌法难前夜长安寺塔余晖晚景的生动记录。圆仁曾言，“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校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而法难之后，这些寺院“皆被拆毁，并除罄尽”，可以说，圆仁走访、著录的寺院虽只是当日长安佛寺的凤毛麟角，但足以使我们从中窥得晚唐京城佛教的盛况，并发现那些实力雄厚、背景强大的京城大型佛寺，在特定时期国家政治生活和权力斗争中的功能与命运。

图6 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