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凶手》：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是凶手
唐山/文
一位遭遇强奸的妻子与假道学丈夫离婚后，竟然嫁给了出狱后的强奸犯，没过多久，强奸犯竟意外失踪；忍辱负重的成功者在黑道与白道间挣扎，他一边努力保持本色，一边却在密谋杀人；想帮助孪生妹妹脱离险境的姐姐，竟被误会的妹妹杀死，妹妹接管了姐姐的人生，却最终崩溃；课堂上学生的一句玩笑，将文质彬彬的老师逼成了疯狂的报复者……
这就是《六个凶手》呈现的世界。它由4个中篇小说组成，每篇都讲述了一个悬疑故事。令人好奇：曾经那么愤怒、那么强调身体的李师江，要转型成为悬疑作家吗？但细细品味，又会发现：它们其实是裹着悬疑外壳的莫里亚克。
这本书充斥着对爱彻底绝望后的悲凉
莫里亚克是法国作家，1952年因“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去世时，被赞为“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丽的一颗珍珠”。莫里亚克的代表作早被译成中文，反复出版，但在国内却知音寥寥。
一方面，莫里亚克的心理描写浓郁而富于诗意，以充满颤抖感的长句而著称，与国人阅读习惯不符。中国读者喜欢白描、短句，自我倾诉常被视为人格欠成熟的体现。即使是主观视角的小说，我们也更倾向于以故事为主体，讲好故事被视为硬标准。则莫里亚克这样故事量极少、不屑于为此浪费精力的大师，往往被读者贴上“看不懂”的标签。
另一方面，莫里亚克挑战了亲情，他细致地刻画了爱背后的算计、伤害与自私，让读者惊讶地发现，亲情往往源于对孤独的恐惧，它并不是最后的港湾，甚至不是一种滋养。爱的背后是人性的狰狞，是精致的掌控技术。对于被褫夺了公共性的私民来说，这是精神上的一记重击。对于如此彻底的颠覆，读者拒绝去看，或看了拒绝去懂，懂了拒绝同意，则在所难免。
于是，《六个凶手》便有了它的价值。
从文本看，《六个凶手》是四个悬疑故事，作者小心翼翼地藏在故事背后，只是出于调皮，偶尔露了两次脸，一次冒充医学博士，一次冒充死者同事。李师江不评论、不抒情，他的叙事似乎漫不经心，甚至难见高潮。《六个凶手》在用故事的方式，追逐着一份深入骨髓的慵懒，那正是莫里亚克的世界，对爱彻底绝望后的悲凉。
至少可以从三点，理出《六个凶手》与莫里亚克之间的精神谱系。
一旦被唤醒，我就可能是凶手
首先，在《六个凶手》中，所有人物都呈分裂状态。
以首篇《中国结》为例，受害者兰一梅在遭遇强奸时，意外获得快感，让她愤怒的是，这一隐秘情绪竟被强奸者许石城发现，这使她精神崩溃——她来自贫困家庭，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留在城里，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嫁给了国学大师诸岱山……在她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合理的，因奋斗而强大，因强大而取胜。可强奸犯将这一幻象打碎，使兰一梅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体内，还藏着如此强大的不合理一面。那些莫名的愤怒、恐惧、孤独之类，曾被认为是“失控”，但事实上，那才是她自己，是她被剥夺的童年、被掩盖的青春、被背叛的自我……
兰一梅迅速崛起的自我，让诸岱山感到威胁——他突然意识到，他已无法再用理性左右兰一梅，甚至他自己，也开始被非理性掌控。他突然意识到，他真正需要的是堕落。
不论是兰一梅，还是诸岱山，都是丧失完整生活世界的人。哈贝马斯说，社会、文化、人格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生活世界。可在高速发展下，一切都在流动，兰一梅、诸岱山随着社会变迁，偶然流到一起。他们从一开始，便丧失了社会、文化的整体性，他们以为自己有人格，其实是为获取社会身份的面具。
没有精神故乡，没有坚守，没有可依据的借口，没有不可让渡的原则……只有变故才能唤醒他们，但他们并不因此去思考“意义”，而是迅速用行动来抚平疑问。
于是，从受害者到凶手，对他们来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也随时可能成为杀人犯。在《六个凶手》中，不仅是兰一梅、诸岱山如此，林森、米鹿鹿、于龙川、苏贵妃、苏贵媚、吴燕、刘德寿……皆如此。
一旦自我被唤醒，一个凶手便诞生了。在习惯性相害的氛围中，醒来是残酷的。
醒来的代价，是爱无能
其次，无边的心灵沙漠吞噬了爱。
进步主义者喜欢使用“未来”一词，它意味着更完美、更全面的时代。在此语境下，醒来被标注成美好的，因为感受了痛之后，还能发现更大的爱，而爱永远大于痛。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每一个觉醒的自我，都意味着一个主体性，人人觉醒的社会，则是主体性的丛林——为保证主体性，谁都不愿付出，不愿主动沟通，最终只好用误会替代情感，现代人因此落入了爱无能的陷阱中。
在本书第二篇《元凶》中，林森的婚姻是典型的权色交易，靠着老丈人，穷小子林森得以上位，他以为给了妻子于丽川一切，如稳定的生活、不曾出轨的婚姻，但在“上进”中，另一个林森——周亮出现了。周亮生意失败，沉迷于堕落，因当年对林森有恩，周亮不断敲诈他，林森只好将周亮收为私人司机，当林森下决心干掉周亮时，反而差点被周亮的车撞死……
在《元凶》中，作者展开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关系面，却让人惊讶地看到，在完美婚姻背后，岳父、妻子、准情人米鹿鹿、妻子的哥哥都不曾爱过林森，甚至从不想深入了解他。
爱真的存在过吗？还是社会交易的一种润滑剂？
在本书第三篇《两个凶手》中，孪生姐妹因高考成绩不同，被纳入不同的人生轨道。在内心深处，她们是同样的人：自我中心、不择手段、梦想成功。妹妹苏贵媚因非法集资事败，成了众矢之的，姐姐带她藏于海岛时，却唤醒了她对曾经竞争关系的记忆，最终，苏贵媚失手杀掉姐姐，却装成是自杀谢罪。
苏贵媚冒充姐姐，与姐夫生活在一起，与其说她内心受到良知的冲击，不如说她无法适应她曾嫉妒的、姐姐的人生——琐碎、动荡且缺乏安全感。苏贵媚以为抓住和钟细伢的爱就能彻底解脱自己，没想到，钟细伢也正以爱的理由，质疑苏贵媚自杀的结论，意外地揭开了杀人案的底牌。
自我觉醒后，爱反而消失了，似乎只有关上刚打开的心灵之窗，才能重获安宁。
生活正用合理的方式制造着魔幻效果
其三，永难超越的生活之恶。
第四篇《六个凶手》（全书以此篇的题目为题）堪称全书之胆，它讲述了一对情侣路遇几名流氓，女方被侮辱，人们却在群嘲不敢反抗的男方林健。女孩改名吴燕后，选择了“正常的婚姻”，却发现丈夫竟是几名流氓之一。林健原本是教师，靠个人努力，从农村进入城市，没想到，因在课堂上批评一名学生，学生当众反击，公开嘲笑林健的胆怯。林健的自尊被彻底打垮，社会死亡后，他改名刘德寿，成为一名屠夫，混迹在最底层，意外与吴燕重逢。在吴燕帮助下，刘德寿先后杀死了当年的几名流氓，最终落入法网。
表面看，该案只有一个凶手，可没有各方的共同努力，林健怎么可能成为凶手？
该篇暗藏着一个深刻的隐喻：不论是林健，还是吴燕，他们都没有本质，他们的本质是经历赋予他们的，在他们在深入思考“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前，生活已摧毁了他们，除了逃避与报复，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这其实是现代人共同的经历。他们从一出生，人生便被规定好，集体进入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在漫长的规训中，经验被同质化、知识被同质化，谁能在同一张考卷中发挥更好，谁就会成为“精英”。生活以无比合理的方式呈现着它的魔幻色彩，一迈出大学校门，来不及思考与体验，他们就必须立刻长大，选择婚姻、职场等，只有遭遇挫折，才能让他们意识到，究竟需要什么。
现代人不再靠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来获得自己，只有笼养状态下的、彼此近似的情感。当这种共同的情感被唤醒时，个体就很可能落入人性恶之网中。最终，5个凶手的人性恶凝聚为1个凶手的行为实践上。
总有人能看懂李师江想说什么
当然，《六个凶手》与莫里亚克的写作，有很多不同处。莫里亚克更关注家庭，更关注女性，李师江则有更多的社会关怀。在小说中，虽然每个凶手都是亲人，但推动亲人拿起屠刀的，却来自外部力量。
一方面，说明莫里亚克的写作背景与李师江的写作背景有近似处，都是在经历了城市化发展后，人性的荒诞一面暴露了出来——越清醒，越无望，所有解放自我的努力，其实也在囚禁自我，我们以为在创造天堂，却发现它更像地狱。可随着传统的乐观精神被彻底推翻，我们该何去何从？相同的背景创造出相同的体验，并凝聚成近似的文学。在写法层面，李师江与莫里亚克迥然有异，在精神层面，却彼此押韵。
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背景有相异处。莫里亚克的困境是人性的幽暗，当自我的空间被充分释放后，人性恶充分暴露，李师江则还要面对生活之恶，包括群己不分的大环境，包括集体自私，包括各种被认可的陋习……在莫里亚克的笔下，还有微渺的期望，李师江的笔下则有更多无奈，因为后来者看到的结局更丰富，更知挣扎的无用。
近年来，悬疑小说颇为走红，犯罪是城市读者较少接触的经验，因而更具娱乐性。作为悬疑小说，《六个凶手》的惊悚、拴扣等技巧娴熟，不仅加入了传统“果报”的母题，也不乏心理渲染，但只是讲几个好玩的故事，李师江就不再是李师江了。可以从猎奇的角度去读《六个凶手》，但也总有一批读者，会从这本书出发，更深入地去反省人生——毕竟，我们自己也正在受害者与凶手之间摇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