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疫情又起,有医药代表被隔离,今后饭碗怎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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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疫情又起,有医药代表被隔离,今后饭碗怎么端?

医院疫情又起,有医药代表被隔离,今后饭碗怎么端?

原创 张铃

医药代表备案制以来,进科室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作者: 张铃

来源:健识局

全文 2185 字,阅读需 6分钟

“政策是大趋势,疫情是偶然事件。政策管着还能吃饭,偶然事件一来碗都没了。”一位医药代表告诉健识局。

1月20日深夜,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分别发现有院内工作人员确诊新冠。两家位于上海市中心最繁华路段的大三甲当即宣布停诊,连夜闭院。

此前,上海已连续近两个月无新增本土病例。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建于1931年,到2019年底时共有床位2000余张,医师655人,护理人员1182人,医技人员520人。医院设有徐汇、浦东两个院区,此次出现疫情的是徐汇院区,俗称“西院”。

仁济医院也有多个院区,发生疫情的是位于上海福州路附近的西院,距离外滩标志性建筑“海关大楼”的步行距离约为700米。

市中心发生疫情,且与医院相关,消息一出,上海紧急动员起来。按照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1月21日,上海全市各大医院开展全院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健识局获悉,到1月21日中午,部分医院已经完成了全员的核酸采样,除了闭院的两家,其他医院并未影响接诊患者。

对于需要常年往医院跑的医药代表而言,工作更难了。业内传言,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被隔离的人群中,有部分为医药代表。对此,有同行调侃道:“真羡慕,终于能和主任天天见面,‘同吃同睡’。

过去一年,疫情偶有散发,全国多地共计有十家以上的医院有工作人员确诊新冠,包括北京、河北、黑龙江、辽宁、山东等省市,因疫情防控不力被通报的医院也不少,就在1月1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新乐市中医院刚刚被卫健委通报,认为存在“医院管理混乱”的情况。严防严控之下,医药代表进医院跑业务并不容易,而且,政策大方向也在试图让医药代表远离医院。

疫情之下,2020年频发的药企降薪、裁员、医药代表转行等事件,仍将在2021继续。

备案制严打之下

行业扛不住政策打击

“国家政策摆着,花花肠子就得少些了。”一位医药代表告诉健识局。

2020年12月1日起,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开始施行。根据要求,医院对医药代表实行备案登记管理,医药代表登记真实信息,经医院审核通过后凭证明入院。违反者所代理的产品将被医院进行限量。

备案制度意味着,医药代表工作从混沌逐渐走向透明。根据管理办法,医药代表未经医疗机构同意,不得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不得对医疗机构内设部门和个人直接提供捐赠、资助、赞助等。

事实上,早在备案制发布之前,已经有很多地方的医院明确规定医药代表“六不准”、“九不准”等规范。2020年9月22日备案制发布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四川华西医院等就已经开始正式执行。1月6日,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明确宣布:严禁医药代表进入门急诊区域。

医药代表备案制是2020年医疗行业作风建设工作专项行动方案中的重要一项。根据方案要求,2020年7月到12月是“行业整风月”活动。

上半年疫情,下半年整风,医药代表的境遇可想而知。

备案制实施后,有的医院还会给医药代表分一个“院内通行码”。“进医院大门有一个统一的码,如果要进科室,还需要另一个院内通行码”,一位医药代表告诉健识局。

进医院变难了,其他政策也对医药代表的工作产生冲击,无论是带量采购,还是医保谈判,药企利润空间的缩小对医药代表来说也是一种打击。

面对政策的重拳出击,医药代表们忍不住倒苦水:“再好的岗位,扛不住政策打击”,“外企也不能独善其身”,“越来越难做”。

行业规范在重塑,新规范之下,医药代表需要找到新出路。第一步就是:怎么进医院?

饿死比病毒更可怕

有代表只能挂号见医生

“疫情之后,医院病人少了,用药也就少了,指标却没少。”亮仔告诉健识局。他是佛山市的一名医药代表,长期跑中山大学附属的各大医院。

在佛山,除了传染病医院严阵以防备疫情大考,其他医院目前受疫情影响不大,但也需要院内通行码。亮仔直言,他“搞到了”进科室需要的通行码,这码不是人人都有。

去年春节之后,在疫情最严重的三个月里,全国多地的医院门诊都处于停诊状态,许多医生被抽调参与疫情防控。这让医药代表们一整个季度的业绩都很不好看。“疫情一来我们就进不了医院了,业务开展不下去,我就是一个想讨口饭吃的小药代,活下来真不容易。”罗宾告诉健识局。

疫情渐趋平稳之后,医药代表们又跃跃欲试起来。有的医院根本不让药代进,“就说闲人免入。”罗宾说,为了见到医生,有医药代表选择在门诊挂号。

严控人员流动,是为了减轻疫情下的感染风险。但业绩压力之下,有医药代表在网上发声,称“完不成指标比感染病毒更可怕”。

去年一季度的销售业绩几近为0,那3个月的销售指标被分摊到后三个季度中,许多医药代表忙着“清库”,但这并不容易。尤其在备案制逐渐落实之后,指标往往更难完成,“我也害怕进医院,我也怕死。

“我想我有一天也会努力离开这个圈子。”亮仔在分析完药代面临的困境之后,这样对健识局说。

离开就会有好的出路吗?对已积累了专业知识的医药代表来说,加紧修炼拜访、科会、开发、上量等武艺,在合规和疫情考验之间辗转腾挪,才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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