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察今》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世情变了，处置的方略也要跟着改变，这是变法的理由。就像优良的医生看病，不会用一种药去应对千万种不同的病症。如果用同一种药去治疗不同症状的病人，那就会有很多本来长寿的人，变成夭折的短命鬼。做事要依循做事的法则，事情变了，处置的原则和方法，也要跟着随时更改、变化。
古人所说的变法，就是我们天天说的改革。改什么，革什么，最终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两千多年来，关于改革手段、过程、结果的技术性讨论不绝如缕，动机大抵都是富国强兵。统治者很少说改革是为了“富民强国”，研究者也很少有能从“富国强兵”以外的角度考察历史上的改革。秦孝公支持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这场改革，从效果上看是成功的，因为秦国确实迅速强大起来，后来还攻灭了六国。但最后的结局却是秦王朝的短命，他在攻灭六国之后的第十四年，就跟被他攻灭的六国一样，跌落进历史的深谷里。“秦国梦”实现了，秦国却灭亡了。这叫天道的诡谲。
一、秦孝公及其之前的秦国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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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越绝书》作平王， 《史记索隐》记载名渠梁。 秦献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重用商鞅实行变法。】
这段文字大家都熟悉，中学课本里有，是汉初名臣贾谊在其所著《过秦论》中的话语。其实在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争相改变政策和治国方略，不止是秦孝公。在秦孝公之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最先下手的并不是魏文侯，但率先获得成功的，确是魏文侯。魏文侯改革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其他各国变更法令的热望。吴起跑到楚国，把魏国变法的成功经验带给了楚国。卫鞅跑到了秦国，把魏文侯成功的经验无偿地献给了秦国。假使吴起做了魏相，而卫鞅没有因为在魏国不被重用跑到秦国去，那么后来的历史很可能就要重新改写，最后统一天下的，可能就不是秦国，而是魏国。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的记载，秦是颛顼的苗裔，其先人伯翳，在舜的时代是训养鸟兽的官员，因为“鸟兽多驯服”，被赐姓为“嬴”，大约是工作有业绩，为大家提供了盈余食物的意思。这是秦的先人得姓之始。秦在商代有功，封为诸侯。商纣王时期有两个最坏的臣子，一个叫蜚廉，一个叫恶来，都是后来秦国的直系先祖。周朝的第八代君主是孝王，名辟方，封嬴氏后人于秦，就是陕西接近甘肃的地方，号为秦嬴，历史上后来称作嬴秦。公元前820前后，秦国的国君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称为秦庄公，成了真正有地位的诸侯国。再向下第八个君王就是秦穆公了。秦穆公招揽人才，百里奚、蹇叔、公孙支、由余等，导致了秦国最初的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我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有关春秋五霸的说法，一向没有统一，有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有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的。秦穆公实际上只是局部的霸者，因为他虽然战败了强大的晋国，称霸了西戎，但他实际上没有获得中原各国会盟基础上的认定。尽管如此，秦国已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家之一，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秦穆公在位39年而死，其后第十五个君王就是秦孝公。
二、商鞅入秦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后，子渠梁立，年二十一岁。他，就是秦孝公。当时天下强大的国家，主要就是齐（威王当政）、楚（宣王当政）、魏（惠王，也叫惠文王，就是魏文侯之孙梁惠王当政）、燕（悼王当政）、韩（哀侯当政）、赵（成侯当政）。这些国家都还把秦国当作夷狄对待，不予理睬。孝公想要复兴秦穆公的霸业，于是开始行动起来，“布德修政，欲以强秦。”孝公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鞅西入于秦。卫鞅后来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此后称为商鞅，他本人复姓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卫鞅是怎么样到秦国去的？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
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资治通鉴》卷二）
公孙鞅，姬姓公孙氏，出身于卫国公室，故被称为卫鞅；又因后被秦国封于商於之地，世称商鞅。
公孙鞅本来是卫国的旁支公子，跑到魏国投奔相国公叔痤。公叔痤了解他，知道他深通刑名之学，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把他推荐给魏惠王。魏惠王，就是孟子曾经劝说他推行王道政治的梁惠王，他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武侯的儿子。
什么叫“刑名之学”？刑，是刑罚，名就是循名责实，刑名大约就是按照循名责实的方式，以申赏罚。谨慎的赏赐，严明的惩罚，不要在缺乏必要根据的情况下乱行赏罚。赏，可以激发能者；罚，可以威吓奸邪。这是法家的一套循名责实，目的在于奖能惩奸，与儒家强调的各按其份以行其事的“正名”不同。儒家正名的目标在于嘉善抑恶，两者虽有相同的一部分内容，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儒家重视人的品质，然后才是政绩和功劳；法家不管内在品质，只对实际工作业绩行赏罚。刑名之说，据说是战国初期韩国的公子申不害所创立，其实包括后来的慎到、商鞅、韩非等，都是主张用刑名之学来治理国家的。看来用法家的刑名之学治理国家，在进入战国以后，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
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把卫鞅推荐给魏惠王，自己就生了重病。惠王前来探望，问他万一不在了，谁适合担任宰相？公叔痤希望惠王任用卫鞅，说此人虽然年少，但却有富国强兵的特殊本领，是个奇才。惠王默然不应。公叔痤一看惠王不想任用卫鞅，于是就劝惠王把他杀掉，不要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惠王顺口答应着就走了。公叔痤又把卫鞅找来，告诉他赶紧逃跑，说自己已经告诉惠王杀他了。公叔痤说：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是宰相，必须先为君王考虑，然后才能替属下着想。卫鞅听了以后说：“我不必跑，他既然不能相信您的话任用我为宰相，也就不会听信您的话来杀我。”果然不出卫鞅所料，惠王从公叔痤那里出来以后，对身边的近臣说：“公叔宰相病得有些晕头晕脑、神志不清了，他先让我任用卫鞅做宰相，接着又劝我杀掉卫鞅。前后如此矛盾，看来他真是病昏了，好可怜呵！”公叔痤死了以后，卫鞅听说秦孝公想要富国强兵，正在招贤辅助，于是就不紧不慢地到了秦国。通过关系找到宦官景监，托他把自己引荐给了秦孝公。卫鞅跟秦孝公大谈富国强兵之道，卫鞅一席话，听得秦孝公心花怒放。当下就决定，让卫鞅参与秦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运作。
三、变法的争论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资治通鉴》卷二）
这段文字表明，秦国在准备变法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根据司马迁在《秦本纪》中的说法，当时秦国的两个大臣甘龙和杜挚都是坚决反对的。上面这段文字，就是决定变法之前的一次重要的争论。
卫鞅对秦孝公说：“不能让老百姓参与谋划，他们对未来既缺乏预见，又满怀不安。等到改革成功了，他们又都高兴地坐享其成。崇尚大道显德的人，肯定不会去迎合世俗通常的口味；成就重大功业的人，也从来不先跟俗众和凡人们商议。所以，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起来，没必要一定要遵循从前的做法。”甘龙强烈地反对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根据已经习惯的政令和律法来治理国家，官吏们都比较熟悉，老百姓也都很习惯。一旦突然变更，官吏都要重新熟悉新法，百姓一时间也会手足无措。这样会使上下不知如何是好，弄不好会惹出乱子，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卫鞅反驳说：“普通人习惯在旧有的习俗里安然地生活，读书人容易被困锁在书中的观念里。这两种人，让他们居官守法都是可以的，但要讨论原有法度之外的新事情、新情况，那就不能跟这些人讨论了。古往今来，从来都是高明的人制定法令，愚陋的人（只配）跟着遵守；贤能的人更定礼仪，庸常的人（只会）照着执行。”甘龙肯定不高兴了，但是秦孝公却从心底里称赏 ，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施变法。
其实杜挚也对商鞅变法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杜挚当时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当时驳斥说：“治世不一道，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杜挚强调，如果没有十分把握，使变法之后的国家获得百倍于从前的好处，都不能轻易变更法令。商鞅则坚持认为：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没有一成不变的准则和规矩，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适时地变更法令，变换相应的策略。他说商汤和周武并未遵循古代的法令而反倒获得了成功，夏桀和殷纣遵循古法反倒灭亡了。
实际上甘龙和杜挚确实保守了一些，甚至有些顽固。但是商鞅的说法，也仅只是为了能够推行变法而临时设言。谁说商汤和周武变更了古法才成功，桀纣墨守古法才灭亡？事实的情况可能刚好相反。商汤和周武为了争取民心，绝不会轻易变法，尽管他们一定对古法有所改更，但主要还是依据古法，稍作变更，而不是完全毁弃古法，一概采取从前没有的新律。而桀、纣正是为了充分满足自己张大了的人生欲望，才无视先人的成法，胡作非为，最后导致了邦国的沦丧。
变法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阻力常常是很大的。商鞅与甘龙、杜挚的这场争论，对后世的历史影响很大。北宋王安石在主持熙宁变法时，提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强劲说法。他的儿子王雱极力怂恿推助，盛称商鞅了得。当变法受到来自朝野的重臣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程颢、苏轼、苏辙等的群起反对之时，王安石有些紧张和烦躁。王雱竟然说出把富弼和韩琦杀掉，新法就会畅行无阻的意气之言，全不顾宋太祖下达的令后世子孙必须严格遵守的“不许杀士大夫与上书人”的祖训。变法不是杀人，杀人之后，变法更难实施。再说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能杀吗？当杀吗？敢杀吗？年轻虽然常常会有十足的勇气，但是年轻也常常会闯下塌天的大祸，惹出无法解决的麻烦。王雱年少，无知者无畏，变法岂是杀人的游戏？
【作者简介】
王立新教授
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讲“论语”“《老子》”“中国文化概论”“宋明理学概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湖湘学派哲学”“王船山哲学”“《资治通鉴》导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导读”“《三国演义赏析》”“水浒传赏析”等课程。
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湖南地域儒学的奠立与开展》《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等著作十余部。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深圳电视台、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卫视、凤凰国学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电视台等媒体；台湾佛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东南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湖南科技学院等数十所高校；以及全国各省、市、县图书馆、书店及两岸一些民间书院等场域，宣讲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商鞅变法与秦孝公的梦想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商鞅变法与秦国兴亡”系列之一。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