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目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因缺乏记载或资料的遗缺，致使一些虽有疑问但还不算混沌的事情因争议而演变成疑窦丛生的历史事件。有关围绕毛泽东那首写给彭德怀六言小诗的一些文章，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1957年初，《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准备发表毛泽东曾写过的一首称颂彭德怀的六言诗，可能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和谨慎，便于2月6日致函毛泽东请求对诗稿进行校阅。2月15日毛泽东在回复的短信中指出，那首小诗并非打腊子口时所写。
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在信中说“那几句不宜发表”，这首写给彭德怀的六言诗在史海泛起的微澜很快平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彭德怀的彻底平反、尤其《彭德怀自传》的公开发表后，毛泽东这首写给彭德怀的六言诗不但重被提起，而且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毛泽东当年那封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回信是否认曾写过这首诗！这就使得这首本就因写于何时何地混沌不清的小诗，被人为地演变成疑窦丛生的历史问题。
那么，毛泽东否认写过这首称颂彭德怀的六言诗吗？这首小诗到底写于何时何地？是某些文章所言的写于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结束的当天吗？这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彭德怀这张在朝鲜战场手持望远镜略显苍老的照片，真实地映衬出“彭大将军”勇于担当的铮铮铁骨！（图片取自网上）
一、毛泽东否认过这首诗吗？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可知，之前这首诗作曾发表过两次：第一次发表在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上；另一次是1954年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发表在当日出版的《解放军报》上。如前所述，《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之所以致函毛泽东并请求对史稿进行校阅，应该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和谨慎：因当年冀鲁豫军区《战友报》发表的诗稿仅是根据老同志的回忆，而1954年《解放军报》刊登的则基本是依照冀鲁豫军区《战友报》版本。果不其然，毛泽东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回信中表示：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毛泽东回信中开头那句“记不起了”，《著名诗篇“唯我彭大将军”，究竟是不是毛主席写给彭德怀的？》一文作者，竟然解读为毛泽东是“在给《东海》月刊的回信中否认有这回事”（见该文第二自然段）！并进而质疑道：“那么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毛主席写给彭德怀的呢？他们两人中，究竟是谁的回忆出现了错误呢？”（出处同前）无独有偶，另一篇题目为《毛泽东发表赞彭德怀诗的前前后后》文章，也持有基本相似的观点：“也正是首次发表时的错误注释，为毛泽东后来否认他曾创作该诗赞颂彭德怀，留下了最初的隐患。”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网友，也认同这种观点。
那么，毛泽东否认过这首写给彭德怀的六言诗吗？如此解读符合毛泽东回信中那句话的真实含义吗？这需要依据《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1957年2月6日致毛泽东那份信函的目的，结合相关史料文献来进行分析研究毛泽东信中那句“记不起了”，到底是否如《著名诗篇“唯我彭大将军”，究竟是不是毛主席写给彭德怀的？》一文作者所指责的那样。
资料图片：彭德怀与毛泽东。（取自网上）
为有助于加深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先来认真阅读一下这首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毋庸置疑，诗中最后那句“唯我彭大将军”，指的就是彭德怀。而且毛泽东在回信中的“那几句不宜发表”，显然是表明确有其事！既然如此，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予以否认呢？！假若毛泽东果如该文作者所言的“这首诗‘记不起了，……’”，那又应该如何理解信尾所言的“那几句不宜发表”呢？因此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毛泽东信中开头第一句“记不起了”到底指的是什么？
按照《毛泽东发表赞彭德怀诗的前前后后》一文转引的说法，《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1957年2月6日发出的那封信函，是请毛泽东校阅诗稿的——因“该编辑部（指《解放军报》，笔者注）在致毛泽东信中沿用《战友报》的错误注释，继续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写出的诗句。”据此不难分辨，毛泽东回信中那句“记不起了”，指的只能是“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这从毛泽东予以否定的理由中也可得到确切佐证：“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至此可以确定，该文断言的“毛泽东‘否认有这回事’”非但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有“诬陷”毛泽东之嫌！
那么，笔者依据什么竟说出有“诬陷”之嫌的重话？这可从该文作者文中的相关话语中得到佐证：“由于《东海》月刊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同样把吴起镇战斗错写成了腊子口战斗，这就使得毛主席很可能只回忆起腊子口战斗的情况，而没有想起吴起镇战斗的情况，加之时隔20多年，或许记忆不是很清楚了（当然也有可能处于别的什么原因），所以毛主席才表示：‘记不起了，似乎不像……不宜发表’。”这足以说明，这位作者并非没有读懂毛泽东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只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笔者注意到，不少人因后来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遭遇，将毛泽东所言的“那几句不宜发表”，理解为其时毛彭的关系已经不睦！但在笔者看来，这恐怕依然是理解有误。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进行歌功颂德，从而开创了党的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的先例。试想，毛泽东回信时“八大”刚过去不到半年，诗中又明确地赞颂“唯我彭大将军”，这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至少没有明确证据表明，1957年时毛与彭的关系已破裂。因此，将“不宜发表”臆测为毛泽东对彭德怀已“不感冒”或“有看法”，未免过于牵强。
二、这首诗是毛泽东因吴起镇“切尾巴”战斗而写的吗？（上）
根据笔者考证，最早提出毛泽东此诗写于吴起镇战斗后的，主要见诸于《彭德怀自述》、《杨尚昆回忆录》及《伍修权将军自述》等书中的有关说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三人对此的回忆略有不同且都比较含混：《彭总自传》中的说法是：“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予夸奖……”；杨尚昆：“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毛主席十分高兴，写下了那首很有名的六言诗，……”；伍修权：“这一仗是进入陕甘苏区前的最后一战，……。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不难看出，杨、伍的说法都比较含混，且从成文时间上推断，恐怕或多或少都是受到彭德怀《自传》中说法。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彭德怀《自传》中说法？
《毛泽东发表赞彭德怀诗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列举了这样一则实例：早在1954年《解放军报》庆祝八一建军节发表此诗不久，彭德怀就做出过相应解释：“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读报后，……，于是便向彭德怀询问这首诗的写作历史背景。彭德怀看了报纸，……，于是以当事人的身份作出纠正：‘攻占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一军团打的，不是我指挥的。这首诗不是在腊子口写的，是在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写的。’”（详见该文“《解放军报》沿用错注”一节）注意！彭德怀此时表述的，仅仅“是在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写的”。此时的彭德怀正处于人生意气奋发时期，与之后的身陷囹圄不可同日而语！
众所周知，人的记忆往往是靠不住，彭德怀在文革中所写的《自述》中非但有可能将时间和地点误忆成是吴起镇击败敌骑兵后，而且对这首诗内容的记忆也产生了错误：“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可见，个人自述中有关涉及到史实的，应能与史料文献相互印证的方能作为史证。具体回到毛泽东这首赞颂彭德怀的六言诗到底写于何时这个问题，当然不能空口说白话，必须简要回顾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的大致过程，借助文献史料从时空上来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根据文献资料中的明确记载，1935年10月17日下午敌骑兵开始尾追红军陕甘支队的。故毛泽东在当晚二十一时给彭德怀的电文指示：“三、如该敌续追，拟于后日在铁边城以东地区回击消灭之。”（见《红军长征·文献》第724页）彭德怀于次日晚二十时电告毛泽东：“一、本日午前八时，敌骑约三百余在铁角城北端□里处与我平行东进，十三时在左家要险发现骑兵约八百余，其似有三个团，……”，“三、以敌情、地形判断均不易消灭该敌，明日仍须继续东进，诱其深入接近赤区与其作战为有利，如何望复。”（见《红军长征·文献》第725页）但因19日红军陕甘支队在“铁边城以东地区”伏击敌追兵未果，彭德怀指挥第二纵队及第三纵队的干部大队进行阻击，掩护第一纵队及第三纵队向吴起镇挺进。
毛泽东率领第一纵队于是日傍晚进抵吴起镇后，随即于十九时电告彭德怀：“一纵队本日到吴起镇及其前后十五里宿营。明（二十日）以准备作战姿势在此休息一天，对来敌筑工事警戒，并派队向来路游击”，“二、三纵队明日宜靠近吴起镇，在其以南二十里左右地区宿营”。但仅过了一小时，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发来新的电文——将前电拟定的“二、三纵队明日宜靠近吴起镇，在其以南二十里左右地区宿营”，改为“二纵队明日应移至吴起镇之西北地区之梁家台、朱家梁、郭沟门一带宿营，三纵队则移至吴起镇东北地区之彭家沟门、走马台、刘家坪一带宿营”，目的是“为便于与敌作战”，并再次要求彭德怀“请来吴起镇”。
毛泽东之所以改变想法，是原以为吴起镇只是苏区的边缘，进抵后发现已进入陕北苏区，因而产生了新的想法。彭德怀二十日何时进入吴起镇的因缺乏明确记载不得而知，但毛泽东二十日的大致活动如下：根据时任当地游击队队长的张明科回忆，二十日上午他被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召见。依据谈话内容及“毛主席说一句，一位同志‘翻译’一句”推断，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整整一上午。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追击部队上午八时即向吴起镇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的进攻分为左右两路：左路东北军的骑三师（两个团）和骑六师共五个团在白凤翔指挥下，沿头道川向吴起镇北侧发起攻击。在此处进行阻击的，是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所部。右路是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在其团长马培清指挥下，沿二道川从正面向吴起镇攻击前进。在二道川担任阻击任务的，是红军陕甘支队第三纵队的干部大队。整个战斗持续到傍晚方结束。
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使毛泽东等意识到如果不能予以重挫，很难摆脱国民党的骑兵追击部队。于是毛泽东便于当日下午，叫来第一纵队的聂荣臻等——“他给我们交代，要想办法打它一下，要我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再下决心。当天下午我们跑到前边阵地上看了看，看究竟打得赢打不赢。……傍晚回来，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我们应该出击。”（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92、293页）。杨尚昆对于之后召开的作战会议是这样记叙的：“我们刚到陕甘苏区，敌人的骑兵也跟着追来了。毛主席召开了一个小会。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么一大堆人跑来，如果不把跟来的敌人打退，让他们也进入陕甘苏区，使苏区人民遭殃，我们就对不住苏区的人民。所以，一定要下决心在这里打一个胜仗，最少是把敌人打退，不让他们跟着进苏区。”（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51页）。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可以确定，《著名诗篇“唯我彭大将军”，究竟是不是毛主席写给彭德怀的？》一文所描述的，“彭总说，当时他和毛主席就这个问题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电报送发后，彭总就去看地形，回来看到桌子上放着毛主席写的这首诗，……。当时他拿起笔来把最末一句的‘惟我彭大将军’改成了‘惟我英勇红军’。”（见该文第六及第七自然段）没有存在的余地及可能！其时除担任阻击警戒的部队外，所有部队都麇集在吴起镇周边，而且毛彭及林彪等均出席此次军事会议，电报能发给谁呢？更何况《红军长征·文献》中，并无二十日发送电报的文档记载。
三、这首诗是毛泽东因吴起镇“切尾巴”战斗而写的吗？（下）
关于红军陕甘支队二十一日“切尾巴”的具体作战部署，尚无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可以佐证或支撑，而正规军史中的记载非但十分简单，而且存在一定的错误。根据笔者考证，其时红军采取的是依然是先打弱敌的惯用战术——第二纵队在头道川阻击并拖住敌骑兵主力，第一纵队围歼二道川的敌马培清部后，再转到头道川与第二纵队一起围歼敌主力白凤翔部。没料到当林彪率一纵一部上午十时迂回到“唐儿湾”时，发现马部已于凌晨回撤到西北侧的山上去了。击溃马培清部后卫营后，林彪等没有片刻犹豫，打扫完战场，除留下一个大队原地监视，主力随即转向头道川，配合第二纵队围歼头道川的敌军。其时白凤翔部前卫团已被（红军）第二纵队诱进杨城子以东的沟里（川道）包围起来，中午时分白凤翔一面加强正面进攻，一面命令其后卫团沿中间梁向红军侧后迂回，同时命令位于后面的骑三师赶上来增援。
这是目下可见的唯一一张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的示意图，虽存在一定错误（笔者考证），但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战况。（图片取自网上）
就在敌骑三师前锋行进到沙洼子附近时，林彪所部赶到了——刚好翻过中间梁！在红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下，骑三师以为中了埋伏，掉头便顺着头道川拼命向回（西）逃窜！白凤翔听到身后传来的密集枪炮声，马上意识到退路已绝！此刻手下三个团正陷入苦战。还未等他做出调整，红军陕甘支队发起了总攻击！原先埋伏在中间梁二道川一侧的第四大队和第十三大队赶了过来，从侧面向沿中间梁向头道川迂回的敌军展开迅猛攻击！由于中间梁的山路弯曲狭窄，排成一字长蛇阵的敌军无法组织起有效反击，只能各自为战，没过多久就被冲垮、溃散了！白凤翔一看大事不妙，率先带领其卫队等沿着靠近刘台的一条向北的山路逃跑。由于红军陕甘支队受兵力所限，之前并未在这一带没有部署部队，故溃散的敌军一起涌向这条小路。（红军）第十大队、第十一大队及第四大队等部，尾追沿这条小路溃逃的敌军一气追杀出二十几里！直到敌骑兵跑远了，才留下一支小部队监视警戒，其余压着俘虏返回头道川。
由于白凤翔部逃向两头，在沙洼子一带截断敌军的林彪率领的第一大队等部反而无仗可打，只能在原地观察警戒。下午四时后林彪等见战局已定，便决定回头对付躲在南面山梁上的马培清部。此时躲在山上观战的马培清已意识到白凤翔部已彻底溃败，慌忙指挥部队下山，企图越过二道川与三道川之间的中间梁，然后下到三道川逃跑。发现马培清部开始逃跑后，留在原地监视的（红军）第二大队奋力抄近路翻过中间梁，终于在三道川的齐桥附近追上了敌军留在后面掩护的一个营，并一路追打到李新庄。由于三道川是大路，马培清部又全都是骑兵，所以只消灭了不到一个营。战至此时，吴起镇“切尾巴”战斗完全结束，红军陕甘支队大获全胜，歼灭敌骑兵约两个团的兵力、击溃另外四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物资。
那么，毛泽东与彭德怀到底何时回到吴起镇的？虽然史料中无明确、直接的记载，但还是可以通过相关情况及文献资料，来进行合乎情理与逻辑的推断与考证。
按照《著名诗篇“唯我彭大将军”，究竟是不是毛主席写给彭德怀的？》一文中给出的说法，“吴起镇战斗时，任陕甘支队作战科长的伍修权1982年回忆：下午四、五点钟，毛主席带了警卫员和通讯班到指挥位置，我们陪着毛主席走到阵地，他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用心倾听枪声的方向，当他听到枪声正慢慢移向远方，并且逐渐稀疏，判断敌人在退却，才比较放心地回到宿营地。这一仗是进入陕甘苏区前的最后一战，进了苏区以后敌人就不敢再追了。毛主席当时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可见他对彭总的器重和赞赏。”上面所言的这个临时指挥所，设立在头道川与二道川中间梁的一个约上千平方米的平台上，该山（塬）原名平台山，后当地政府为纪念“切尾巴”战斗改名为胜利山——位于吴起镇以西、空中直线距离约有八华里之处。
参考图（百度截图）。胜利山（左侧绿点处）至吴起镇的小路清晰可见。
我们可以依据伍修权回忆的时间以及路程来简单推算一下：从图上看，从胜利山回吴起镇的山中小道，上上下下、曲折蜿蜒，约有二十华里左右。加上天色将暗、山路难行，毛泽东等即使下午五时开始回返，最快也要晚七点以后方能抵达。彭德怀的返回时间，显然应在头道川的战斗基本结束时——应略晚于毛泽东开始回返的时间。但考虑到彭德怀骑着马，走的又是头道川的大路，且路程要近一些，所以正常情况下应略早于毛泽东。根据文献资料中的明确记载，毛泽东与彭德怀于当晚二十时，共同签发了给林彪、聂荣臻等“消灭毛炳文先遣兵力部署”的电报。不言而喻，毛泽东在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又要吃饭又要同彭德怀等进行研究，形成命令后还得译成电文才能发出。所以，不存在毛泽东写好那首诗放在桌子上然后因故离开，彭德怀回来看到进行改动的可能时间与条件！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在发完电报之后再来写这首诗呢？从当晚发出的电文推测，恐怕难有闲情逸致——“（一）本日已将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全部出溃，缴获正清查中。”——这句电文足以证明，直至晚八时部队还未打扫完战场，而且连敌军的具体情况都还未搞清楚。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要为第二天（10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准备。在这次史称“吴起镇”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报告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其主要内容有五条之多。在随后的讨论中，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博古、贾托夫、张闻天、彭德怀等先后发言。最后，毛泽东又为大会做了总结发言。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在吴起镇战后书写给彭德怀的那首六言诗的说法显然无法成立！
那么，毛泽东到底与何时写的那首六言诗呢？笔者又凭什么推断，毛泽东的这首六言诗写于红一方面军之后的西征期间呢？
四、毛泽东到底于何时写的那首诗？
在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再来阅读这首六言诗。诗云：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仅从字面上看，这首小诗十分简单，总共只有四句二十四个字，既未用典亦无冷僻的字，似乎很好理解。但如果不结合历史去领会，恐怕就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第一句“山高路远坑深”，描述的是陕北一带特有的地理地貌：突兀而起的山梁（塬），纵横交错的沟壑，放眼望去光秃秃的好像无穷无尽！从这道梁（塬）到对面那道梁（塬）眼瞅着只有二三百米的距离，可你得先下到沟底才能再顺着小路往上攀——至少得走上个把小时才能爬上对面梁！正如那首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所叹息的那样：“一个在那山上（呦），一个在那（呀）沟”；“咱们招（个）手（地）容易，（哎呀）拉话话儿（地）那个难”。六盘山以东都是这种地貌，当然也包括吴起县及其周边。
第二句“大军纵横驰奔”，当然说的是威武雄壮的红军似蛟龙入海，东奔西战，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可这与红军陕甘支队在进抵吴起镇时的窘境相去甚远——根据彭德怀的回忆，红军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时共有一万四千多人，其中近三千为中央纵队（约两千人）及伤病员。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2000多华里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过程中，一路上不断有掉队和逃跑的，进抵吴起镇已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仅剩不到八千人的队伍中，尚有近两千余非战斗人员和伤病员。据时任赤安县六区一乡（吴起镇归该乡管辖）苏维埃主席的刘景权回忆，“红军头戴破军帽，有红五星，衣服不统一，有穿灰色的，有穿缴获国党军衣的，有穿半截裤的，大部分穿麻草鞋。”（见刘景权《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回忆》一文）不难想象，此时的红军陕甘支队很难称得上是纵横驰奔的威武“大军”？！
第三、第四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不言自明，无需赘述。
所以吴起镇“切尾巴”战斗，大致也就与最后两句诗文勉强吻合。进入陕甘苏区后就大不同了，越过万水千、历尽艰险的中央红军终于到“家”了！中央纵队及伤病员等被安顿下来，不必再遭受颠沛流离之苦，部队免除了后顾之忧，将士们得到了修生养息。尤其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一方面军野战部队增至一万三千多人，连续取得直罗镇及东征、西征等重大胜利！所以这一时期，才更切合那首诗里形容的状况。而符合第一句“山高路远坑深”描绘的，是西征之时——这正是笔者观点的依据所在！
那为什么后来的有关文章及著述等，都众口一词强说是写于吴起镇“切尾巴”战斗之时呢？笔者以为，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与某些作者为了佐证其观点的正确不择手段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在彭德怀等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随意凭想象去引申甚至添油加醋，其中最不可取的就是不惜篡改——如某位作者在其文中，居然将伍修权回忆的“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这句，刻意地修改成“毛主席当时写了一首词”！
其实仔细阅读彭德怀、杨尚昆及伍修权等人的回忆便可发现，只有彭德怀明确地讲是“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但这与他1954年告诉其军事参谋的“是在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写的”（见本文第二章）有所不同。而杨尚昆与伍修权的回忆均写于九十年代，他们为何在明知彭德怀的说法后没有确认是吴起镇呢？笔者以为，这恰恰说明他们对历史的敬畏与尊重！
笔者起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乎所有认定写于吴起镇战斗的的文章及著述，都不遗余力地否定冀鲁豫军区老同志回忆的毛泽东是通过电报写给彭德怀那首诗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否定打电报的方式才能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这些文章的手法是抓住老同志回忆中有关写于腊子口战斗的错误，进而将打电报的方式连带一起否了。其实这些文章的作者心底里还是颇有些心虚——难道那些老同志的回忆就一无是处？！这显然在逻辑与情理上是说不通的。于是就出现了两种似是而非说法：一种是直接否定，并借别人的嘴，臆想出毛泽东写好诗离开后被彭德怀发现并改动的画面。另一种是曲径通幽，将打电报的时间改成是发生在吴起镇战斗前一天晚上，电报是打给别人的且内有“山高路远沟深”的字样。本文前面已借助文献资料及时空进行了探讨，此处无需赘述。
这些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如此，恐怕只是将目光盯在毛泽东回信中，那些他们感兴趣的片言只语上，却忽略了毛泽东那封信中显露出的重要信息（细节）——前面两句都是针对写于何时何地的，后面那句则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些人恰是因为忽视了其中的关键含义，才导致后面一系列错误的出现，正如古人所谓之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客气地说，无论那些文章中的描述多么的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却根本无法经得起历史（时空）的检验与推敲！其时的吴起镇贫穷落后，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毛泽东等只能借住老百姓家的窑洞。
其时吴起镇的风貌。（图片取自网上）
根据《陕西日报》参观吴起镇革命旧址的记者撰文介绍，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室是户主的碾磨窑，同时也是左权、聂荣臻同志的旧居，条件十分简陋，这些红军的指战员们休息时都是铺着草席打地铺。”（详见霍强、强继霞著《长征永远在路上—探寻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吴起后的故事》一文）所以，这显然与那些文章的作者们的臆想出的毛泽东住处的情况与条件，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那么，毛泽东信中所言的的那句“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才是准确的呢？
结合相关文章中透露出的《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请求毛泽东校阅的片言只语，之前老同志对这首六言诗的回忆，大致误以为是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给前方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发报时附在某封电文之后。稍微动动脑子，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合情理之处：打腊子口时毛泽东在前方，具体是林彪等指挥的。按照常理，毛泽东应该只会在电文中告知胜利的消息，怎么会在电报中写诗赞颂与此战没多大关系的彭德怀呢？这就是毛泽东“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的确切含义。所以，毛泽东否认的是在那种情况下“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并非是否认通过“打电报”来传递这首诗的。
另外一个被忽略的重大史实，是这首诗为何偏偏是由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率先发表？其时的冀鲁豫军区部队，主要由原一一五师所部发展壮大而成，不难猜测，回忆这首诗的老同志显然也是原红一军团师团以上干部。如果按照某些文章的描绘，这首诗是毛泽东在吴起镇战斗胜利前夜或当晚所写，那最先口口相传这首诗的就应该是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的有关人员，而非远离中枢的部队人员！退一步讲，如果确如那些文章臆想的那样，接近中枢的杨尚昆与伍修权等人怎么会不清楚呢？因此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彭德怀西征期间指挥红一方面军所部某次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发电报祝贺时附上了这首小诗。彭德怀在电报上改动后并未声张——这也符合彭总的为人，其后便口口相传到红一军团的师团等干部耳中。笔者的这个推测是否正确，还需经过历史的检验。
行文至此，无复赘言！老同志的回忆不可能完全都是错的，相对于更了解那段史实的前辈们，那些文章作者们在全盘否定老同志回忆的同时也否定他们自己——无形中恰好与哲学之“否定之否定”的原理相吻合。
初稿于2020年12月22日，二稿于2021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