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丨作家张扬先生发来视频——触动铭记我心的春晚记忆

作者 / 梁平（媒体人、作家）

今天是腊月二十七，还有三天即是除夕。

时间倒回二三十年，天南海北的人奔波在回家过年的路上，而我却背着行囊只身北上，去采访万众瞩目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我在央视春晚直播现场度过了20多个除夕，写下数以百万字的春晚新闻。

而今，我几近解甲归田。今天上午，经典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张扬先生，从湖南岳阳给我发来一个视频，内容是赵忠祥、马季、姜昆、游本昌、赵丽蓉、倪萍、王刚、李谷一、蒋大为、李瑞英、刘伟、冯巩、郁钧剑、郭达、鞠萍、张明敏、陈佩斯、宋丹丹、刘德华、那英、蔡国庆、郭冬临等艺术家在历届春晚的镜头合集。

这个视频触动了铭记我心的春晚记忆……

作者夫妇与作家张扬（右二）、四川人民出版社陈小梅编审（左一）在南京。

壹

我认识央视春晚，是上世纪的1987年，春晚刚刚办完5届，还只有5岁。

5岁时的春晚仿佛一位美少女，面庞清秀，眼眸清澈，亭亭玉立，娇羞可人，由内而外散发出清新自然的气韵。

转眼38年了，春晚不再是那个“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美少女，她已过了而立之年，不仅不再万众瞩目，相反，倒成了一些人纷纷吐槽的对象。这便是时代的年轮留下的痕迹。

时至今日，对于我这个情系春晚38年的报道者、研究者来说，春晚几乎演变成了尴尬的“乡愁”，挥之不去。而对今天的观众来说，春晚就好像是停留在地球的某个经纬度上的“文化遗产”，被禁锢在一道道枷锁中，想要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已不那么容易。

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人们常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春晚无论怎样的众口难调，观众的眼光再怎样挑剔，也无法斩断我和春晚千丝万缕的联系。春晚命运与救赎的主题，一直是人们关切的话题。

刚刚当上记者时的作者，模样青涩。(摄于1987年)

作者30年前在央视大楼前的留影。

1987年，作者以南京日报社所办的《周末》报记者身份采访央视春晚，成为国内媒体进入央视春晚除夕直播现场第一人，开启了国内春晚全景式报道模式。作者30多年前在央视大楼前的留影，干练且有几许“文艺范儿”吧！

作者在2000年央视春晚直播现场。

2015年2月初的一天。

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新浪网娱乐新闻记者程兴家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说：“梁老师，听国内媒体圈的人介绍，您是采访央视春晚的资深记者，希望采访您，听您讲讲春晚的故事……”

程兴家的执著与坦诚打动了我，一连几天的某个时间段，我如约接受了她的电话采访。素昧平生的我们，一开始是同行，后来就成了朋友。

大约一周后，程兴家采访我的成果见诸新浪网娱乐频道头条板块，她制作了两个专题，一是文字报道《揭春晚旧事：王菲节目遭毙 赵本山两被退货》，二是《春晚图什么：老记者眼中的春晚最美面孔》图集报道。报道推出后，包括新华社在内的数百家门户网站纷纷转发，点击量超过了1000万次(部分网络截图附后)。

新华网报道截图。

人民网报道截图。

新浪网对我的有关春晚故事的系列采访报道，出现了轰动效应，关注度之高，我始料未及。这时，我忽然发现，尽管时过境迁，春晚已难再现初创时期的那种辉煌，但春晚毕竟已经成为一种春节文化中的“新民俗”，并非多数人对春晚心怀茫然，说春晚仍然为亿万观众所瞩目并不勉强。

作为采访春晚的亲历者，我当客观、真实地记录那些为春晚付出过辛勤汗水甚至生命的创作者们的艰辛与努力，让观众、读者了解他们一以贯之的担当。

1987年岁末，我所任职的南京《周末》报主编洪鑑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去北京采访央视春晚。

当年，国内广州有《南方周末》，业内称“大周末”；南京《周末》报，业内称“小周末”，两张周末类报纸在全国均有广泛影响力。我是刚进报社半年的新人，从事文化娱乐新闻采访。领导认为我挺机灵的，采访明星不怯场，让我去闯一闯。

对我来说，这个任务就是“军令”，必须无条件执行。然而，当时的我，在北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什么人也不认识，一旦到了北京，所面临的是举目无亲的局面。看到我有些犹豫，报社的编辑、记者老师速泰春、王宏泉、吴晓平(现为南京电视台《听我韶韶》主持人)、陈陵、陈泽新等人便给我出点子，鼓励我先找南京籍参加春晚的演员采访，从这里打开突破口。

或许是我天生的脸皮厚、胆儿大，抑或是无知者无畏，我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独自上场。

那时，我是刚出道的小记者，按级别只能坐硬座去北京出差。我在火车上一夜没合眼，压力、兴奋像两团火球，燃烧着自己。只盼快快天明。

我当时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就知道参加过1984年春晚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喜剧艺术家游本昌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他妻子叫杨慧华。游老师1984年春晚演出的是哑剧小品《淋浴》。只有去找他，别无选择。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也不知道游先生家里电话号码，只能到他所在的剧院去打听。

到了北京，在北京站外的早点摊匆匆吃了点东西，就乘公交车直扑中央实验话剧院。北京地大，等转了3次车赶到剧院，已近上午11时。

“师傅，您好！我是游本昌老师的老乡，从南京来的。麻烦问下游老师家里的电话，还有他家的地址。谢谢您！”站在剧院的门卫室门口，我大大咧咧地问着。

门卫师傅回我：“找游老师啊，他可不在团里，好像是去春节晚会剧组排练了，好些日子没来团里。这可不好找。”

“那您可以帮忙查一下游老师家里地址吗？我这给他捎带的东西，得给他送到家里。”

“那行，我给您找下。”

说心里话，那个年代的人都非常纯朴，也都是热心肠，乐于助人。片刻，他抄了个地址给我，现在依稀记得是芳草园这个地儿。我拿到地址，谢过师傅，转而直奔游老师家。

一个多小时后，我叩响了游老师家门，但里面无人应答，家里没人。

已至中午。我下楼在路边小饭馆买了份盖浇饭，一个菜，蒜苗炒肉丝。狼吞虎咽，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隔锅饭香吧。

吃完饭，我便守在楼道口，等候游老师家人回来。12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挺冷的了。再加上楼道口寒风凛冽，站的时间长，脚都冻麻了。不得已，又跑到街上的商店里暖和暖和再折回去守候。

午后3点钟左右，眼见一位女士开门进屋，我琢磨着，从年龄上看，她应该是杨老师吧！我紧随其后，“您是杨老师吧？”

女士转过身来，“我是杨慧华，您是……？”

我忙不迭地拿出《周末》报，自报家门，说出来意。

知道我是南京来的记者，杨老师热情地招呼我说：“来来来，进屋说。午饭吃了吗？”

“吃过了、吃过了。”我心头一热，连说了几声。

杨老师给我沏上茶，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说：“今年春晚是邓在军任总导演，别看她是女导演，可是军人出身，说一不二，她一再谈到不允许演员接受采访严格保密的要求时铿然有声。况且剧组在部队内的营区里，地方电话打不进去。想进去采访，难呐。”

杨老师的话似一盆冷水，兜头浇得我浑身冰凉。瞬间，我便想到，如果采访不成，哪有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我顿时有了从天堂坠入地狱之感。

“那游老师住在剧组吗？”我问着，脑筋却在急转弯，寻思对应之策。

“他是住在剧组，都快一个月没回来了。不过，我告诉你地址，你可以去试一试。”杨老师显然看出了我内心的急切，用安慰的口气给出了建议。

“那您告诉我剧组的地址，我自己去试试。如果您要给游老师捎什么东西，我正好可以带过去，也有个借口进去。”我说。

杨老师见我这么一讲，顿时乐了，“南京人就是聪明！”她说。说完，她迅速从衣橱里找了几件游老师的衣服包好，又拿出一些食品，“你把这些带上，到了部队营区门口，就说是游本昌家里人，给他送生活用品的。你如果路上饿了，这些食品你也可以吃，不要客气啊，小梁记者。”之后，她又在一张纸上仔仔细细地写下先坐哪一路车，再转哪一路车，明明白白。

杨老师的热情好客，让我无比感动！我终于体会到一个年轻人走上社会，远离故乡时“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的现实含义。况且，从辈分上讲，游本昌、杨慧华老师是我的长辈，头回见面，杨老师能这么帮我，游老师也一定会帮我！这样想着，心里暖暖的。我拿着这么些东西，在向杨老师道谢后直奔公交站台。

那个年代，交通方式单一，站台人多拥挤。大约花了两个小时才赶到翠微路上的解放军某部营区大门口。

北方的冬季天黑得早，傍晚便已经暮色沉沉。

站岗的哨兵伸手拦住了我，他问：“同志，请问你找谁？”

“我是演员游本昌家里的人，给他送生活用品。”我强作镇定地说。

“请您稍等，我打电话让游老师来接你。”说完，他便用内线给剧组报告，请游老师到大门口来一趟，有人找。

“谢谢您了！”我感激地说。

哨兵口中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个“接”字，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看来进去有门儿了。在等游老师出来的间隙，我主动与哨兵套近乎，告诉他我是1979年的兵，部队在山东烟台，属济南军区，也曾从事喜剧创作(其实是相声作品创作)。哨兵听着，不时点头，目光却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

这时，哨兵接到了一个电话，“游老师在开会，这会儿来不了，要不你登记下，把东西送到西楼219房间？”他问我。

“好！好！”让我进去，心里求之不得。我走进值班室，掏出南京市药材公司的工作证作了登记，然后拿着会客单走进大院(这里要交代一样，我从部队回到地方后，被分配在南京市药材公司工作，后被破格录取进入报社。离开原先单位后，工作证便成了一段经历的物证。但没想到它还会为隐瞒自己的记者身份派上用场)。

顺着哨兵的指点，我很快找到了西楼，那是一幢4层招待所，进进出出的人挺多的，看这些人的着装、说话，就知道是演艺界的人。进到楼内，还有“岗哨”，“您是找游老师的吧？上二楼右拐第6个房间就是。”

我一边谢着一边上楼，219房间很快找到。房间的门虚掩着，我轻轻敲了几声，无人应答，便推门而入。房间内有两张床，两张沙发，一张写字桌，桌上摆放着一摞一摞的台本、稿纸还有笔墨。

房间里有暖气，我脱去外套，一夜一天的奔波，确实累了，便不把自己当外人，倒上一杯热水，靠在沙发上打起了盹。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浑厚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小同志，你是找我吗？”

我睁开眼，“游老师啊，您好、您好！我是南京《周末》报记者梁平，专程来北京拜访您的。”

“我可是《周末》报的读者啊，你的名字我见过。这次来是打算采访春晚吗？”游老师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

“是啊，游老师，请您一定要帮学生这个忙，先谢谢您了！”

慈眉善目的游老师说：“你是我的小老乡啊，这个忙我一定会帮的。”他告诉我，剧组的任何消息都对外严格保密，不能明着采访，只能暗中观察，收集素材。他允许我在他这间房里“潜伏”几天，只要有演员来串门，就可以抓住机遇作采访。

我不住地点头称是，感激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正和游老师聊着，房门忽然被人推开了，只见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捧着个茶缸走了进来，边走边说：“游老师，海外来人了？”语气有些俏皮。

游老师朝我使了个眼色，说：“你不是要采访吗？这就是自投罗网的采访对象啊！”

我仔细一看，来人正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朗读者和1986年、1987年两届春晚的主持人之一王刚。

“王老师好！”我连忙起身让座。王刚身手极快，一把按住我的肩膀，“你是游老师的客人，你坐，我这就坐床上，不碍事。”

游老师对王刚说：“梁平是南京《周末》报记者，我的小老乡，这次来采访春晚，王兄给行个方便？”他的语气像是在说台词，说完两个人不约而同都乐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当红明星近在咫尺的采访，或许是有游老师撑腰，我底气特足，见谁也都自来熟，什么问题都敢问。

在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里，我“潜伏”了4天。一日三餐，均由游老师等大腕给捎带到房间。每天入夜，正是演员们排练上劲的时候，我也敢到隔壁房间串门了，对外一概宣称“游老师亲戚”。有了这块挡箭牌，我分别见到了赵丽蓉、孙道临、姜昆、唐杰忠、侯跃文、刘晓庆、笑林、韦唯、程琳、成方圆等人，并对其中的一些演员作了采访。其中有一天下午，我还混在这些大腕们中间，和他们集体乘大客车去央视春晚现场走台，因为是春晚剧组的专车，进央视一路“免检”。

作者应邓在军导演邀约，在浙江千岛湖采风。(摄于1993年)

1998年，作者与周尔均、邓在军夫妇相逢中国电视金膺奖。

我在邓在军总导演眼皮子底下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采访处女作”，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

进了春晚剧组，因为行动受到限制，与外界失去联络。报社得不到我任何消息，领导也是心急如焚，担心我出了什么意外，但又联系不上，干着急。

4天之后，我收获满满地离开春晚剧组。与游老师道别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除夕那天混进春晚现场采访。

游老师皱着眉头说：“这演员都是一人一证，进央视要过几道武警值守的门岗，每道门都要查验证件，插翅难进啊！”

我说：“游老师，您看啊，只要坐春晚剧组的车进台里，就有机会进去。”游老师听罢，会心地笑了，“小梁啊，你是做记者的料，能钻。”

贰

1988年春节前两天即腊月二十八，我再次北上，终极目标是除夕夜进入春晚现场采访。在此之前，尚无央视以外的报纸记者除夕夜进入过现场采访，没有先例。

和上次一样，我到了春晚剧组所在的军营大门口，故伎重演，顺利进入。好不容易熬过两天，到了除夕中午，剧组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问题来了。

原来，家在北京的演员腊月二十九录完“备播带”后都放假回了家，除夕下午5时，各自到春晚现场集中，不再从剧组这边走了。这么一来，从剧组这边走的，也就是少数外地演员和编导、剧务人员。我要搭他们的车去春晚现场，无异于找死，一旦被发现，立马会被“请”下车。

作者与游本昌老师合影。(摄于1988年)

作者在游本昌老师家里与他们一家人的合影。(摄于1991年)

2018年，作者在游老师家做客时留影。

正当我十分着急时，游老师给我想出了个绝妙的办法，他说，下午3点来钟会有道具车去春晚现场，道具中演员的各类服装占大多数，进了央视大门得由人一趟一趟地往后台和化妆间送。到时候，你可以佯装剧务，混迹其中，下车后你捡带着衣架的服装抱在胸前往里面走，抱得越多越好，把身子全盖住，只露个脑袋喘气就成。当你成这样时，大门口值守的人想看你证件都无从下手。试一试，行不行就看你的造化了。

当年春晚，游老师与赵丽蓉等人表演的小品《急诊》，开场第3个节目。根据邓导的要求，为确保演出成功，他们除夕下午还需打磨。所以，他无法脱身来搀扶我前进。这个关键时刻得由我自个儿铤而走险去“表演”，演砸了，卷起铺盖打道回府。

下午3点，两辆道具车从剧组出发直奔位于复兴路的中央电视台春晚现场。上车没费周折，因为我戴着一顶流行的导演帽，围着个红围巾，脸上上了淡妆，挺有气质的。车上的人以为我是搭便车去春晚现场的演员，便无人问津了。

道具车在长安街上飞快地奔驰，大约半个多小时，就开到了央视大门口，我从车上远远望去，已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几分钟后，道具车稳稳停在进演播大厅的台阶前，剧务们开始卸货，有整箱的，有散放的。我抱起一大片散放的服装下了车，剧务们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听见他们一口京腔在议论：“得嘞，今儿碰上一‘雷锋式的演员’，还给咱搬道具呢。”

我搬着服装佯作吃力状，径直往里走。值守的武警战士看我如此敬业，纷纷上来搭把手。就这样，我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春晚核心区域，春晚的城池坚守看似固若金汤，却现百密一疏。

听参加过春晚的演员说，后台会有央视保卫科的人在各个角落巡查，所以，在一个位置不能待得太久，现场采访要善于打“游击战”。我接受了这个忠告，在现场每采访过一个演员，便溜进洗手间“缓冲”一段时间，把采访到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再出来继续物色目标追踪采访。我从下午3点多进到演播现场，一直到晚上8时晚会播出，进进出出洗手间不下20趟。好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如搁在今天，行踪早就暴露无遗了。

当年的晚会现场，为了达到欢快的效果，很多演员就坐在观众席上，轮到演员表演时，镜头推过来就行了。演出开始前，我被“安排”与台湾歌手侯德健坐在一起。

晚会中，台湾歌手侯德健与妻子程琳同台，侯德健压轴演唱《龙的传人》，程琳演唱《思念到永远》。当时，我就坐在舞台第一排，侯德健演唱时，我一直在镜头中“陪伴”同乐。

侯德健演唱开始时的电视屏幕。

标注的人就是作者。

作者的特写镜头。

我第一次置身春晚现场，便上了镜，而且特写多多，在家乡南京成了一大新闻。那时除夕看春晚是家家户户的唯一选择，《周末》报记者亮相春晚的消息不胫而走。其实，更走运的是歌手毛阿敏，她演唱的一曲《思念》一夜走红，为亿万观众所认识。

晚会零点结束后，剧组在位于西直门的国务院二招举办了答谢酒宴，宴请所有演职人员。我跟随游老师出席了酒会，与会者每人有一份礼品——一个西瓜。在那个物质生活还比较匮乏，又值隆冬季节，这个西瓜简直就是“古董”，人人爱不释手。

宴会进行到凌晨4时许，我和毛阿敏同时买的是大年初一早上7点40分的飞机票回南京。剧组用车将我俩送到首都机场时，天还没有亮。我们各自靠在长椅上眯着了。

天亮后，机场广播通知，因南京突降大雪，航班延至上午10时起飞。大约中午12时左右，我们终于平安抵达南京。此时，大雪后的南京阳光灿烂，街头一片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成功采访1988年春晚，给我带来了很多荣誉，也增添了很多压力。

后来每到春节临近，采访春晚，为读者提供鲜活的春晚直击报道，成为我的一堂“必修课”。我与春晚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从那以后到今天有20余年除夕夜是在春晚现场度过的。

这年春节期间，我开始写稿，写采访到的春晚幕后新闻。

春节后一上班，南京市委领导到报社拜年，点名要接见我，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摊上这个大事，不禁心花怒放。不过还没高兴完，洪主编便悄悄对我说，稿子没抓住重点，写得不理想，要重写。他还召集速泰春、王宏泉、吴晓平和陈陵等人与我一起开会，让我讲采访的细节，帮我拎重点，谋划文章结构。

在几位老师的帮助下，《1988年央视春晚幕后新闻》终于完成。文章发表后，当期《周末》报销售一空。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直严防记者进入春晚剧组采访的总导演邓在军，不久便读到了我在《周末》报发表的春晚专题报道，不禁眼眶湿润。她感慨地说：“这篇报道真实记录了春晚演职人员艰辛的创作过程，尤其可贵的是记者采访并没有影响到春晚的工作，难能可贵！”春节过后，邓在军还给《周末》报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周末》报全文发表。

大名鼎鼎的邓在军与我这个年轻记者由此建立了“忘年交”。后来我去北京采访，只要她知道了，总会请我到她家里作客，留我吃饭。当我告辞时，她还会送我精美的小礼物。

在一片称赞声中，我有几分得意自不必说。有一天，洪主编悄然对我说：“梁平啊，这春晚采访以后可就是你的‘保留曲目’了，好好总结总结，一年要比一年更精彩才行啊！”

坦率地讲，我的压力由此而生。

叁

当下，“保护伞”是个贬义词，无可争议。

不过，时间退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保护伞”未必是个贬义词。那时，我恰恰就是因为有了“保护伞”，才得以顺利地年年除夕“混”入除夕春晚演播大厅现场采访，说来倒也有趣。

1988年国庆过后，1989年春晚筹办工作悄然启动。邓在军急流勇退当了顾问，把总导演的位置让给了年轻人。于是，文艺部赵安、张晓海粉墨登场。两位年轻导演任重而道远。

我给邓导打电话，说想去北京采访春晚。电话那头的邓导一听就乐了：“我给你介绍个能帮上忙的人，他叫王奇，他一准儿有办法。”

那个年代，甭管你是什么来头的记者，进央视采访，没有部门的接待或是具体对口的人到东门“带人”，那肯定是进不去的。11月底，我联系上王奇，才知道他当时是央视某部门的负责人，办公室就在一楼。赴京以后，我直奔央视，在约定时间和地点见到了王奇，他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京腔，“邓导把你介绍给我，这事儿我得给你办踏实了。”他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我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王奇拿着一纸“进门单”，给我办好了进门手续，我跟着这位“内应”，大摇大摆地进了央视。

王奇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向我讲解了进入春晚演播现场的地形，我这才知道，他的办公室离春晚演播现场也就是在楼里拐几个弯便到，非常近。他告诉我，彩排期间，我可以进去“溜达”，见着演员可以采访，但“动静”不能大，“你得学会保护自己，一旦被安保人员发现你是记者，请你出去没商量。还有通常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安保人员会在现场‘巡查’，这个时间段，你得回到这个办公室避避风头。千万记住了！”王奇十分严肃地说。

牢记着王奇的忠告，我在春晚彩排现场悄然采访，在王奇的办公室与演播现场之间进进出出，经历了一次次有惊无险的采访过程。当然，对我来讲，最关键的是除夕能否闯进直播现场采访。

临近1989年除夕，我给王奇打电话，谈了我的想法，原以为他会有顾虑，可谁知他却说：“来吧，梁平，邓导给我关照过了，这个忙我还得帮！”听他这么一说，我激动得眼眶都红了。

这年腊月二十九，我照例坐了一夜火车赶到北京，列车上大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旅客，而我却是“离家出走”，再次放弃了与家人团聚过年三十，这事说到底，是一份新闻人的责任意识给了我力量。

到了北京，我一下火车便直奔央视，王奇把我接到办公室，关上门，对我说：“今儿春晚播出，安保加强了，你什么证件都没有，白天只能在这待着，上洗手间也要速去速回，待到晚上7时观众进场，你再出去混入人群，这是唯一的进入现场的机会。”

就这样，我忐忑不安地在王奇的办公室闭门一天。对我来说，那一天的关键词是忍耐。在特定情形下，目标和忍耐是可以对话的。

晚上7时，我避开了所有安检，闪身融入观众潮，成功闯入晚会现场。晚8时演出开始了，我紧绷的神经终才放松下来，采访水到渠成。

作者与王奇(左一)、杜宪(右二)在南京中山陵。(摄于1994年)

再次进入春晚现场采访，是遇到了贵人相助，我与王奇也成了非常好的朋友。1990年，王奇离开央视，下海经商，从事文化、体育产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些年互联网博客中名扬八方的“棋哥”，便是王奇。

或许有人疑惑：王奇与我非亲非故，何以那么帮我？谜底现在可以揭开，王奇虽是电视人，却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所以，他与我算是惺惺相惜吧！

两度春晚采访，我逐渐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也与许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和央视人成为了朋友。其中，央视知名制片主任段树诚便是一位，我们有了莫逆之交。1990年以后，有多年的除夕春晚采访，是段主任给备的入场券，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现场采访了。

2000年以来，我采访除夕春晚，还得到过诸多“圈内人”的帮助，比如有很多年是分别作为相声艺术家姜昆、小品艺术家黄宏、歌唱家郁钧剑等人的“助理”，与他们一起入场的；也有几年是赵忠祥、倪萍、朱军、周涛等春晚主持人给的入场券，把我“领”进门……还有至今仍不方便道出真名实姓的“线人”，也曾伸出援手，为我的春晚采访铺平了道路，提供了帮助。

游本昌、邓在军、姜昆、黄宏等名家以及王奇、段树诚等电视人，之所以在那些年一直愿意给予我采访春晚的机会，是因为我对春晚的报道一直秉承弘扬主旋律的宗旨，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基调，即便是对春晚不足的评析，也是理性客观，尽可能做到观点新颖、视角独到。我因此而赢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这些年，我与曾经帮助我采访春晚的人，都还保持着联系，我们之间的友谊，堪称地久天长。

对曾经帮助过我的艺术家、导演、制片人、电视人，我一直心存感激，今天用文字对他们表达感谢，或许是对恩情最廉价的偿付，但却是最能够感同身受的。

今天看到张扬老师发来的视频，也让我更加怀念已故的黄一鹤、赵忠祥、赵丽蓉、马季、侯跃文、笑林等艺术家！而视频中的多数艺术家，30多年来与我也一直多有合作，相交甚密。

光阴荏苒，一晃30多年过去了。这30多年，我与春晚一起走过，我对春晚寄予了太多的情感，无论今天的观众对春晚怎样的众说纷纭，都无法斩断我和春晚千丝万缕的感情，春晚将是我永久的记忆和回味。

作者与赵忠祥夫妇。（摄于1996年）

作者与马季。

作者与姜昆在春晚彩排现场。

那个年代，作者是姜昆家的常客。

1988年春晚，赵丽蓉与游本昌等人合演小品《急诊》。 其间，作者采访赵丽蓉并合影。

本书作者与黄宏、杨蕾。

1991年春晚，黄宏与宋丹丹演出小品《手拉手》。 作者在春晚现场与黄宏、敬一丹合影。

1990年春晚，黄宏与严顺开合作小品《难兄难弟》。 作者与黄宏作艺术探讨。

1988年春晚现场，作者与王刚合影。

作者与当年的春晚主持人鞠萍。

作者与当年的春晚主持人李瑞英。

1988年，作者与刘伟、冯巩留下“三人行”照片。

10年后的1998年，作者又与刘伟、冯巩拍了一张“三人行”。 岁月悠悠，三人皆“成熟”几多。

舞台下的陈佩斯，接受作者采访。(摄于1988年夏)

作者与赵本山。

作者(中)在春晚现场与当年参加晚会的张明敏、叶振棠合影。 (摄于1990年)

2004年，作者与黄一鹤、张明敏相聚甚欢。

作者(左二)与邓在军、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歌唱家刘欢和蔡国庆聚首。 (摄于1993年)

作者采访当年春晚主持人倪萍后合影。

从左至右：姜昆、侯跃文、毛阿敏、韦唯、侯德健、作者、卫华、郑健。

作者与冯巩、刘欢聚首。

作者采访费翔后留影。

作者与侯跃文在春晚后台。

作者在中国美术馆参观郁钧剑书画展。

1995年春晚，那英一曲《雾里看花》传遍大江南北。 作者采访那英并合影。

作者与刘德华。

春晚，已处于荆棘丛生的年代，它依然是电视领域受众最广、最难把控、也最容易出彩的艺术平台；春晚，是一代又一代电视人、艺术家的脚印延伸出来的艺术之路。它曾经的辉煌，经历了一个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不寻常的过程。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的今天，春晚如何创新，我们该如何应对，确实是一道待解的难题。因为，现实要比想象复杂得多。

作者简介

新闻从业34年先后供职于《扬子晚报》《周末报》《金陵晚报》和《南京日报》，先后担任部主任、专刊主编以及《文化徽商》杂志总编辑。策划《百家湖》《中国钱币邮票》等期刊创刊号。

著有《央视春晚纪事》(报告文学)、《我所知道的马季》《姜昆家事写实》《冯巩眼中的南京》、《邓在军传奇》《可以披露的聂卫平尘封往事》《<中华之剑>摄制始末》《近观刘洪》《大国良医》《向往百年》等书作、报告文学。开辟过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新闻专栏《梁平爆料》，迄今发表新闻、文学作品500余万字。

先后获得江苏省、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当选南京报业集团“感动人物”“十大读者喜爱的记者”。获得60余项国家、省、市各类新闻奖。其新闻、文学作品除刊发所供职媒体外，还发表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家庭》《知音》和香港《文汇报》等数百家媒体。目前系央广网、新浪网、凤凰网等主流网媒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