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另一面：谁才是沉默的受害者？

​发生于74年前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今天仍对台湾政局乃至两岸局势影响不减。根据白崇禧呈交的报告统计，事件造成公教人员及人民死亡304人、受伤1500余人；军人死亡88名，受伤326名。

白崇禧奉命宣慰台湾后，向国内外演讲，指出“内地来台帮助台湾建设及教育台湾子弟的公教人员及其眷属，被暴徒击毙、击伤者，在千人以上，这确是一件可痛心的事情”。

2月28日，民众数千人捣毁专卖分局，当场击毙职员两人，并将专卖物品焚毁，继则包围专卖总局，开始残杀内地同胞，占领车站。

3月2日，台北市暴徒普遍殴击，洗劫外省公教商贾人员及宿舍，社会纷乱尤甚……外省人有被击毙填入沟渠者，虽妇孺不免。

3月4日，处理委员会占领广播电台，任意播讲，煽动群众，并决议电力公司全由本省人负责工作；罗东暴动自设司令部，抢劫警察局步枪三百余枝。

白崇禧《宣慰台湾报告书》

白崇禧在报告中，逐日记述了二二八事件的发展过程，不乏外省人受害情况，读之怵目惊心。省籍冲突，真是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吗？亲历其境的外省人，又怎么捱过、看待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1945年10月5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兼主任葛敬恩等71名官兵飞抵台北。

尽管日本在台湾受降的签字典礼尚未举行，标志着历经日本50年殖民统治、10余年皇民化运动军事动员，以及数年战火摧残的台湾，重回中国版图。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外省籍的军公教人员、新闻记者、平民商贾，一批批地来到台湾。有的人搭乘飞机，降落在当时残破不堪的台北松山机场，“停机坪破破烂烂，航空公司人员在破铁棚里办公”。更多人搭乘轮船，一眼望去，是日本多年建设的港湾。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会场

1945年10月25日

尽管路上都是黑眼睛、黄皮肤的同胞，但他们彼此语言不通，问题很大。在行政院救济总署台湾分署工作的汪彝定回忆中，当时感觉就像是一群文盲和另一群文盲在一个社会里相遇，自然产生隔阂。

尽管沟通困难，绝大多数到台湾的外省籍公教人员，从心底将台湾民众当成是自己的同胞，并对当地的整洁与秩序印象良好。到任台湾供应局临时被服厂工作的胡文鼎发现，工厂的台湾工友们守时异常，出入时自动让工作人员检查随身物品，温文有礼，“在上下车时随时见到相让妇孺老幼，不但严格约束了自己，同时也憎恶他人的不守秩序”。

台北车站前举行的防空与消防演习

1945年

胡文鼎称台湾不仅四季如春，瓜果美味，更与战乱的大陆隔绝，简直是座逍遥岛。而担任上海《新闻报》记者的王康发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各级政府外没有卫兵，公务人员十分和善，更感到与大陆其他官衙风气大不相同。

在新生的台湾，台湾同胞因抗战胜利，自动由战败国的一员，成为战胜国的公民。突然开放的舆论空间和从政机会，让许多台湾同胞畅所欲言，敢于批评。

刚刚熟悉这片新土地的外省民众完全想象不到，二二八事件就这样陡然发生，自己的财产性命顿受威胁，眼看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台北市城中区战火轰炸后的瓦砾残堆

1945年

台湾民众在飞机残骸中寻找可用物件

1945年

1947年2月28日，星期五。看上去，这就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上班日子。

老家在江苏无锡、才刚20岁的陆润康，正在专卖分局附近的台湾省公路局工作。刚过午后，他看见一堆人聚在专卖局前，熟识的电器行老板示意他快走，一身中山装、穿着标准公务员装束的陆润康发现，路旁一堆人眼神凶恶，不禁有些紧张。

一路上，他听说外省人被人痛打的事。同事们也人心惶惶，下班结伴而行。快到宿舍时，落单的陆润康突然被拿棍棒的五六个人围住，他拔腿狂奔，还是给打了个满脸是血。

他多年后回忆起二二八的那一天，仍是苦笑不解：“为什么要打我呢？我们到台湾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啊。”

上街打人的是谁？显然年轻人占了多数，日军战败后，年过六七十，经历过甲午之痛的台湾民众，多半额手称庆。但接受了日本教育与皇民化思想培植的台湾年轻人们，不少遭逢失业之苦，难以接受翻天覆地的变化。棍棒、武士刀是他们的标准配备，他们下一步的目标则是夺取军械，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打人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大多就是用会不会说日语来区分本省人与外省人。被任命为台中地区防卫司令的黄国书，在火车上遇上了带刀青年前来盘问。没有想到，黄国书既是标准的台湾籍抗战将领，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立即用流利的日语喝斥。年轻人唯唯诺诺而退，但还是警告他，不要穿着国军军服，免遭不测。火车到了台中，政府已经被攻占，黄国书只能转回台北。

台北西门町街头的烟贩，1946年

已把妻子、儿女接到台北的《新闻报》记者王康，二二八当天中午，忙着接女儿回家吃饭。王康看到附近的示威人群，不以为意，之前他也见过两次民众游行，气氛和平。

但到了下午，他发现专卖局已被民众攻入，有人在楼上大声演讲，门窗四碎，办公桌椅、文件随空抛出，群众大声叫好。王康知道情况严重了，一路潜行，见商铺都已关门大吉，专卖局门市部也遭人抛物焚烧，街上浓烟密布。

王康好不容易回到住处，又听到不远的长官公署处传来了枪声。后来他听说那是军警反击示威群众开枪所致，枪响之后，王康熟悉的台湾似乎改了样貌：

本省籍群众像发狂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围殴马路上行走的外省人，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倒在马路上奄奄一息。当时有一班火车刚自外埠开到，下车旅客中有些外省旅客一走出车站就被打伤或打死。他们根本不知道被打是为了何事。

二二八事件中被群众殴打倒地的专卖局职员

王康看着两个徒手士兵被拳头、砖石围殴，他们倒在地上，满身是血地呻吟。不久，又有外省人被打倒在地，另一个士兵经过时，手拿棒球棒的台湾青年用力击打士兵后脑，边打边骂，直到被打者晕倒才罢手。

王康难过地流泪：“我想不到回到祖国的台湾同胞，竟如此残忍，冤有头、债有主，长官公署开枪杀人，你们去打长官公署好了，为什么要找无辜的外省人出气？”

这时，台湾广播电台已被掌握，广播者怂恿本省同胞，收缴枪支，占领机关，找外省人报仇。

王康待在办公室不敢外出，妻子与儿子留在家中，女儿还在学校，大乱临头，一家四口却分散三处。晚上，王康独自在办公室里和衣躺着无法成眠，听说电报、电话都已断绝，全市戒严。他说，这是有生以来的最长一夜。

2月27日傍晚，参与组织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的廖进平听说附近发生了私烟查缉的死伤事件。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让儿子廖德政第二天多多发动学生，组织游行，大感机会不可错过。

关切时局的他不可能不知道，陈仪已经将多数驻扎台湾的军队调回大陆。当时整个台澎，部队仅有5000多人，各单位如果遇到大量群众包围，自保都有问题。

看起来，这正是对长官公署施加压力、争取政治要求的大好时机。但事实上，群众运动实非他们的能力所能掌握，廖进平个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失踪，被当作是著名受难者，马英九曾多次致歉。但诸如他者，又推波助澜地造成了多少外省人的灾厄？谁也说不清。

二二八事件中的台北车站前

和廖进平不同，台湾各地有许多从未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台湾同胞，并不认同这种在街上见人就打的“公平正义”。他们尽己所能地保护外省民众，直至风波平息，而被救助者对这样的恩情也终身难忘。

王康在台北办公室里难以成寐，也不敢外出。第二天上午，他惊喜地看见台湾籍女佣阿绸骑着脚踏车来了。

阿绸说，昨天晚上听说会有人对外省人不利，她就睡在卧室里，王康的妻子与儿子则爬到天花板上，在梁上过了一宿。王康留在学校的女儿也跟老师和同学在教室冻了整晚，但平安无事。王康夫妇对于阿绸的善良与热心，十二万分的感谢。

在新竹，随父亲到台湾任职、年仅7岁的冯毓嵩，跟母亲在家里等待到台北开会的父亲回家，但没有想到推门进来的竟是一个投绑布条、身穿和服、手执武士刀的男子。男子开口便以闽南语大喝：“里头都是台湾人吗？”

冯毓嵩跟母亲吓得半死，幸好隔壁的几位本地大妈及时出现，回话给持武士刀的男子：“这里只有台湾人！”才终于化险为夷。

冯毓嵩跟母亲在塌塌米下躲了几夜，最后才在大妈的帮助下搭上军车，一路直奔台北中山堂。到中山堂后，这里已满是前来避难的公教人员与眷属，大家的家当早就顾不上，只能拿着临时分发的毛毯脸盆，狼狈异常。冯毓嵩的堂哥也被打得半死，但还好捡回了一条命。

已经80岁的冯毓嵩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拿着武士刀的男子，他说：“难道我不是二二八的受害者吗？”

亲历二二八事件的冯毓嵩，其父时任新竹县民政局局长，官舍后被捣毁一空

分散于台湾各个生产事业单位的外省人只能在危机中自求多福。胡文鼎惊奇地发现，上头命令要如期完成织造夏服的工作，他的台湾同事们一接到通知，就全部回到工厂，继续生产，根本不顾危险。胡文鼎感叹他们的精神，真是“以厂为家”：

有几位因事变受伤的职员，竟是由几位女工友不顾暴徒的威吓，每日在战斗状态的境况中，冒着危险往来看护至完全健愈出院而后止的。

只有十几个枪兵保护的被服厂，就这样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8日傍晚，台北市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场大雨，改变了二二八事件中许多人的命运。

雨中，台湾电力公司的本省籍科长蔡瑞唐由办公室后门而出，与两位同事快步而行。突然，路旁有人用闽南语大声问道：“你们是谁，去哪里？总经理在里面吗？”

蔡瑞唐赶紧用闽南语回答：“有人打电话来，打雷停电了，我们要去抢修，雨下那么大，你看我们还穿着雨鞋，要去拿工具呢。”这才被放行。其实他身边的两个人，正是台电两位外省籍重要干部—协理黄辉与处长孙运璇。

黄、孙紧跟着蔡瑞唐进屋，这时敲门声大作，一开门，陌生男子便威胁蔡瑞唐：“你要不要命！”蔡瑞唐掏出钞票陪笑脸：“我请两个长官来家里吃饭，请多多包涵。”这才化险为夷。

为怕秘密外泄，蔡瑞唐把小孩关到后面的房间，门窗紧闭，以免遭遇不测。就这样，黄、孙在这里躲了整整一个星期。

台湾电力公司二二八事变公私损失调查表

曾赴美考察学习的孙运璇，一心以科学报效国家，曾在短时间内抢修台湾电力，让台湾重现光明。

他看到街上遇见外省人就打的情形，十分痛心。当时台湾还有一部分日本人尚未遣返，他们看到光复不久的台湾又闹了起来，不免暗暗称快，甚至有人穿上和服，大摇大摆上街。

孙运璇日记中写道：“尤其是令日人看见我们自己火并，更觉难堪。”事件中的陈仪，深恶日本人此种作风，在事件结束后，下令遣返所有日本人员，以免夜长梦多。

之后，孙运璇不仅对于台湾的电力发展贡献良多，20世纪 70年代开始，他更成为台湾发展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最主要推手之一。蔡瑞唐常常告诉女儿，托了老天下大雨的福气，没有发生血光之灾，才让台湾的电力与发展能够蓬勃不息。

就在孙运璇避难时，几位台湾大学的学生听闻消息称，有军人用机枪扫射民众——实际上，流言并不确实——便决定要攻击位于士林的一处弹药库，夺取枪支。一场突然大雨，浇熄了他们的计划。当事人事后回想，若真的干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二二八事件孙运璇日记

二二八事件当中，共收缴了轻机枪55挺、步枪1591支、军刀1905把、步枪弹2万余发。幸而当时军械、弹药多半分开储放，损失减少。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果敢独断，坚拒交出全省最大的凤山五块厝军火库，派兵收复市政府、高雄中学、火车站、炼油厂等要地，使危机未能进一步扩大。

街面到处见血，让许多外省人深感性命第一，只求能活着就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于是，当定期往返上海、基隆间的中兴轮在3月5日早上8点，历经重重波折，终于航抵基隆时，这艘两千多吨、能载运千余名乘客的船只，就成为许多外省人眼中的救命曙光。

此时，基隆也已是一片混乱。岸上，有人传言中兴轮上载了部队，于是威胁船只不可靠岸。船长陈锡球反复解释，船上只有旅客、货物，还有台湾银行托运的钞票，最后只有钞票被放行。而上岸买菜的船员被抢劫，听说登岸的旅客也被打，甚至致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兴公司驻台人员第二天一早就要求赶紧把船开回上海。风雨交加中，300余位外省籍的男女老幼，哀求陈锡球把他们载回上海，甚至当场跪下。

逃难者说，早在2月27日晚上，基隆大世界戏院的门口就站了几十号台湾本省人，一一检查观众，只要不会说闽南语、日语的，就是拳打脚踢，甚至当场打死。医院也不敢收治外省人，否则就遭报复。

陈锡球见此惨况，实在不忍心，于是答应载着这些孑然一身的民众回到上海。

这些匆匆离开台湾的外省民众，自然不在白崇禧的统计当中，他们的遭遇也从未得到马英九或绿营人士的关心理解。

二二八事件中兴轮登载外省人员

回沪避难报导

陈仪治理台湾，不可谓不花心思。他的行政长官公署前未见卫兵，治台一年后，他命令出版了一系列的台湾建设丛书，分门别类，检讨施政。

《台湾一年来之人事行政》一书指出，日据时代，台湾各机关较为重要的职务全部都由日本人充任，同样的职务，日本人的薪水比台湾人多上百分之五六十，显然非常不公平。

陈仪并无排斥台湾人进入公务体系的念头。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光复1年后，担任委任职以上的台湾同胞达1.4万余人，比例较光复前增加了6倍以上。陈仪开办训练，希望让更多中等以上学历的台湾民众了解相关法规制度，未来建设台湾。

陈仪在台受降，1945年10月25日

但在市井传言与媒体上，许多台湾人指证历历，日本人走了，却换外省人当家，台湾人出不了头。台湾由原本日本殖民地，负责提供食粮原料和进军南洋的基地角色，一夕之间成为中国的一个海上省份，角色变化巨大。

原本依靠日本供应链提供的农业肥料等物资，更顿时断绝，不少战后失业的台湾年轻人等不及陈仪的建设宏图。

他们眼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外省人，不可能是什么好人，陈仪开放了媒体，开办了选举，却总是成为政坛与舆论的箭靶。

而二二八事件，更涉及了复杂的国际因素。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国务院内部就有反对将台湾交还中国的声音，他们更希望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托管地，甚而美国的一部分。

尽管中国艰苦抗战，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确认光复台湾。然而，二二八事件当中，陈仪处置失当，台湾与大陆之间一度航运中断、电讯不灵，无疑意味着中国对于台湾的治理陷入危机。

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上，于右任等中央大员对于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感到极为不满。他们最担心的是外人借题发挥，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或“联合国托管论”再度被端上台面。

中国，不能再一次失去台湾！

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原本已决定接防台湾的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迅速开往台湾。蒋介石并委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赴台，稳定局势。白崇禧的对外发言饶富深意：“派兵系国防问题，保证政府不致以武力处理台变。”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实则肩负着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任。

蒋介石严令陈仪禁止军政人员报复手令

1947年3月13日

蒋介石一向对陈仪极为尊重，他曾在抗战胜利后，赋予陈仪在台湾指挥所有中央驻台人员的大权。

但此时面对国内外局势焦头烂额，物价飞涨，他一反常态，发出了口吻严厉的手令：“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

今日在台湾，谈及二二八事件，绿营每每用“屠杀”、“大屠杀”一类的夸张字眼形容。事实上，申请死亡赔偿者，仅有不到700人，而当中的情况复杂，更非“无辜受害”四字可以概括。

二二八事件中的外省人，被殴打，甚至致死的遭遇长期被遗忘忽视。救助他们的本省同胞占了台湾民众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善心和义举，更被漠视与遗忘。

二二八事件后，陈仪提出，本想要将义务教育由6年延长为9年，可惜来不及完成了。历劫余生的王康坐在台下看着陈仪，感觉也五味杂陈。若陈仪不将大部分驻军调走，或是能够在事件爆发时更审慎处理，是否可以避免悲剧呢？

胡文鼎回到了上海，在联勤沪西被服厂继续任职。他欣慰地发现，单位里管理改善，工厂逐渐上轨道，工作的气氛与效率也不亚于台湾了。

但他始终难忘二二八事件前后的经历，特别在纪念册上，专文写下对台湾的美好印象。

帮助黄辉、孙运璇的蔡瑞唐，于事件后突然被带走盘查，甚至险些被处决。当时这类情事多因单位内部的权力纠纷而起，主要是恶意举报，借刀杀人，幸而黄辉等立刻前往长官公署解释担保，才未造成憾事。

黄辉、孙运璇、蔡瑞唐，继续为台湾的电力事业而奔波全岛，成为合作无间的终身挚友。蔡瑞唐的女儿出嫁时，孙夫人更亲自看着她出嫁，让她感动有加。

有人曾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对于亲历二二八事件，生死交关的外省同胞来说，那些在黑暗中伸出双手的台湾同胞，真是把自己当成至亲家人，他们的淳良与勇气不负宝岛的美名。

毕生努力让中国人昂首阔步、立于世界的孙运璇，曾这样回顾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历史上的不幸，对于本省、外省受害同胞的家属，我们应该多帮他们的忙，给他们安慰，绝不能蓄意扩大省籍与族群间的冲突，也不要再算细账，要忘掉省籍，搞省籍只会打击我们自己。

诚哉斯言！

编辑说明

校对 / 欧皇喵

封面 / 姜博约

排版 /火车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