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男子，曰尾生。他因遵守对一个美女的信诺，被洪水淹死。
在古代，有人骂他愚蠢，也有人赞美他是守信的伟人。
尾生之事，出于《庄子》。《庄子·盗跖》云：“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话翻译为：帅哥尾生与美女约会，地点是在桥梁之下，相对比较私密。尾生早早来到，等候了很久，美女还没来，忽然暴发洪水，尾生坚守桥下之约定，于是抱桥柱不愿离开，滔滔的洪水从他的头部呼啸而去，最后尾生被淹死了。
后人用“尾生抱柱”比喻坚守信约。历代都有人赞美尾生，如《国策·燕策一》云：“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也。” 如宋人梅尧臣《泊姑熟江口邀刁景纯相见（时陈州晏相公辟）》云：“尾生信女子，抱柱死不疑。吾与丞相约，安得不顾期。徘徊大江侧，念此亲相知。欲留时已晚，欲去情难持。引领望轩车，岂能慰我思。愿闻下士礼，无曰屈非宜。”如明人陈子升《咏尾生》云：“浮云无特操，皦日中自持。尾生赴梁下，誓从女子期。敢谓断金谬，鸐立俟音仪。不惜久延伫，所嗟子不来。水盈何漫漫，身复安所之。人生不失信，之死甘若饴。梁柱有坚心，悠悠使我思。”
信，确实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要坚守信约；在什么情况下，不必坚守信约，这是伦理学家研究的课题。应当说，坚守信约，是有条件的。条件不足，可以不守信约。应当坚守信约，却背信弃义，会遭遇惩罚；可以不坚守信约，却坚守信约，可能会被赞美。
尾生遇到的情况，是遭遇不可预计的生命危险，需要“紧急避险”，可以采取“权变”，离开桥下，不坚守信约。况且，尾生在概念上严格区分了“桥下”的范畴，不肯悖离此概念的界定。
对于一个有“正义”建制的社会，应当人人遵守“信约”。只有遭遇“正义”的限度之外，可以不遵守“信约”。尾生之事，在逻辑上、常情上是可以放弃“信约”的。尾生如此执着，可以判断为其本身违背了“义”。
在“正义”的条件具足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尾生这样的人。因为背信弃义一直是几千年来的常态。尾生“事天”，有天职，只听从“上天”的命令，视“信约”高于生命，理应放弃“信约”而不愿意放弃“信约”，这是崇高伟大的人格，具有神圣性。
尾生的悲剧价值，昭示了“信约”高于生命，是污浊之世的一股清流，可以在与无数人背信弃义的对比之中开显出“正义”的“真谛”，有拨乱反正的积极意义。
建立“正义”的建制之后，有了一个“天”，人人都要遵从“天命”，坚守“信约”。这是理想状态。现实社会，人“不均”，“天”不均，使得许多人更乐意选择背信弃义。
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看，坚守“信约”，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得每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人不坚守“信约”，人人利益受损。可是，要有一个条件：人人都遵守。否则，遵守的人吃亏，不遵守的人暂时得利。因为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使得人人都犹豫不决，是坚守“信约”，还是不坚守“信约”？而人是一架有障碍（破烂）机器，大脑的驱动程序往往选择短期性的暂时得利，喜欢投机取巧，走捷径。这个时候，需要有惩罚。也就是说，对不坚守“信约”的人实施惩罚。通过惩罚，捍卫“正义”，维持秩序，以求让人人遵守“信约”。
古代，监察制度不发达，许多人逃脱了惩罚。因此，古人发明了“天神”惩罚，又讲因果报应，每天日课“功过格”，向上天述职。在现代，监控技术如此发达，基本上没人可以逃脱惩罚了。
于今日而言，“天神”、因果报应还有价值吗？当然还是有价值，其对于心意也有制裁作用。普通老百姓，有“天职”，也还是可以继续学习“功过格”，向“上天”述职。
不管如何，即使在今日，仍然是需要尾生的，他是一个伟大崇高的人。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阙一庐
辛丑正月二十一
西历2021年3月4日
《王船山语要》第1版
《王船山语要》，黄守愚主编，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2020年1月第2版。当当网有售。